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度是隋唐以來封建統治者設立的通過考試，進行選拔人才，分配官職的製度。嚴格地說，科舉製度是選士製度，並不屬於教育製度，但由於這一製度與人才的培養密切相關，其考試的內容和方法直接影響了教育的內容和方法，因此，成為與古代教育密切相關的重要方麵，也成為衡量教育成果和地方對國家發展貢獻的重要標誌。作為有著深厚教育思想積澱和重視教育傳統的地區，義烏人一直重視科舉取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教育的發展。但在不同的曆史階段，義烏的科舉入仕成就也大不相同，這與科舉製度的發展和統治者的政策導向密切相關。
以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秋七月“始建進士科”為標誌，中國的科舉製正式開始，但由於隋朝短暫，科舉的製度、內容、門類等都不健全，至唐代才逐步完善。然而，由於唐時的文化重心在中原，江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並不被中央政府所重視，加之當時的義烏經濟發展還較為落後，儒學思想的傳播也不夠普及，因此，整個唐代鮮見義烏的科舉取士成功者。有記載的僅有兩人。一位是樓穎，乾符三年（876年）進士；另一位是賈諒，進士年無法考證，以詩賦登進士，官禦史大夫。
自唐中葉“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中國經曆了近兩百年的割據分裂時期，科舉製度也受到極大衝擊，直至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才重新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為了強化皇權的目的，宋太祖製定了以文治國、以文治軍的政策。在這一“重文”思想指導下，一方麵，北宋初期的皇帝們都對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在沿用唐代科舉製度的基礎上進行諸多改革，使人才選拔機製更趨完善。另一方麵，他們在全國範圍大力傳播和推廣儒學思想，使文人入世治國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進一步調動了全國各地有抱負的文人的取士積極性。經過宋朝統治者的改革，每年取士名額大幅度增加，及第文人的待遇也得到提高，考中者直接授以官職，大大提高了士子們應試的積極性。同時，還嚴格考試製度，杜絕舞弊行為，深得人心。
然而，在北宋真宗、仁宗、神宗時期，以北方為中心的文化傳統對南方人的偏見與現實中南方經濟文化實力的提升相互衝突，在科舉、任官等問題上曾出現過較為劇烈的南北之爭，客觀上抑製了南方士子在科舉考試中的優勢地位。因此，北宋時期義烏的科舉入士成就與唐代相比雖有較大幅度的提高，但與南宋時期相比還是相形見絀。據統計，北宋自公元960年至1127年的167年間，義烏共產生了11位進士。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宗澤。
南宋定都臨安後，浙江成為了全國的文化教育中心，局勢也比較穩定，更有利於士子們刻苦攻讀和科舉取士。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南宋時期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和以呂祖謙、陳亮、葉適等為代表的經世致用型儒學流派在義烏及周邊地區得以強有力的推廣和傳播，大大推動了科舉入仕思想的深入人心，而書院教育形式的蓬勃發展又客觀上為士子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因此，據統計，南宋自公元1127年至1279年的152年間，義烏通過科舉獲得進士進入仕途的人數大幅度提升，共產生了93位進士，是北宋時期的九倍。其中不乏對推動義烏教育事業和豐富儒家學術思想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名家宿儒。如被陳亮稱為“烏傷四君子”中的喻良能、何恪、陳炳；對義烏教育思想和書院教育的發展都做出重要貢獻的鮑公琰、徐僑、葉蓁、虞複、王世傑等。
進入元代，統治者從其民族傳統和維護民族統治利益出發，形成了其特殊的選士方法，這就是“怯薛入士”和“吏員出職”。科舉製雖未根本廢棄，卻遭長期停廢，即使是在仁宗朝後複行科舉，又因種族限製，通過科舉入官的人數極少。據統計，自元世祖建立元朝（1271年）至元惠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的九十七年間僅舉行了16次廷試，全國取士總人數僅1200多人，而且與宋代舉子一旦登第即位居高官不同，中試的進士大多未獲重用。
在此大背景影響下，義烏的科舉取士成就自然也受到嚴重影響。在整個元代，有據可考的科舉入仕者僅大文豪黃溍一人。
雖然元代在科舉製度上的存廢之爭嚴重影響了科舉入仕，但它在科舉製度上還是做了很多改革，以至於對明清的科舉取士製度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一，元代科舉製度異常詳盡。如皇慶二年頒布的科舉條例成為明、清科舉的藍本；第二，元代結束了唐宋以來以辭賦取士的標準，而改為以經義取士，對士子的理論和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元代科舉開始規定以程朱理學作為科舉取士的程式，這對程朱理學在全國範圍內取得思想上的統治地位是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影響深遠。這些影響自然也傳導到教育內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製度中來，使明清時期的教育出現了不同於宋元的新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