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中畢業那年，我十五歲。我個子長得快，儼然一個成人，隻是還沒有喉結，說話聲音有些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長出喉結，聲音還是弱，不知道這是為什麽。我媽說，長得太快，飯沒跟上。那時候已經包產到戶，農村正經曆千年未有的大變革。聽老師說，我考上了高中。高中需要生活費和學雜費，對於家裏來說，這是一筆陡增的費用。父親給人打一天家具才兩元工錢。我就跟著割漆工去割漆。千裏外的人都來割漆，我沒有理由不去割。聽說漆匠的收入是木匠的四五倍，如果運氣好，一季下來能掙幾百。

時間好像是六月，或者是七月，那時候的暑假特別長，長得一個暑假要理三四回光頭，到開學時頭發又老長了。這時候，土地包產到了戶，山林也包產到了戶，不能隨便割了，割漆要到很遠的高山上。那地方，鳥都飛得累，人們也懶得管。這一年的割漆人來自達州，長大後我才知道那是一個靠近陝西安康的地方。他們一共十五個人，加上我，十六個人，十四男，兩女。生產隊長給割漆的領頭人說：“把這娃給我帶上，好好教教他。”因為我的身體優勢，因為山林“地主”之利，我跳過了學徒期，一入行就是工匠待遇。那時候，也沒有割漆人付山林承租費之說，掙多少就能落多少。

大家選擇割漆的地方叫小溝，其實可不小，從坡底喊一嗓子，山頂聽不見。說音傳十裏，可見這地方並不止十裏方圓。這片地方一直存在爭議，峽河鄉說是屬於自己的地盤，另一個鄉說是屬於他們的地盤。在山林不值錢的時光裏，屬於誰不屬於誰並不重要。十年後，西部開發，山林開放，有了經濟價值，雙方為這片山地打了八年官司，打到都傾家**產時，法院說，別再打了，你們五五分。結果就一方一半了。

大家選了一片開闊的地方駐紮下來，旁邊有一汪泉眼，汪起一個小潭，那是野豬們喝水打滾兒的地方，現在它屬於我們了。還有一個原因，漆沾到了肉上，會發燒發燙，在沒有潰爛之前，浸在水裏，泉水冰涼，比什麽藥都強。這是大家告訴我的方法。之後，我看見一些胳膊腫得通紅的人，把胳膊浸在水裏，從早上浸到下午，撈出來，像半蔫的老黃瓜，真的不紅了。

男人們的名字烏七八糟，差不多我都忘了。兩個女人我記得，因為名字都簡單，一個叫玲，一個叫紅。玲專門負責做飯，紅和我們一道爬樹割漆。一個生猛，一個文弱，如果打架，估計玲能打倒兩個紅。到吃飯時，玲那一嗓子，比男人都有力氣。聲音打著旋兒，在遠遠的山崖上撞出回音。她的丈夫張昆林是隊伍裏個頭兒最高的，有一縷小胡須，也是最俊的一個男人。

在山外，此時差不多正是花盡果圓，小溝裏樹木遮天蔽日，地上正開著一片一片說不上名字的野花，有的三五朵，有的連綴成一大片，品類各不相同，它們的香氣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花香與不同的樹味糾合在一起，共同組成了山林的味道。這味道，說不出來。它與每天早晨的山霧一起升騰，日落時，又隨著夜氣回來了，與那些沒有升騰盡的味道糾合在一塊兒，讓夜晚漫長而迷醉。

每天早晨天剛亮，大家都要起來爬樹。一夜間，漆繭該滿了，漆口需要再加一刀。我們林鳥一樣散落在茫茫樹林間，彼此很近又很遠。霧在大家頭上縈繞、穿流、湧**，向天空上漫遊。紅穿著一身紅衣褲，鬆鼠一樣，一會兒在這棵樹上，一會兒在另一棵樹上，一會兒在樹頂，一會兒在樹腰。男人們倒顯得笨拙許多。若幹年後，我經過克拉瑪依油田時，看見工人們都穿著一身紅衣，款式與顏色和紅的一模一樣。我當時猜想，紅的某個親人當年一定在油田工作過。

玲收拾完了鍋灶也割漆。她胖，上不了高樹，就在樹低處開刀，張昆林上了高處，就把低處的空白樹幹留給她。玲手臂上沾了漆，怎麽也洗不掉，像被文了墨畫。我看見張昆林幾次用刀給她刮。漆斑刮下去，刮出一片紅來，張昆林在上麵咬一口，再吹一口氣。玲見縫插針地做割漆工，一方麵是多掙錢，一方麵也是活路的需要。從初夏到秋天，割漆的好季節滿打滿算四五個月，一麵坡的漆樹沒有割完，實在可惜。割漆人漂萍一樣，而明年能不能再來，隻有天知道。所以大家都把活兒趕得很緊，恨不得一個時辰當一天用。

割漆的活兒，最難的不是給樹開口和加刀，而是收繭，即把漆汁收回來的過程。漆繭密密麻麻，像樹葉一樣層層疊疊，要一片片摘下來，把漆汁收在桶裏。漆汁有幹有稀，但都要用一支竹片來剝離剔淨，這個過程中雙手時時離開樹幹，全憑兩隻腳平衡身體，避免掉落下來，經常需要用一條腿繞住樹幹。在收繭剝漆的過程中，難免會有漆汁灑潑到身體上。大家衣服上、手上都布滿了漆斑，浸了漆毒的皮膚腫起來，消下去，循環往複。

割漆隊伍分工明確，開口工、收繭工、煮飯人、采購人、售漆人。各有各的任務，各有各的責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售漆人負責出售生漆和收款。割出再多的漆，沒有銷路，賣不上好價，也是白搭，售漆人的能力與門路顯得非常重要，雖然生漆從來不愁賣。割漆的隊伍也各有各的銷售門道，收益卻有著很大的差別。胖胖的老黃是我們這支隊伍專門負責賣漆的人，他不幹活兒，專門負責後勤供給，一副小背頭，很有氣勢。他將漆賣給福建人，福建人在西安接貨、付現。這是他打交道好多年的客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