三

一九九九年始，我開始上礦山，天南海北，漠野長風，像一隻鳥，蹤影無定。有些時候，一年和母親見一兩次麵，有時終年漂**，一年也見不著一次，甚至有時忘了她的樣子，但一直記得她說的張瞎子說的話。

一轉眼，我四十歲了。

四十歲那年，我在薩爾托海，百裏無人煙，隻有戈壁茫茫。放牛放羊的哈薩克族人，有時放丟了牲口，騎著馬或摩托車呼嘯而來，或呼嘯而過。

這裏是一座金礦，規模不大也不小，有三口豎井，百十號工人。我是這百十號人裏的一員，像一隻土撥鼠，每天地上地下來回。

母親知道我在世上，但不知道我在哪條路上。我經常換手機號碼，她也許記得我的號碼，但沒什麽用，這裏不通信號。母親的床頭是一片白石灰牆，上麵用鉛筆記滿了兒子們的電話號碼，哪一個打不通了、作廢了，就打一個叉，新號碼再添上去。這些號碼組成了一幅動態地圖，她像將軍俯瞰作戰沙盤，因此懂得了山川萬裏、風物人煙，仿佛她一個人到了四個兒子所到過的所有地方。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對她講過，當然也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母親的地圖雖詳細，這樣的情節也不可能顯現。

這一年，我得了病——頸椎病。最顯著的症狀是雙手無力，後來發展到雙腿也沒了力氣，如果跑得快點兒，會自己摔倒。我後來知道是椎管變細，神經受壓。

我的工作搭檔是一個老頭，別人叫他老黃，那時已經六十歲了，模樣比六十歲還要老，掉光了牙齒，禿頭上圍一圈白發，又高又瘦。他年輕時在國營礦上幹過爆破。他不是退休了，是下崗了，因為老了。

那一天，我清晰地記得是九月初。胡天八月亂飛雪，薩爾托海倒是沒有飛雪，但空氣比飛雪還冷，戈壁灘上的駱駝草已經幹枯了，一叢一叢的，風吹草動，仿佛蹲著一些人在那裏抽煙，那煙就是一股股風吹起來的黃塵。

我和老黃穿成了稻草人，因為井下更冷，風鑽吐出的氣流能透人的骨頭。這一天，我們打了八十個孔，就是八十個炮。老板很少下井，但他會聽炮聲，一邊打著牌，一邊數炮。

進出的通道是一口豎井，原來用作通風的天井，八九十度，僅容一人轉身。豎井裏一條大繩，十架鐵梯子。打完了炮孔，裝好了炸藥，我說：“黃師傅，你先上，我點炮。”那時用的還是需要人工點燃的導火索。每次都是老黃先撤，我點炮，畢竟我年輕一些。

點完了八十個導火索頭，我跑到采區盡頭，抓住繩頭往上攀，可任我用盡了所有力氣往上爬，怎麽也夠不著梯子。腳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導火索刺刺冒著白煙，它們一部分就在我的腳下，整個采場仿佛雲海，我知道它們中的一部分馬上要炸響了。

這時候，我看到地上有一根折斷的釺杆，它插在亂石堆裏，同時，我也看見繩頭下的岩壁上有一個鑽孔，那是爆破不徹底留下的殘物。我快速抓起釺杆，插進殘孔，爬了上來。剛到天井口，炮在下麵接二連三炸開來。

我對母親講過無數礦山故事，我的語氣、神采帶她到過重重山迢迢路，但這一截路程隻屬於我一個人。

四十五歲，我因為一場頸椎手術，離開了礦山，開始另一種同樣沒有盡頭的生活。比她跑七十裏路，測卦來的“出頭”之日，晚了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