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底的一個下午，一個黑衣女人來到精神科，點名要找我。
四點多，我剛走到心理測量室門口，女人就趕緊站起身，朝我走過來，她穿黑色職業套裝，短發吹得很有型，圓臉上有一雙大眼睛，眼線清晰，眉形利索，嘴上還抹了口紅，“陳醫生回來了，忙吧？辛苦辛苦。”她跟我客套著，渾身透出一股職業女性的幹練勁。我有點臉盲，一時沒有認出她是誰。
“發際線。”她看我一臉茫然又尷尬的樣子，笑著提醒。我立刻想了起來，半年前，我確實在醫院的急診室裏見過她。但我又有點恍惚，拚命回想記憶中那個躺在急診室**，蜷縮成一團的女人——和眼前這個看上去精明強幹的女人簡直就是兩個人。
雖然半年過去了，但這個女人的名字和職業我還記得很清楚。王娜，本地一家奢侈品店的店長。光看外表你絕對想不到，這個看起來就很厲害的女人竟然被男人情感操控了十幾年。
“陳醫生，我知道我應該掛號，但他們說你不出門診。我就自己跑到病房來了。”王娜解釋完自己突然出現的原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眼睛彎彎的，很可愛。不得不說，做銷售的王娜有一套自己的交際方法，能迅速跟人拉近距離。明明我們隻見過一次，但她跨過門診直接來病房找我，卻沒讓我感到突兀。作為精神科醫生，我經常被病人邀請到他們心理的“後台”去看人生。不論站在我麵前的人看起來多麽光鮮靚麗，他們背後總有不為人知的一麵，大多數“舞台表演”非常精彩的人，後台往往都是亂七八糟，甚至一片狼藉。作為奢侈品店店長的王娜也一樣，她說：“有些話，我不知道跟誰說，我知道自己很傻。”
那天心理谘詢室被占用，我把王娜帶進醫生休息室裏。我知道，王娜接下來要說的話可能不曾對任何人說起過。
白天，醫生休息室裏很安靜，也很安全。窗簾總是半拉著，光線略顯昏暗。我把唯一的椅子讓給王娜，自己坐在對麵的**。王娜一坐下來，肩膀先垮了，眉頭緊皺。有好幾次，王娜張開嘴，卻什麽話也沒說出來。看樣子，她要說的話似乎真的有些難以啟齒。我等了很久，然後站起來說：“我先出去忙一會兒，你想好了再告訴我吧。”王娜急了，她終於開口：“我前夫回來找我了。他說對不起我，隻愛我。他被那個女人騙了錢，要我看在十多年的感情上，原諒他。”王娜的語氣裏全是自嘲。
這讓我回憶起半年前，我們在急診室初見的情形。
01
2015年11月，我在急診室裏第一次見到王娜，她正蜷縮在一張病**，臉色蒼白、眼神空洞，精神還有些恍惚。她的病床邊站著另一個打扮精致的中年女人，她向我講述了當天早些時候王娜的“詭異行為”。
女人說自己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王娜偶爾會去她店裏做美容。那天一大早，王娜就去店裏，要求做發際線上移。“她要做成清朝阿哥那個樣子。”
女老板一臉的不可思議。
雖然此時此刻躺在病**的王娜頭發淩亂，但仔細看，王娜絕對是個美女，她的眉毛和眼線都是精心文過的。隻是這種精致似乎並沒有持續下去，她的新眉毛已經長出來了，眉尾像新樹枝上搭著一截枯樹杈。看得出她已經很久沒有修過眉了。
美容店的女老板聽王娜說要剃頭，覺得她肯定是遇到事了，於是道：“這事你回去再想想。”誰知王娜一把抓住她的手，開始哀求，“姐，咱們相處這麽多年了，求你幫我這一次吧。你不幫我，我就完了。”王娜開始哭，說隻有提高自己的發際線，她才能過這一關。老板勸王娜回家，可王娜的哭喊聲越來越大，不僅影響了店裏的生意，還吸引了很多路人看熱鬧。老板一邊掙脫王娜的手，一邊示意店員報警。這時候，歇斯底裏的王娜突然暈了過去。後來被送到我們醫院急診。
急診醫生說，王娜暈倒是情緒激動導致的。在我們醫院，如果遇到患者的言行難以理解，會請精神科會診。那天，是我趕到了急診處，搬了張凳子坐在王娜床頭，看著她，說：“我姓陳，你願意跟我說說發生了什麽嗎？”
在那個遮擋簾隔起來的狹小空間裏，我平靜地看著王娜。王娜的眼神雖然渙散，但不抗拒，也沒有躲開。我判斷，她有傾訴欲望。
果然，王娜掙紮著從病**坐起來，說昨天晚上，她發現自己老公和別的女人出軌了，她無法麵對，就一個人在街上遊**。直到遇到一個算命的，那人告訴她，提高發際線可以轉運。
“為什麽你發現他和別人在一起不罵他呢？”我問。“我們離婚了啊！”我以為王娜是離婚之後還放不下，可她卻說：“我們是假離婚。”
2014年，王娜的老公準備買房。他說王娜的信用卡有逾期記錄不能貸款。隻要假離婚，他就可以拿到利率很低的貸款。兩人就離了婚，買了房，王娜還幫“前夫”還貸。可前夫貸款拿到後，兩人卻沒有再複婚。
半年前，前夫在她剛出院時找到了她，提出複婚，但倆人結婚證還沒領，他又讓王娜出去借錢。再近一段時間，前夫又說他生意上周轉需要錢，讓王娜向親戚朋友借，加起來共有十多萬。直到昨晚，王娜親眼看到前夫和別的女人在一起，她才反應過來——“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發現丈夫出軌、騙錢，但她並不打算追究。“婚都離了，沒辦法追究。”王娜說。
聽了她的事，我心裏有了判斷：30多歲的王娜是主動變成“傻子”讓前夫騙的。很多成年人的人格並不完整，比如深陷PUA騙局裏的人。在他們的世界裏，如果保持清醒不能幫助他們維持一段關係，那他們就會選擇主動變成“傻瓜”。“壞的關係也好過沒有關係。”——有時候人太害怕失去了。
離開的時候，我給王娜留了自己的工作電話。但我從沒想過，半年後，她會真的來精神科找我。這次她真的病了。
02
“陳醫生，我吃了兩個多月藥。”找到我的這天，王娜下了很大的決心才說出口。王娜的抑鬱也和前夫有關。前夫最近一次找王娜借錢，王娜沒臉再找別人要了，她就用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十萬給前夫。結果，前夫還跟那個女人混在一起。
得知王娜再次複合被騙，我感覺自己的脖子好像被人卡住了一樣，堵得慌。如果一個人願意傻，願意被人騙，真的連老天也救不了。不過這次王娜清醒了一些，她憑著轉賬記錄向前夫要回了一些錢。但之後她就一直睡不著了，還容易早醒。
我一邊聽王娜說自己的病情，一邊從對麵觀察她。王娜穿著黑色職業裝，但左手腕上卻戴著一些裝飾手鏈，看上去有些不搭。憑著過去的經驗，我趁她不注意，突然抓住了她的左手，接著，迅速擼起了王娜的袖子。王娜皮膚很白，胳膊上卻密密麻麻布滿了傷痕。那些新割的傷口像翻開的嘴唇，在白皮膚的襯托下，格外鮮紅。有些舊傷已經愈合了，隻留下一條條蚯蚓似的白線，有的位置甚至留下了縫針的痕跡，應該是割得太深了。割腕通常是死不了人的，隻是一種自殺的姿態。王娜自殺自殘，也不是真心想死，是想折磨自己。
“我想來找你看病，可以嗎？之前那個醫生不跟我說話，每次去都隻是開藥。”王娜看著我說，抱怨起之前的精神科某醫生態度冷漠。我可以理解這位同行，我也不喜歡出門診，診室通常很狹小，很多人擠在一起，根本沒時間聽患者講話。醫生隻能抓住主要症狀問一下就倉促開藥，像流水線上的機器。
我願意接診王娜，但沒有立刻答應她，“還割腕嗎？”我跟她談起了條件。
“不了，盡量不。”王娜認真地答，“不過有時候，我看到那個刀，就覺得很可愛。”
就這樣，抑鬱症患者王娜成了“我的患者”。她每月一次複診，總會提前跟我商量時間，再趁著我夜班或者不忙的時候來。王娜喜歡待在安全舒適的診室裏，多跟我說會兒話。即使每個月隻來一次，王娜還是迅速和精神科的醫生護士打成了一片。有幾次我在辦公室裏下醫囑，王娜在一邊等，她沒事做，就跟我的師姐們閑聊，討論著各種大品牌的口紅色號。說起口紅，王娜的臉上就洋溢起自信的光。她兜裏經常裝著好幾款口紅，說到興奮處，還會熱情地握住我師姐的手，在師姐的手背上試色，給師姐講解、推薦。每到這種時候，王娜說起話來就變得條理清晰，專業又有感染力，時不時還很幽默。如果不是在精神科病房，你可能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抑鬱到要自殺的患者。
03
“隻有我還有一絲力氣，就會在人前強顏歡笑。”很多抑鬱症患者都跟我說過類似的話。每次在心理谘詢室裏，隻要我看到王娜的肩膀垮下來，就知道她有一些自己的事想要講給我聽。有一次，我問王娜，她父母怎麽看她一而再再而三被前夫騙的事？王娜說她媽媽身體不好，沒敢告訴她媽媽。
“你爸呢？”“死了。”王娜語速很快，聲音裏沒有一絲波瀾。可我立即意識到，自己應該抓住這些被王娜輕易略過的東西。作為精神科醫生，我發現，人越是講痛苦的事情越會輕描淡寫，甚至有很多人會笑著講出來。比如一個患抑鬱症的女人，她介紹自己晚上睡不著覺的問題，能絮絮叨叨說上十分鍾，但她被老公家暴十幾年，問她這十幾年遭受的折磨，她隻能對我說出三個字——“他打我。”
心理學的書上說，這個症狀是：分不清主次。可我卻覺得，真正的原因是這些人不想再麵對那些痛苦。回憶和講述意味著要再經曆一次痛苦，他們隻希望快進、快進、趕緊跳過去。王娜也試圖在我麵前快進，甚至掩藏那些和她爸爸有關的記憶，但還是被我問了出來。
王娜的姥爺是本地為數不多的有錢人，在80年代的時候，他就開了一家很大的飯店，市裏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王娜的媽媽是家裏的小女兒，從小就得到父親的偏愛，哪怕是困難時期，她也有零食吃。但王娜的爸爸年輕時是個工人，背地裏還打架、賭博，是個不務正業的小混混。當年，為了阻止女兒和小混混談戀愛，姥爺曾把王娜的媽媽關在屋裏不準出去。可在那個年代，王娜的媽媽未婚先孕了。姥爺沒辦法，隻能同意他們結婚。
婚前，王娜的媽媽在家裏沒做過一頓飯，沒洗過一次衣服。婚後的生活並沒有她想象中幸福，王娜爸爸的惡習一點沒改，甚至還動手打她。在王娜三四歲的時候，父母離婚了。因為爸爸是家裏的獨子，所以奶奶硬把王娜要了去，可奶奶身體不好，沒多久就去世了。奶奶去世後，爸爸抱著王娜進了一棟老樓。這裏是王娜媽媽的住處。爸爸把王娜放在前妻的家門口就走了。
這一天，在王娜的童年記憶裏非常清晰。即使是白天，老樓的樓道裏也很暗，王娜的周圍全是黑的。她站在門口敲門，一直敲，沒人開。最後她站累了，就抱著膝蓋，背靠著門坐下。不知道過了多久，王娜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這個小孩是誰？”一個叔叔跟在她媽媽的身後，然後他把小王娜抱進了屋。“這個小孩是誰？”這句話像敲進了王娜的靈魂。哪怕長大成人後，她還是無數次地問自己：“我是誰？”
在童年，王娜“丟了”自己。
04
過了很久，王娜才知道，爸爸拋下她之前，曾經提前給媽媽打過電話。“你要走了就要管到底，現在還給我算什麽事？我也不要。”媽媽說。那時候，王娜的媽媽已經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關於媽媽，王娜說：“媽媽不打我，但也很少抱我，我從來不想她。”王娜就像一隻皮球，滾到了姥爺的身邊。姥爺寵愛王娜，經常把她扛在肩膀上玩。王娜說，那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記憶。姥姥很早就去世了，家裏的保姆負責照顧祖孫倆。保姆成了王娜心裏比媽媽還要親近的女人。
王娜上小學的時候姥爺也去世了。因為沒人照顧，媽媽把她送進了一所寄宿學校讀書。小時候的王娜體形偏胖，生活能力很差，在寢室裏總被人看不起，同學酸酸地說她是嬌小姐，爭相模仿她幹活時笨拙的樣子。聽見別人嘲笑自己，王娜上去就揍，打架太多，王娜成了“問題少女”。學生時代，王娜幾乎沒有朋友，到了高中，她在玩網絡遊戲的時候結識了一個男孩，是職高的學生。在遊戲裏，這個男孩總在緊要的關頭“救”她，他們在遊戲裏戀愛了。後來，這個男孩在遊戲裏向王娜求婚。
虛擬世界裏的一場遊戲讓王娜產生了從未有過的依戀。第一次線下見麵，王娜就發現，這個男孩長得有點像那個抱起她問“這個小孩是誰？”的叔叔。男孩給王娜買了杯奶茶，王娜感覺到了久違的溫暖。她迷戀這種溫暖——王娜心中的小女孩被喚醒了。後來，這個男孩就成了王娜的丈夫，再後來又變成了前夫。但在我們多次的談話中，王娜竟從沒有跟我說過這個男孩的名字。我更加確定，王娜是主動把自己變成傻瓜的。
這麽多年，男孩的缺點其實早就暴露了。職高畢業後，男孩去網吧當網管，但他情緒不穩定，經常撒謊，王娜都忍讓了。直到有一次，她撞見男孩和別的女孩在網吧親昵。王娜提了分手，立即去上海投奔舅舅。可沒過多久，男孩又追到上海求王娜。王娜心軟，原諒了他。王娜第一次無原則地退讓後，男孩越發放縱了。高中時期沉迷的那款網絡遊戲，王娜早就不玩了。可她和前夫的關係還是像當年兩人一起打遊戲一樣，無數次地game over and start again（遊戲結束，重新開始）。
05
隨著王娜複診次數的增多，精神科的醫生護士們早就不把王娜當外人了。王娜徹底放開自己，她再說自己的故事也不瞞著科室裏的其他人了。每個月，我也在隱隱期盼著王娜給我打來預約電話。
過年的時候，王娜因為業績好，獲得了去歐洲旅遊的獎勵。回來的時候，王娜顯得特別興奮：“我可以開始減藥了嗎，陳醫生？”王娜告訴我，那天，她躺在一個教堂前的大草地上，望著湛藍的天空，她感受到了溫暖的陽光灑在她身上。她說自己仿佛看到了那個一直抱著膝蓋，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女孩脫離了王娜的身體，一點點地站起來，微笑著，慢慢飛走了。她心裏想，這個孩子是誰呀？“我是王娜啊！”她像是突然反應過來。王娜說，那一刻，她淚流滿麵，“我終於不是一個沒人要的孩子了。”她終於知道自己是誰了。
2016年年底，經過治療，王娜的抑鬱症症狀幾乎都沒有了，情緒也在逐漸平穩。一個周四，王娜再次來複查，狀態好了很多。前夫再次來求複合，王娜看著這個男人的“表演”，覺得挺滑稽的，忍不住笑了出來。“我還有事，要去忙了。”她對前夫說。前夫賴掉的那些她向親戚朋友借的錢，王娜靠自己一點點還上了。雖然被這個男人處心積慮騙了多年，但那一刻，王娜說她不恨了。
神奇的是，當王娜真的放下了，前夫也就不再纏著她了。“在某種意義上，愛和恨是一回事，都是濃度很高的情感。真正放下就是和自己的內心和解。”我跟王娜說。“這麽多年，我的情緒終於不會被他帶動了。”王娜感慨，她徹底從那個旋渦裏跳脫了出來。“我才32歲，還有大把的人生。從此以後，我要為自己活。”那天在谘詢室裏，王娜顯得很欣喜。
“為自己而活”，對所有人而言其實都是一件難事。王娜對我越來越敞開，還跟我說了好多新年打算。眼前的王娜，已經和一年多以前逼著美容店老板給她提高發際線的那個她完全不一樣了。我覺得自己或許真的“治愈”了她。
我考慮給王娜減藥了，但王娜卻像是有顧慮，“我不吃藥了還能來看你嗎？我有時候也不想吃藥，但如果我不吃，就不知道用什麽理由來找你了。”王娜說。我笑了：“我又不是藥販子，你想來就來啊！”在我們精神科經常能聽到患者這樣說：“醫生，我病好了還可以來找你嗎？”“醫生，我有時候舍不得好，我覺得好了就不能來找你了……”大概每個人的內心都渴望被傾聽，病人的信任讓我的心裏特別感動。
我和王娜越走越近，連她談戀愛了，都是我觀察發現的。以前王娜來複診，總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她說“黑色顯瘦”。其實衣服的顏色和她的內心黯淡有關。那段時間，我發現王娜的衣服顏色豐富了，妝容精致了，臉上的光也藏不住，整個人都快要飛起來。“是不是談戀愛了？”我問。王娜一下子就笑了。“是我說漏嘴了嗎？”她愉快地承認了。王娜說有個男人正在追她，對她很好，她說：“就是幻想中的那個樣子。”我真心替王娜感到高興，但王娜卻很自卑，她覺得男人條件好，擔心他會嫌棄自己結過婚，她說：“我長得胖，那麽笨……”“你問過他喜歡你什麽嗎？”我問。王娜突然變得有些緊張，她說：“不敢問，我總覺得是假的，我怕我一問，他就說是逗我玩的。”
自打承認了戀愛，三個月內，王娜就再也沒給我打過預約電話，也沒有在精神科出現了。她打電話告訴我：“我已經停藥了。雖然有時候還會情緒波動，但再也沒有想過自殺。”那個男人是個很溫暖的人，對王娜也上心。每次在她情緒波動大的時候，男人就默默地等她的情緒過去。“我終於體會到溫暖的戀愛是多麽美好的一件事了。”王娜說。我在心裏默默祝福王娜，她的日子終於越來越好了。
06
2017年8月，好久不見的王娜突然來精神科找我，神色顯得很著急：“陳醫生，我總是頭疼。有時候看東西很模糊，明明聽到有人說話，但周圍什麽都沒有，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瘋了。”王娜的抑鬱症幾乎已經沒有症狀了，聽她這樣說，我也變得緊張起來。按道理，普通抑鬱症通常不會有幻覺，除非是抑鬱得非常嚴重了。
精神類疾病屬於慢性病，難治、易複發。很多時候，我們好不容易治好了一個患者，人離開科室的時候，真的像重生了一樣，但過不了多久又會被生活打回原形。這曾經讓我產生很多自我懷疑——這樣的努力有用嗎？還是人真的無法與命運抗爭？
王娜住院了，不知道為什麽我總有一種不太好的感覺。診斷精神疾病得先做頭部核磁共振檢查。磁共振預約在三天之後，但我真的是太想知道結果了，就私下找了放射科的同事，把王娜的檢查提前了。“出來之後趕緊告訴我結果，我不想等。”我拜托同事。
那天晚上，同事微信傳來圖片，是腦瘤。我又立即把圖片傳給另一個腦外科的同學，他看了圖片說，這個腦瘤的“位置不好”。“顱中線稍微有點偏移，已經有腦疝的可能，需要盡快手術。”“腦疝”這個詞我並不陌生。大腦因為感染、腫瘤等原因，一部分腦子跑到其他地方占了位置，很容易死人。我感覺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湖底，冰涼冰涼的，後腦勺也在發涼，整個頭都好像縮小了。我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麽樣的方式把這個消息告訴王娜。
第二天，我把報告單拿到病房，王娜躺在**像正在思考著什麽。看樣子，她並不是特別擔心。“這個是腦瘤，位置比較深，最好盡快手術。”我說。王娜比我想象的要平靜很多。她說，來找我之前，她就在網上查過了。雖然知道網上查病不準，但她已經想到了是這個結果。我立即讓王娜去另一家醫院就診。那裏有全省最好的腦外科，還有我的師兄。我擔心王娜掛不上號，又破例把我師兄的電話告訴了她。
可一周後，王娜竟然出現在精神科，又站在了我眼前。“陳醫生，你看我的裙子漂亮嗎？我爸給我買的！”那天，王娜穿了一條新裙子，笑靨如花，很漂亮。我見她這副樣子，眼淚唰的一下就流了下來。
時隔幾十年，王娜媽媽主動聯係前夫，是因為他們共同的女兒生病了。
再次出現在這對母女家門口的時候，這個男人頭發都白了。王娜不敢相信，這個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爸爸送來2000塊錢，他囑咐王娜買點好吃的，就匆匆地走了。看著他的背影，王娜又想到了那段童年的記憶。那天，爸爸把王娜放在媽媽的家門口，走得也很急，他甚至連門都不敢敲。
“你恨他嗎？”我在谘詢室裏問王娜。王娜搖搖頭：“我早就想不起他的樣子了，有時候想起爸爸，心裏出現的是那個抱我進屋的叔叔的樣子。”
拿著爸爸給的2000塊錢，王娜在商場裏逛了很久。她看見一條裙子，正好2000塊，心裏喜歡就買了下來。“我爸給我買的！”她固執地說。小時候，王娜看到別的孩子都有爸爸，她就回家問姥爺，自己的爸爸在哪兒。姥爺的答案永遠隻有一個：“你爸死了。”很久以後，王娜才知道自己的爸爸並沒有死。她見過幾次，一個男人站在遠遠的地方看著她，但從來沒有走近跟她說話。“那就是我爸。”王娜確定。
那天，王娜離開精神科的時候告訴我，下周一她就能住院了，不再是為了治療精神疾病，而是腦瘤。
07
周三的時候，我正好要去那家醫院附近辦事，控製不住自己，我摸到腦外科去看望王娜。王娜經常跟我提起的“那個男人”——他的男友也在病房裏，他陪在王娜的病床邊，倆人正在聊天。為了這次手術，王娜一頭幹練的短發已經被剃光了。她愛美，以光頭見我，顯得有點不好意思。現在回想起來，其實那時候，我應該教王娜一些如何在術前放鬆心情的專業知識，可當時我的心情格外沉重，把一肚子的專業知識全忘了。王娜還反過來安慰我：“陳醫生，想開一點。醫生說5年生存率很高，不用擔心。”
我從病房走出來的時候，外麵的天色已經很暗了，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憤怒。我特別絕望、無力，不知道自己該怎麽辦。生而為人，她太可憐了。過去，每月聽王娜講自已的事，很多事情都與我記憶裏的一些事情高度重合，我有過一種錯覺——王娜不是患者，而是我隔壁班的一個同學，我的朋友，甚至是身邊的一個小姐妹。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裏，我總感覺諸事不順，連呼吸都成了負擔，心裏像堵著什麽東西，我說話變得尖刻，成了一個行走的“炸藥包”。一開始是同事說：“你怎麽回事，頭發幾天沒洗了？”後來是患者說：“陳大夫這兩天不愛說話，晚上也不出去跑步，一回休息室就躺在**，口頭禪也變了……”
那天在辦公室裏，我心煩意亂，再次撕掉了一張寫錯了字的醫囑單。“還是王娜的事嗎？”坐在旁邊的師姐突然問。這個名字出現的時候，我感到臉上一陣濕熱，眼淚已經不受控製地掉了下來，接著，我朝師姐大喊大叫……很明顯，我的狀態已經不適合工作了。作為別人的“情緒垃圾桶”，一名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我抑鬱了。可悲的是，人一旦抑鬱起來，腦子裏有多少專業知識都沒用。我知道自己的下一個去處應該是哪兒——54號診室。
我離開山腳下遺世獨立的二層小樓之後，就轉到了現在這家醫院。這裏很大，是整個地區最大的醫院，大樓很大，分東翼西翼，站在走廊上，一眼望不到盡頭。“54號診室”夾在眾多的專家診室中，毫不起眼——卻是精神科著名專家，我老師坐診的地方。診室隻有十多平方米，但這個房間對我來說，就是子宮一般的存在，隻要進去了，就溫暖了、安全了。畢業7年多，每當我遇到困難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去54號診室，回到老師的身邊。是老師帶我走進精神科這一行的，她是學術權威，卻很少讓人感受到壓迫感。60多歲的年紀，自律、苗條、愛穿連衣裙，讓自己永遠活成了少女，講起話來眼睛永遠溫和地看著你。
有時候，我會自作主張，拎著午飯去和老師一起吃；有時候，我會躺在她診室的檢查**睡個午覺。但無論我什麽時候去，好像都是理所應當的，老師從不過問。再出來，所有的問題都好像自動解決了。我的煩惱似乎並不存在，隻是被一時的情緒蒙住了眼睛罷了。
08
2017年9月11日，一大早，我穿上10年前的白大衣，掛上“實習生”的胸卡，沒有提前打招呼，就出現在了54號診室裏。老師推門進來的時候，腳步明顯停頓了一秒。但她什麽也沒說，就繼續往更衣櫃走去。老師在這十幾平方米的診室裏，見過太多種人生了。無論發生什麽，她都見怪不怪了。老師換好衣服在我旁邊坐下，看了我一眼，沒有一絲客套，問：“今天患者多嗎？”我說多，老師深吸一口氣：“開始幹活吧。”
精神科專家門診，54號診室的燈總是這層樓裏亮到最晚的。很多次我跟隨老師離開的時候，走廊裏已經一個人都沒有了。這個世界上需要被傾聽的人太多了。
關於那天早上，我為什麽會突然出現在她的診室，老師一個字都沒問，仿佛我就應該來似的。待在老師身邊，哪怕我什麽都沒有說，都好像能找回10年前那個義無反顧，選擇精神科作為職業方向的自己。我也常常希望自己的谘詢室可以成為患者們的“54號診室”，變成另一個子宮，讓人感到安全、溫暖。患者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來，開心的時候也可以來。
跟著老師坐診的第三天，堵在我心口的那個東西似乎稍微鬆動了一點。我終於能順暢地呼吸，窗戶外麵的陽光也能灑進來了。那天吃完午飯，我和老師一起散步，突然問她：
“老師，人為什麽活著啊？”“終於憋不住，要說了？”老師看著我笑了。她總是這樣，你不說她永遠不問。
老師認真聽完了王娜的故事，她說：“王娜的前夫多像她爸啊。”我並不關心這些男人，我隻關心王娜：“我想不通為什麽！”王娜好不容易才從抑鬱這條“黑狗”的嘴裏逃出來，現在又被“死神”給盯上了。“王娜那麽努力，為什麽會這樣呢？”我的憤怒裏伴隨著一種無力和悲哀，在命運麵前，人是如此渺小，根本無力反抗。我不知道該把這股悲憤指向誰，就是很生氣。“一個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麽？是來受苦的嗎？”我問老師。那天傍晚，我從王娜的病房裏走出來的時候，就不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麽了。我久久地陷入悲憤的情緒裏，沒辦法走出來。
“人生本來就沒有意義。你賦予它什麽意義，它就是什麽意義。”老師平靜地說。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困惑——我的老師從業幾十年，聽了那麽多人的悲慘故事，她是怎麽消化這些負麵情緒的？“別往心裏去就行。我啥都記不住，左耳朵進右耳朵出。”老師說。我心裏一陣顫動，後來在工作中，我慢慢領悟了老師的這句話。
其實，這就是我們精神科醫生的工作。比如治療抑鬱症，對精神科大夫而言有時就會有很大的創傷。我有一個師妹，剛畢業沒多久，就負責治療一個抑鬱症大姐。師妹做得很不錯，大姐的治療效果也很明顯。大姐出院的那天，給了師妹一個大大的擁抱。師妹特別高興，畢竟擁抱在中國的醫患關係中很少發生。
結果，這個大姐在回家的路上就跳河了。她給家裏人留言說，自己不想再努力了。這件事讓師妹非常受傷，她跑到54號診室，待在老師身邊“治傷”。老師告訴她，我們在對抗的是一個力量比我們大很多的東西。“她走了，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你努力了，你要原諒你自己。”精神科醫生如果真把每個患者的故事都放在心上，那確實太沉了，背不動，也走不遠。
那天中午，我和老師在戶外散步，一直走到午休時間結束。
“明天還來嗎？”老師問我。
“不來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09
後來，我恢複了正常，又可以繼續給其他患者提供治療和幫助了。我沒有再去打聽王娜的情況，不知道過了半年還是一年，在一個會議上，我偶然遇到了那個腦外科的師兄。“你還記得你的那個患者嗎？”師兄說，“她手術之後，很快就沒了……”我心想，記得，當然記得。我了解她的每一段不快樂的過去，知道她聰明外表下一次次的自我欺騙，我更記得她的每一次努力，也喜歡她說出“我終於不是一個沒人要的孩子了”的樣子……人會出現抑鬱可以理解為：心裏有把刀捅向了自己，王娜的抑鬱就是這樣來的。而她的病好轉，是因為她很勇敢地把刀拔了出來——她用父親給的錢給自己買裙子，在病床前接受男友的照顧，不再在意自己不美的樣子。我突然懂了老師說的話：我們在對抗的是一個力量比我們大很多的東西。而王娜很強大，即使在那個力量比我們大很多的東西麵前，她終其一生都是在抗爭的。
當時我的執業年限比較短，一度無法接受自己的患者心理上的疾病明明已經快治愈，卻還要被腦瘤奪走生命。但幾年過去，再次寫下和王娜有關的文字時，我發覺自己想起她，腦中浮現的都是她最後一次來精神科看我的樣子——她牽起裙擺，臉上笑得像花一樣：“陳醫生，你看我的裙子漂亮嗎？我爸給我買的！”
原來我們已經好好道過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