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由於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出身貧寒，在南征北戰中深知讀書教育的重要作用，取得政權後，更認識到儒學和儒士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因而非常注重教育和人才的培養與選拔。另一方麵，明王朝在思想領域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並將其奉為官方正統的統治思想，排斥和壓製其他學派。其極端的做法便是首創了八股取士，從“四書”和“五經”中命題，以八股製義為定式，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同時還嚴訂學規，加強對學人的思想控製。明太祖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頒禁例十二條於天下，鐫立臥碑，置明倫堂之左”，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還命翰林學士胡廣等編撰《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行天下，作為欽定的教本。
清朝立國後，清政府為了有效地統治廣大漢族和各民族地區，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的同時，實行尊孔政策，以籠絡漢族士大夫階級和一般知識分子，為其統治服務。同時，還大力提倡讀經，推崇程朱理學，提倡封建倫理綱常。清代的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內容亦均以程朱理學為主。清初的幾個皇帝，對於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整理工作也都十分重視，曾相繼組織學者編纂書籍，對梳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是有貢獻的。如康熙時編纂有《明史》、《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等。乾隆時最重要的是《四庫全書》的編纂，該書經十年始成，分經史子集四部，保存整理了大量曆史文獻。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仍在於為了鞏固政權，在於所謂“寓禁於徵”，即通過編書，將過去和當時一些具有愛國精神及反對封建統治或批評封建倫常的書籍加以銷毀禁止。據後人估計，乾隆時期借修《四庫全書》之機先後燒毀的書籍共有3100多種，幾乎要超過《四庫全書》所收書籍的總和。
浙江曆來藏書豐富，在此過程中更是連遭厄運，成為全國的重災區。據浙江巡撫覺羅琅奏報，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的10年間，浙江一省進行過24次大規模的收繳、查禁、銷毀書籍行動，被禁毀的書達538種13862部，實際燒毀的可能更多。在禁毀圖書的同時，清統治者還大興“文字獄”。雖然中國古代各朝代都有“文字獄”，但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以清代最甚。而由於浙江人才輩出，文風深厚，思想活躍，學派紛呈，自然也淪為“文字獄”的重災區。
嚴訂學規、禁毀書籍和大興“文字獄”等殘酷的封建專製行為迫使學人們規避嚴酷的現實，鎖緊湧動的思想，收斂筆觸的鋒芒，紛紛投入到專重校勘、考據的學術研究之中，放棄了對文化思想的探索和爭鳴，這自然禁錮了學人思想，影響了學風。不僅如此，明清兩代在繼承前代科舉取士教育製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規範和強化，確立了八股取士的試士之法，致使科舉考試失去了選拔人才應有的功效而流於僵化的形式。頒行於明洪武年間的八股取士製度規定非由學校出身者不能應科舉，因而，學校成了科舉的預備場所，學校教育被納入科舉考試的軌道，淪為了八股取士製度的附庸。學生們也將經書束之高閣，拋棄了對文化和思想的探索精神，專心攻讀流行於坊間的八股文刻本。
清代雖在立國之初便製定了“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的文教政策，並在中央和地方廣設官學，但在科舉取士的製度上，沿襲了明代舊製，仍崇尚八股文體，從“四書”中出題，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由於科舉考試時不準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所謂“代聖賢立言”，而選拔中又以“能小楷為天下奇才”，因此，考生們隻知埋頭於深文僻字、八股範文和小楷之中，“凡諸經先儒之注疏，諸史治亂興亡之事跡，茫然不知”。這種僵化死板的科舉考試方式，不僅使學子們禁錮於空疏的理學和無用的八股範文之中，還誘使他們畢生為功名利祿而奔波。
由於科舉考試在人才選拔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官學已完全淪為科舉的準備場所，學校授課日益減少，專重考試，生員已很少或根本不在校學習。官學教育的衰落和教育內容的空疏導致了學風的敗壞，生員們專事練習寫八股文，走投機取巧的捷徑，就連為啟蒙教育而設的學塾，其教學也被納入了科舉考試的軌道。
盡管如此，明中葉以王守仁為代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張還是在當時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因他曾在陽明洞讀書、講學，自稱陽明子，別號陽明，封“新建伯”，諡號“文成”，後人因此亦稱其王文成公，亦尊稱其為陽明先生。他在從政之餘，一直熱心創建書院，設立社學，並不拘形式，隨處講學，傳播自己的學說，曆經數十年，終於形成了理學新流派——陽明學派。
王守仁提出了“致良知”的教育目的論，認為良知在每個人身上的天然體現是一樣的，隻是常人因為被物欲所**、蒙蔽，就無法循著良知去發展，所以學習的目的就是“致良知”，即“學以去其昏蔽”，“明其心”。他還提出了許多教育原則和方法，主要有知行並進，自求自得，循序漸進和因材施教等。他在哲學上提出“知行合一”說，針對程朱理學知而不行的“空疏謬妄”，表現出更加重視行的傾向，提出“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謂之知”的觀點。他強調要引導學生“各得其心”，學習貴在自得，要達到自求自得，必然要采取獨立思考的方法，提倡懷疑，不盲目迷信書本和聖賢，並勇於堅持。他的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極為難能可貴的。王守仁還多次提到為學要循序漸進，教學必須注意“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與循序漸進相聯係，他還強調因材施教，要根據學生的資質、個性、長處給以不同的教育。
在王守仁的思想中，關於兒童教育的論述也很值得重視。他從良知說出發，認為樂是心中本體，教學必須引起學生的樂學情緒，要用培養、誘導、順應兒童情緒，鼓舞兒童興趣的方法進行教學，要誘之歌詩，導之習禮，諷之讀書，來“訓導其意誌，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同時，他對當時的兒童教育狀況進行了批判，指出當時訓蒙稚者對待兒童“鞭撻繩縛，若待拘囚”以致使兒童“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教師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複，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他的批判深刻地切中了時弊。
至明末清初，浙江大地在教育思想界湧動起兩股先進思潮。一股是以黃宗羲、朱之瑜、陳確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潮，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先秦以來務實、重人、重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還結合了當時的時代要求，提出了別開生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張。這一思潮發展對封建專製主義和封建蒙昧主義的批判，具有早期啟蒙思想性質，並成為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向近代教育思想轉化的中介和橋梁。這一思潮由學術思想領域而影響至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學藝術。其基本特點是尚實學、重實證、講求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心性，力倡務實之風。實學思想的出現預示著中國教育發展的曆史即將進入資產階級啟蒙教育的新階段。
另一股是西學入浙的影響。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興起，耶穌會開始派遣教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亞洲傳教，自此，中國與歐洲在曆史上開始展開文化與教育交流。雖然當時的明政府實行的海禁政策使早期的耶穌會教士在進入中國境內傳教時困難重重，但教士們的熱情和執著最終還是為西學東漸鋪出了一條道路。其中對浙江教育直接產生重要影響的是李之藻對西學的引入和艾儒略對西學的譯介。
進入19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走向窮途末路，在教育思想上出現了頑固派與改革派的鬥爭。其中改革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龔自珍。他對封建專製製度腐朽沒落的揭露和批判可以說是振聾發聵，驚世駭俗，他認為改革不但勢在必行，而且還希望不要等外力強行改革，應自行改革。在教育上，他倡導經世致用的學風，在反對空疏無用的理學的同時，還尖銳地批評了脫離實際的訓詁考證。對於治學與治世相脫節的學術弊端，他極為不滿，強調“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無論是研經還是讀史，都需與時事相連。他主張研究有價值的學問，甚至要學西洋奇器，主張學習外國科學知識，以富國強兵。他還大聲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材”，認為人才是社會興衰的尺度。他說“世有三等”，即“治世”、“亂世”和“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觀其才”。他深刻地觀察到當時的清王朝已到了不可挽回的“衰世”階段，這個“衰世”集中體現在人才的缺乏和人才的被壓製、被扼殺上。他認為人才缺乏的原因是封建的八股取士製度和人才任用製度，因此主張改革任用人才的弊政，改革科舉製度，倡導“漢世的諷書射策”，廢除資格論，培養造就真才實學之士。
其時，義烏學者朱一新應兩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任當時嶺南學術研究中心的肇慶端溪書院主講，不久，又出任廣州的廣雅書院山長。在他的努力下，作為全國四大學府之一的廣雅書院才真正成為“修傳統學問，習西方學術，培養洋務人才”的著名學府。他強調讀史，認為“史越近者，越切實用”；又提出史學還應包括時務與經濟之學，認為“經濟之學皆在四部中”。同時，他對西學也十分重視，認為“漢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偽，為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法。若天算製器諸事，能通之固佳。”他向學生講解化學、光學、西醫、鐵路、農業機械等西方科學，在他所著的《無邪堂答問》一書中，記載了他與學生共同討論西學的議題非常寬泛，對引導學生進步，了解西學，培養洋務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朱一新的實行求本的學術思想充分體現了務求實學的精神，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鴉片戰爭以後，浙江沿海城市寧波、溫州相繼開埠，浙江不僅成為外國列強侵略中國的基地，而且也是中西文化交會的要衝，外國傳教士紛紛在各地建立教會，開辦教會學校和書館，通過傳播教義實現文化侵略，同時也引進了西方資產階級新教育。麵對嚴重的社會危機和頑固勢力，浙江的有識之士在深切感受到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同時，又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西學，從而認識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為了挽救民族危機，他們秉承實學教育傳統，倡導經世致用的為學宗旨，並把救亡圖存與向西方學習緊密地結合起來，改良變法的呼聲日益高漲。
在浙江的知識分子中，首先提出全麵變法主張的是浙江山陰的湯震和溫州的陳虯與宋恕。湯震（1857—1917年）於1890年刊行《危言》一書，在力舉變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同時，將教育變革視為變法的重要內容。陳虯（1851—1904年）於1891年寫成《治平通議》一書，全麵申述其變法主張，並將教育改革作為變法的要領。宋恕（1862—1910年）於1891年著《六齋卑議》，主張改科舉、興學校。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就像振聾發聵的巨雷使廣大知識分子得以驚醒，變法思想衝破少數先驅者提倡的狹小藩蘺，開始在中上層官吏、士紳及學子中傳播開來，變法活動也從甲午戰爭前的單純著書立說、遊說政府發展到了辦報刊、立學會、開學堂等有組織的活動，形成了轟轟烈烈的維新思潮。在全國，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張之洞為代表的頑固派在教育問題上展開了論爭。浙江籍維新派人士則在京、滬、浙三地同時展開活動。在北京的主要是在朝京官，他們大多憂慮國事，要求改革，最著名的有海鹽的張元濟、溫州的“三黃”（黃體芳、黃紹箕、黃紹第）及嘉興沈曾植、沈曾桐等。
1896年4月，張元濟聘請教習，設館學習英文，次年又在學館的基礎上，聯合集資創設西學堂，即北京通藝學堂。在京維新派人士還時時關心浙江的變化，通過書信將列強的猖獗、國事的危難、清政府的態度及北京的維新活動傳給浙江。張元濟常通過在上海辦《時務報》的汪康年了解浙江新式學堂的開辦情形，鼓勵汪康年回浙創辦新式學堂。上海也雲集了一大批浙籍的有識之士，他們中有汪康年、張坤德、章太炎、葉翰、羅振玉等。1896年，汪康年（1806—1911年）創辦的《時務報》曾聘梁啟超任主筆，請章太炎、張德坤撰述，對浙江變法維新思想的傳播起到了廣泛的影響，也推動了浙江維新活動的開展。在《時務報》的推動下，羅振玉與徐樹蘭等在上海創設“務農會”，創刊《農學報》。1896年，陳虯在溫州創刊《利濟學堂報》，借醫學刊物宣傳改良思想。1897年，浙紳胡道南、童學琦在杭州創刊《經世報》，聘陳虯、湯震、宋恕、章太炎等任撰述，宣傳維新改良思想。1897年，汪康年和葉翰又在上海創辦蒙學公會，並創刊《蒙學報》。同年，黃慶澄在溫州創刊《算學報》，是中國人自辦的最早的數學專業刊物之一，其目的是通過提倡科學振興地方教育文化。
這一係列新式報刊及新學會的創辦，對浙江新學的傳播及地方新風氣的開創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成為浙江新式教育興起的前奏曲，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式學堂的創辦提供了發芽生根的土壤。
此時，遠在窮鄉僻壤義烏石塔村的秀才吳源，卻在清政府下詔正式廢科舉、興學堂之前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就出資創辦了具有現代新式教育特點的民義學堂，並自任教師。這是義烏曆史上第一所新式學堂，也是全國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它的誕生，標誌了義烏開始告別舊式教育，邁向新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