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濕涼的地板上坐著一個女孩，整個人透出一種絕望和悲傷，像一隻困獸，但兩隻眼睛仍非常警惕地看著我。我也直直地和她對視。我知道，這短短幾秒鍾她會對我這個人下判斷，我不能躲閃，從表情到大腦都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鬆動——這是建立信任的關鍵時刻。
像這樣和精神病患者的“較量”，我時不時就要來一次。如果這“第一眼”患者不信任你，之後的治療裏無論如何努力，都很難再取得信任。這裏麵有很多類似直覺或者氣場的東西，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熬鷹。鷹的習性凶猛，據說剛捉回來的時候馴養的人不讓它睡覺，最後鷹實在熬不住了，就被馴服了。此刻，我麵前的這個女孩就像一隻被“熬”著的鷹。隻是熬她的不是別人，是她自己。
01
那天一早，內分泌科主任親自打電話給我，說熬了一整晚，就等著天亮請我們去給女孩會診。女孩25歲，這是她順產後的第二十天。前幾天家裏人發現她反應變慢、嗜睡，懷疑是“產後抑鬱”。昨天入院，幾小時後她突然發狂，“啊啊”叫了一會兒就發不出聲音了，還自己把輸液針硬扯掉了，出了不少血，白床單和被子染紅了一大片。女孩把病房裏她手能拿到的東西全砸了，下床去夠其他東西的時候突然一下子坐在地上，就再也站不起來了。護工去扶她，沒想到居然被她咬了。後來實在沒辦法，幾個人按住她讓護士注射了好幾支鎮靜劑，但一點效果也沒有。
一整晚，女孩一分鍾都沒睡，一直瞪著眼睛，誰靠近就往誰身上扔東西。後來護工怕地上涼，給她鋪了兩床被子，她就那樣在地上坐了一整晚，時不時像啞巴似的從喉嚨深處發出幾聲哀鳴。
我一聽，女孩八九不離十是個“癔症”患者。“癔症”乍聽起來非常嚴重，比如突然看不見聽不見，不會說話不會走路了，說發病就發病，沒有任何生理學障礙，也查不出原因。但癔症的特點是來得快去得也快，有時不用治療就會自動好轉。這病在精神科非常常見。
到女孩的病房門口時，一路引導我的住院醫生突然停下，說不敢進，我隻好一個人進去。女孩看上去有剛剛生完孩子的浮腫，還有長期甲狀腺功能減退患者特有的“黏液性水腫”，整個人很臃腫。我和女孩對視了大約十秒，她的表情突然放鬆了一些。這是一種默許。我趕緊坐到地上她那床花棉被上，試著去握她的手。女孩沒有躲開。
你累了嗎？我問她。她點點頭。
我說，我們回**去好嗎？女孩同意了，她努力了一下仍然站不起來，我趕緊去扶她，但她太重了，病房外一個護工大姐衝進來想幫忙，又有點猶豫。原來就是她昨天被女孩咬了一口，仍心有餘悸。我一直牽著女孩的手說沒事了，大姐才壯著膽子進來，跟我一起把女孩扶上了床。“熬鷹”結束。
時值8月，女孩的手卻冰涼而潮濕。這種濕冷的手常常屬於休克病人，和平時因為太熱出汗不一樣，多是精神高度緊張導致的。我坐在床邊跟女孩說了一會兒話。她想試著說話，但還是發不出聲音。我從兜裏掏出紙和筆，我們開始“筆談”。我做了自我介紹，又掏出我的胸卡給她看了看。
精神科會診和別的科不一樣，多數情況下我沒法上來就“亮身份”，因為我要會診的很多人並不承認自己有精神障礙，也不會直接到精神科就診，往往散落在各個綜合科室。有時，患者看到我胸卡上寫著“精神科醫生”幾個字，不但拒絕和我說話，還會情緒激動，跟家人起衝突。可女孩知道我是精神科醫生後非常平靜，我問她名字，她在紙上一筆一畫寫下——王瑞軍。怎麽看都像個男孩名。
她的字工整，但不怎麽好看，像初中生寫的。我問她願不願意跟我去我們科，她在紙上寫：好！還加了一個感歎號，看起來反而輕鬆了不少。
我給王瑞軍辦了轉科，跟她說我先回去，在精神科等她，沒想到王瑞軍一下急了，她說不出話，趕緊找到剛剛那張和我聊天的紙寫下：我要跟你一起走。看著她急迫的樣子，我突然想起弗洛伊德說的，“癔症患者都是充滿衝突、懷有秘密的人，向他們自己和他人隱瞞著這些秘密。”
王瑞軍心裏藏著怎樣的秘密？
02
我還沒來得細問，晚上六點多，夜裏值班的醫生突然來電話，說，王瑞軍不見了！癔症患者真是能給人驚喜，也能給人驚嚇。視頻監控裏，王瑞軍趁護工去水房的時候自己走進了電梯，下了樓，還坐上一個男人的電動車離開了醫院。
那天下午失蹤前，王瑞軍已經能開口說話了。她的聲音仍然嘶啞，但傾訴欲望很強。我突然回想起她開口說的第一句完整的話——“陳醫生，你知道被人嫌棄是什麽感覺嗎？”
和其他剛生產完的新手媽媽被家人前呼後擁的場景完全不同，王瑞軍住院後，身邊沒有一個家人，她媽媽來我們科簽完字，甚至沒有去病房看女兒一眼，留了個電話就走了。她的老公也一直沒露麵，王瑞軍更是連提都沒提過。整個過程隻有護工陪著她。問起老公，王瑞軍隻是輕描淡寫地說，跟他有什麽關係，他來幹嗎？一個還沒出月子的女人在醫院折騰了一整夜，最後被轉入精神科，沒有家人照顧，她自己也很抗拒家人的關心。這份“別扭”會不會就是她發病的原因？
我們找來了王瑞軍的父母，經辨認，那個男的並不是她老公或者同學朋友。男人到底是誰，他們去了哪裏，誰也不知道。
就在我們商量要不要報警的時候，王瑞軍的電話突然打通了，她淡定得很，說她和男人正在外麵吃飯，一會兒就回來。那個騎電動車的男人是她在微信上“搖”到的，她說自己太無聊了，就隨便搖了個人約飯，還是她買的單。
我非常生氣，我說你這樣我沒辦法給你看病，而且你現在已經恢複了，能說話能走，也沒什麽好治的了，辦出院吧。王瑞軍急得快哭了，死活都不願意出院，說不知道出院了該去哪兒，甚至錄視頻跟我保證再也不私自外出了。
而她之所以要這麽做，竟然是為了“報複”自己媽媽。“一看到媽媽嫌棄我的樣子，我就會故意做一些她看不上的事情氣她。”王瑞軍說，母親從她小時候就“嫌棄”她，“我寫作業的時候她在旁邊看書，但她看我的表情是嫌棄的。她隱藏得很好，但我總能感覺到。從我懷孕到生孩子，她一直都在忍耐。她不滿意我，什麽都不滿意。”
我其實懂王瑞軍說的那種“被嫌棄”的感覺，也對困擾王瑞軍的秘密有些猜測。因為給王瑞軍辦轉科的時候，我曾和她口中那個嫌棄她的媽媽有過一次“秘密談話”。當時，我看到王瑞軍病房門口有個女人湊近、走開，來回晃了好多次，我一出病房，女人就立刻走到我身邊小聲說，“大夫，我有話跟你說，”然後把我帶到回廊另一側的窗戶邊。那裏是走廊盡頭，不會有人從旁邊經過，幾米遠外就是衛生間和開水房。她非常警覺地反複確認了好幾遍周圍，才開口說出第一句——
“你是醫生，有些話我必須跟你說，但是你要保證絕對不能說出去。”
03
女人表情嚴肅，說“莊重”也不誇張，抬頭挺胸，站得筆直，嚴肅的感覺好像她要給我看的是什麽絕密文檔。我站在她對麵，也不由得趕緊立正站好。她說自己是王瑞軍的母親，但似乎隻是在陳述事實，幾乎一點感情都沒有。我在答應保密的時候內心有點抵觸，同時也越發疑惑，這哪是一個女兒生病了的母親的狀態？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後，她講出了這個家藏了25年的秘密，也是困擾了王瑞軍一生，那種若有似無的“嫌棄”的源頭。
王瑞軍確實不是他們的親生女兒。她和王瑞軍爸爸都是軍人，常年分離，結婚多年一直沒有孩子，就領養了王瑞軍。怪不得一個女孩子名字裏帶“軍”，父母大概因為自己是軍人，就按著自己的喜好取了名字。
談話的最後，王瑞軍的媽媽不忘再次要求我保密：“你是醫生，我尊重你，所以才告訴你，這樣有助於你對病情做判斷。但是這件事絕對不能讓王瑞軍知道。”我保持著那種幾乎立正的姿勢跟她麵對麵站了半小時，直到她走了我才發現我腿都站木了，談話時那種強烈的壓迫感也久久揮之不去。我在想，王瑞軍平時生活裏常常體會到的應該就是這種感覺，它們很細微，但是對一個稚嫩敏感又長時間置於這種環境的孩子來說，可能已經足夠造成傷害了。
王瑞軍告訴我，她覺得自己不是親生的，自己不屬於這個家。“小學五年級養父母突然給我辦了轉學，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不敢說，我怕我說了他們就不要我了。我經常坐公交車，看到一些人，會覺得他們就是我的親生父母。”王瑞軍印象最深的是上中學時，有一次她跟著一個阿姨走了很遠，阿姨發現了，給她買了吃的，還送她回學校讓她好好學習，說以後還會來看她。或許是真的希望阿姨再出現，從那之後，王瑞軍開始好好學習了。
一個陌生阿姨給了她一些溫暖，她就記了這麽多年。而在自己的養父母那裏，她記住的隻有冷冰冰的規矩。天大地大，渺小的王瑞軍不知道自己是誰，她想媽媽，想那種有人疼愛的溫暖。這種衝動在她生完孩子之後變得更加強烈了：“我想見到她，問她當年為什麽不要我了。”這個念頭在心裏越長越大，甚至讓王瑞軍對自己剛出生的孩子有了障礙。她每次看著自己的孩子，想抱，又覺得非常不耐煩。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心理狀態，王瑞軍剛生完孩子20天，一滴奶水都沒有。“我覺得她特別可憐，肉乎乎的一團，什麽都不懂，但是我不愛她，我不知道怎麽去愛她。月嫂都比我帶得好，我真想把孩子送給月嫂！”最後，她壓低聲音，跟我說了這些年深埋在自己心裏的那根刺——
“陳醫生，我活著隻有一個心願，我想去找我的親生父母。”
04
王瑞軍的媽媽告訴我，從領養那天起他們就決定永遠都不說出這個秘密。“因為之前聽說過好多領養的孩子長大了都要回去找親生父母，找到了就不回來了。我們不想辛苦養大一個‘白眼狼’。”
因為害怕周圍的熟人“露餡”，他們夫妻雙雙調換了工作，不惜去一個沒人認識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但世上沒有密不透風的牆，尤其是在一個屋簷之下。王瑞軍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突然問，自己是不是不是他們親生的女兒。王瑞軍的母親心裏猛地一驚，又氣又怕。她立即非常嚴厲地否定了這個說法，第二天甚至沒有讓王瑞軍去上學，並且第二周就再次搬了家，也把王瑞軍轉到了一所新學校。
母親這一套快刀斬亂麻的方法非常有效，秘密得以被繼續封在那個家裏。但很快，新的問題開始在這個秘密的關鍵人物身上顯露——突然換了新學校的王瑞軍並不適應，她說同學總在背後嘀咕她身上有味兒，要害她，還跟蹤她，甚至要把她抓走。以前乖巧的王瑞軍一下變得愛哭愛鬧，還會發脾氣、扔東西，後來發展到無論如何也不敢去上學。現在看來，那時幼小的王瑞軍可能遭遇了校園霸淩。但王瑞軍奇怪的說法和表現到了自己養父母那裏，都成了“不正常、犯病”。
王瑞軍母親覺得，領養來的王瑞軍可能有精神病。她趕緊把王瑞軍送到市裏最好的精神病院。經醫院診斷，王瑞軍是“精神分裂症”，隻能休學開始住院治療。因為長時間吃抗精神病藥，本來瘦瘦小小的王瑞軍開始長胖，加上她的身體一直不太好，中間吃過很多中藥，後來胖到快200斤。王瑞軍的媽媽是軍人出身，身材維持得非常好，說到這兒時她微微向下撇了一下嘴。我能很明確地感受到王瑞軍說的那種“嫌棄”。
病情好一點後，王瑞軍的媽媽不願意王瑞軍帶著“精神病”的麵貌回到學校，於是自作主張給王瑞軍請了家教在家上課。之後王瑞軍的精神病沒有再發作過，逐漸停了抗精神病的藥，家裏也沒有人再提精神病這個事。王瑞軍的身世徹底成了秘密。
但那根刺沒有被拔掉，反而刺破表皮，紮進了王瑞軍心裏更深處。
王瑞軍大學畢業後，夫妻倆動用關係給女兒找了份事少錢多的工作，也給女兒介紹了好多優秀的男孩，但都沒成。王瑞軍的老公是她自己在網上認識的，主業是修手機。母親當然是一萬個不同意，因為這事甚至不顧形象罵了髒話。但她沒想到王瑞軍居然懷孕了，隻好讓他們結婚。可能在王瑞軍心裏，比起愛情，用這場“掉價”的婚姻給父母一記反擊更重要。
婚禮沒有辦，兩個人也沒有住在一起。孩子出生後，男方隻是象征性地來看了看，因為男方家條件比王瑞軍家差了很多，王瑞軍媽媽毫不掩飾自己的看不起，男方家人也不願意多來。孩子在王瑞軍家裏由月嫂看著。
王瑞軍的身世在王瑞軍家徹底變成了“皇帝的新衣”，孩子不說破是因為怕被拋棄，父母不說破是因為害怕失去孩子，更害怕失去麵子。每個人都需要這個“秘密”。
當時和王瑞軍媽媽談完，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讓我沉重的不是那個秘密本身多殘酷，而是王瑞軍媽媽對待這個秘密的態度——她讓這個秘密在這個家變成了一種禁忌。這一下解釋了王瑞軍那些看起來突然，實則是必然的症狀：她想說的話在她媽媽這裏是禁忌，所以發病後，她的潛意識幹脆讓她發不出聲音，講不出話來；她喜歡偷跑出去玩，潛意識就讓她走不了路。而現在，王瑞軍的癔症已經好了，按道理可以不用在醫院觀察了，但是很明顯，她的心裏還紮著很多小刺，有自己長出來的，也有那個家庭催生的。她還有那個“活著唯一的心願”——找到親生父母——沒有實現。如果現在讓她回家了，這個願望就像一個定時炸彈，說不準什麽時候又會掀起新的風暴。
我把王瑞軍的情況跟主任說了，現在她本人要求住院，如果她家人同意，能夠配合治療，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繼續住院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因為王瑞軍之前有偷跑的記錄，我們要求王瑞軍住院期間必須有家屬陪護。王瑞軍的爸爸來了，為了不刺激到王瑞軍，我們安排他在男病房那一側住著。
我查房的時候觀察過他，他從不抱怨，白天無聊就看看書和報紙，每次見到主任還會從**起來簡單地打招呼，也不多問。他不怎麽跟周圍人說話，也不發生矛盾，但似乎隻要他在那兒就會給人一些壓力，他在病房，那個屋裏其他病人就會跑到隔壁屋待著。他們家應該也是這種“令行禁止”的感覺。
有一天王瑞軍經過護士站，碰巧看到了她爸，一下就歇斯底裏地發作起來，吵著吵著就把自己的身世說出來了。“你為什麽要監視我？不喜歡我為什麽當年要收養我？”麵對王瑞軍激動的指責，王瑞軍的父親全程沒有爭辯，隻是站得筆直。他曾是個高級軍官。王瑞軍發作完，又坐在地上站不起來了，他爸爸也不知道該不該去扶她，站在那兒有點手足無措，最後還是護工趕來把王瑞軍帶走了。王瑞軍情緒太激動了，渾身都在抖，我讓護士給她注射了鎮定的藥物。
我第一次去找王瑞軍的爸爸，我很想聽聽這個家裏一直沉默的男人怎麽說。對於女兒知曉了身世，他並沒有特別意外，他知道五年級的孩子能記住很多事情了。他說當初王瑞軍媽媽一下子就轉學的做法有點極端，但那個時候他不在家，是後來才知道的。因為工作原因，他常年在外地，對這個家的付出非常少，他自覺有虧欠，所以對王瑞軍媽媽的做法即使覺得不太合適，也並沒有阻止。“她一直在努力撫養王瑞軍，為了這個孩子，她犧牲了很多升職的機會，也幾乎放棄了自己的專業技術。她是一個合格的母親。”王瑞軍的父親覺得，他們肯定盡到了為人父母的責任，不論這個孩子是不是自己親生的，在養育、教育上麵付出也足夠多。至於王瑞軍的病，他認為也許和基因有關，因為不知道孩子親生父母的情況。“我和她媽媽是問心無愧的。”
可他們並不知道，這份“問心無愧”在王瑞軍那裏，已經快讓她窒息了。
05
醒過來的王瑞軍沒有那麽衝動了，她開始變得非常悲傷。陪父母說了25年“皇帝新衣”的謊言，到頭來竟是被自己戳穿。如果以前她心裏還有1%僥幸認為自己就是親生的，那麽現在，最後一點希望也在父親的沉默以對裏消失了。父親沒有反駁她，她確實不是親生的——可當“皇帝的新衣”被撕破，包括王瑞軍自己在內，沒有人知道該怎樣麵對這個殘酷的結果。
我試探性地問她，有沒有覺得有人跟蹤自己，或者會害自己？這些是精神科常問的問題。因為她之前被確診過精神分裂症，吃了一年多的抗精神病藥，我需要確認她有沒有被害妄想。好在王瑞軍很快否認，暫時沒有典型的精神症狀。
王瑞軍的母親知道情況後也趕來醫院，她不敢貿然進病房看王瑞軍，就和丈夫一起到樓下我們的辦公室裏待著。她威嚴的氣勢弱了很多，一夜之間有點蒼老。她說她這些天沒有睡過覺，無數次反思自己這些年來的做法，感覺整個人像碎了一樣，甚至都想來我們科住院了。其實她私下裏也和王瑞軍爸爸說覺得瞞不下去了，隻是還沒找到合適的機會，女兒就先發病了。
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那個年代沒有孩子是非常丟人的事情”。她說自己當年太要強了，隻能偷偷委托遠房親戚牽線，找了一個在婦幼保健院裏當護士的人。那個護士說經常有人生完孩子，健健康康的，因為是女兒就不要了。當時，一對外地的男女一起來醫院，男的比女的大很多，倆人肯定不是夫妻。他們來了以後女人很快就生了，生完就偷偷問有沒有人要領養這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王瑞軍。
最近，她聯係到當初幫她領養王瑞軍的那個遠房親戚，請對方聯係當初接生王瑞軍的護士。她和王瑞軍爸爸商量，想等王瑞軍出院後，帶王瑞軍去見見那個護士。“希望能夠彌補一點這些年來的虧欠。”
對於王瑞軍的孩子，因為擔心會再次刺激王瑞軍想起自己的身世，先暫時交給孩子的爺爺奶奶照顧，他們也請了保姆去幫忙。
我好像聽到了這個鋼鐵意誌的女人內心堅冰融化的聲音。雖然，我也不知道這樣做對王瑞軍的病情會不會有幫助，但我期待著封住這個家庭的堅冰也能隨著這次見麵一同融化。
2017年過完年，消失半年的王瑞軍帶著自己做的雪花酥出現了。她一直說自己很喜歡做糕點，這次終於兌現了承諾，給我們帶了她的作品。她雖然還是很胖，但身上的黑色羽絨服很合體，圓圓的臉不顯胖，反而顯得很可愛。精神科大夫和患者的關係相對其他科室往往更親密，好像分享了一些秘密之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拉近，我一邊不客氣地吃她做的雪花酥，一邊聽她給我講這半年的經曆。
她說自己出院後沒有繼續吃藥，這個我並不意外。精神病患者對生活的那種虛無感，確實不是藥物可以治愈的。她還離婚了，本來當初結婚就是在賭氣，現在孩子兩家都帶著。有時候看著自己父母帶孩子的樣子，她會有點羨慕。“媽媽柔和了好多，她是發自內心地喜歡這個孩子。”看著媽媽細聲細語地跟孩子說話，王瑞軍覺得，自己當年的一小塊夢想好像也跟著實現了。
不知不覺間我們吃了好多雪花酥，包裝紙堆了一小堆。已經到了下班時間，同事們陸陸續續收拾東西回家，夜班的同事也來接班了。我還是坐在辦公室陪王瑞軍。通常，患者來一定有一些原因。而我明顯感覺到，王瑞軍還有最重要的話沒有說出口。
06
“我去見過老家那個護士了，陳醫生。”王瑞軍輕描淡寫地提起這件事。
那個護士把她領到一片商品房，指了指，說那兒就是當時醫院的大致位置，然後告訴王瑞軍她就是在那裏出生的，是自己接生的。看著那個護士，王瑞軍腦子裏一下冒出很多東西。她意識到，這個女人是她來到這個世界看到的第一個人，也是見過自己親生母親的人。
但很奇怪，“我以為我會非常激動，但其實沒有，好像一切都是假的，我自己也是假的。”王瑞軍講的時候眼神縹緲起來，思緒似乎也跟著飄到了很遠的地方。因為醫院重組等各種原因，當年那個婦幼保健院已經沒有了，剩下的資料都被送到了市檔案館。他們一行人又去了那裏。他們想找到當初那對男女住院登記的信息，希望從那裏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但什麽都沒有找到。
她一方麵拚命地想知道自己是誰，一方麵總是不停地忘記自己。“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假的。”王瑞軍的癔症變得嚴重了，她覺得自己好像會一段時間一段時間地失憶，這種情況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有一次，她發現自己拎著行李箱站在街頭，但怎麽來的，為什麽要來，來幹什麽，她完全想不起來了。這個在癔症患者中也非常常見，叫作“癔症性神遊”。還有一種可能，她不記得，是因為她的潛意識不允許她記得。她經常在網上遇到一些人，然後就很隨意地跟人家見麵。這在自己的軍人媽媽那兒肯定是不被允許的，於是潛意識裏的她就會把這些事情選擇性地忘記。
王瑞軍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慢慢向停車場走去的時候，看見一輪彎彎的上弦月就那樣掛在天上，我突然有一個奇怪的想法，她會記得她今天來過嗎？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她一直想實現的願望、想問親生母親的那句話，終其後半生，估計都很難找到想要的答案了。
07
那年冬天，王瑞軍又來了，這次她的狀態和之前都不一樣。她很慌亂，由她的養母陪同。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王瑞軍和她的養母。
王瑞軍跟蹤了別人。她不止一次這樣做了，被人家報了警。她不太能分清“現實”和“妄想”，她覺得她跟蹤的那些人都有可能是她的父母，並且出現了“冒充者綜合征”，堅決說養父母是別人冒充的，單位的同事也是別人冒充的。有時她還會大聲指責別人，總惹麻煩，也不去上班了。她從家裏搬了出去，一個人住，還去失蹤人口中心留了自己的DNA。她想，萬一她的親生母親多年以後想找她，會不會也去那裏留DNA？如果匹配上了，她不就能找到自己親生母親了嗎？
她依然認識我，但不再主動跟我說話，對我也不再有那種親熱的感覺。可能在她眼裏，那個短暫進入過她內心世界的精神科陳醫生現在也是別人“冒充”的了。王瑞軍越來越像一個真正的精神病人。
她的養母，那個嚴肅的女人頭發白了很多。她跟我說，本以為帶王瑞軍回了老家，見到了當年那個護士，她身世的秘密就可以解開了。誰知道那隻是一個開始。因為找到親生父母的希望渺茫，那趟重返故地的旅程反而開啟了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是誰”這個問題在王瑞軍這裏並沒有被解答，她獨自一人走向了迷霧的更深處。
其實，現實裏很多事本就沒有答案，“說得過去”或許就是答案。但在王瑞軍清醒、正常的前半生裏，她始終沒有得到一個“說得過去”的答案。而她的養父母似乎到最後也沒有明白，擋住女兒尋找答案的去路，以致讓她最後鑽進更深的迷霧的人，就是他們自己。我一直覺得，當這個家埋藏最深的秘密被挖出來之後，王瑞軍和父母都有件事沒做：去麵對並去解決。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許多人的家庭裏。家人之間吵了架，有猜疑，可以不解釋，也不和解。普遍的一種做法是，我和我媽吵架之後，我媽叫我去吃飯，就叫道歉了；或者我氣消了，說餓了，就算服軟——但這樣問題隻是被“翻篇”了，而不是被解決。當王瑞軍在五年級提出那個“我是誰”的問題時，她的父母不僅沒想要去解決，還選擇了隱瞞。他們武斷的決定，剝奪了王瑞軍直麵問題和困難的機會，直至長大後也無法麵對這個“秘密”，甚至自己本身。
如果還有機會見到王瑞軍，我很想告訴她，那個困擾你的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