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出於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兩朝統治者對學校教育都十分重視，強調學校教育對於選拔人才的重要作用，甚至曾一度規定學校畢業可以直接授官。因此，在教育體製上基本承襲了前朝，並進一步規範和完善了前朝製度，使其教育體製更趨完備。總體來說，明清時期的學校體係基本一致，分成官學和私學兩大部分。官學又分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私學主要是以從事啟蒙教育為主的學塾。除此之外，書院和社學也是明清時期學校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兩部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期其辦學性質會有所不同，經常是官私並舉的狀態居多，反映了當時統治者既想通過官辦方式來實現對學校教育的控製，又無力全麵控製，不得不借用民間力量辦學的無奈。
一、縣學
就明清時期經濟條件並不算發達的義烏而言，作為地方官學的縣學雖比前朝各代有所擴展和進步，地方官員也多半竭盡所能，但由於經濟實力所限，縣學的發展始終舉步維艱，勉強支撐，所幸縣學的文脈始終不曾中斷。
據《義烏縣誌》記載，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初定天下，就在中央政府正式下詔開科舉的同一年，義烏知縣張永誠也依詔令繼續開設縣學，因原先的廟學之門廡和明倫堂等因年久失修而傾頹，不得不重新翻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教諭張複祖將學宮舊廨廟向西十步處的樂育堂改建為明倫堂，作為給學生會講的場所。到了建文二年（1400年），知縣吳祐修又在明倫堂前的左右兩側建設齋舍，有忠孝、尊賢二堂，隻有學門仍是舊之所存。到正統六、七年（1441—1442年），知縣劉同重修了縣學的戟門、明倫堂、學門、齋廚等，使縣學規製重新恢複至先前的水平。弘治十六年（1503年）和正德元年（1505年），知縣呂盛與知縣洪通相繼重新修砌。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軍禦史吳華將縣學遷至縣治西北繡湖濱宋元滿心寺故址（今義烏四中）。嘉靖十年（1531年），知縣馬致遠奉詔修建敬一亭；嘉靖十四年（1535年），署事通判汪昉重修廟學齋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知縣汪道昆重新修葺縣學；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知縣曹棻又移儒學門，署事推官王楨重建明倫堂；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署事同知張書紳重修廟學廟門及兩齋。萬曆七年（1579年），知縣範俊重修先師廟、明倫堂、敬一亭、尊經閣等；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文廟梁柱傾頹，知縣周士英命人修葺如舊。之後，又被流寇毀壞了大半。
清順治七年（1650年），署事推官徐振儒建廟門七間；順治九年（1652年），知縣宋雲梯又重建明倫堂；順治十六年（1659年），知縣郝麟生、教諭徐宏彰重建先師廟。康熙七年（1668年），知縣孫家棟、教諭譚觀成重建西廡；康熙十年（1671年），廟門因蟲蛀腐朽將傾，知縣於漣、教諭譚觀成捐款重建，並新建了更衣所、宰牲房；康熙十一年（1672年），知縣於漣複建崇聖、名宦、鄉賢三祠；康熙十九年（1680年），先師廟倒塌，知縣辛國隆與教諭閔圻申、訓導王業澄重修先師廟；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縣辛國隆、教諭吳觀垣、訓導董奕相捐款修葺了先師廟及崇聖公祠、明倫堂，吳觀恒與董奕相還捐製了先師神龕；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縣王廷曾、教諭邱克承捐款修葺了廟學。乾隆十六年（1751年），貢生楊德修帶頭捐百金修複明倫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縣趙宏信、教諭王力鼇、訓導許煜及同鄉毛巨翮、陳麟祥共同捐款重修了文廟；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知縣謝惇、傅國相、署縣曹署卿重建明倫堂、謁聖門、學門、欞星門圍垣；乾隆六十年（1795年），鄉人陳鵬祥、楊兆青、陳德廣各捐出百金，增修大成殿、戟門、兩廡椽瓦階石。嘉慶六年（1801年），知縣諸自穀捐百金，同教諭程瑜、訓導李錫齡重修圍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各府州縣接到諭令開設學堂，舊有的書院、義學、社學一律改為中西兼習的學堂，縣學隨之消亡。
二、書院
書院是明清時期地方官學以外最重要的教育機構。與唐宋時期的書院以名師宿儒講經授徒，開展學術研究不同，經元代的“書院官學化”影響，明清時期書院的設置目的發生了一些變化，除有些書院依然保持了學者獨立治學的精神，屬研究型學術場所，學者在則書院興、學者去則書院廢，特別是進入清代，大部分都是地方官紳為舉業而設，屬教學型的學堂，有些甚至與社學或義學的功能相似，這些書院多半淪為了八股取士的預備場所。盡管如此，就數量而言，明代仍是義烏書院發展最盛的時期，清代開始走向衰退。
蜀山書舍，初建時間不詳。明代洪武年間（1368—1398年）由樓宗遠重建，位於縣南四十五裏。據金涓於洪武四年（1371年）《題蜀山樵唱後序》記載，楊君仲齊“徘徊於蜀山之間，擇林穀之幽，竹石之美，僦法興精舍小樓，為修讀之計，感激奮勵，刻苦自持，不與事接”。
釜山書院，為明代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所建。據嘉慶縣誌記載，五代後周太祖廣順年間（951—953年），宋濂始祖宋榮自吳興遷往義烏縣西的釜山下。後世屢次遷至根溪口宋村、金華潛溪，至宋濂一世遷浦江青羅山下。明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翰林學士承旨歸於岩下，建書院以誨宗族，額曰‘釜山書院’”。
杜門書院，為明代洪武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389—1390年）間傅藻所建。他在為官多年，告老還鄉後，在縣城北50裏處的夜珠園建起了一座書院，取名“杜門書院”，意為“杜門謝客，專心讀書”。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傅藻因病去世，與其妻吳氏合葬於杜門的台門山。
齊山精舍，為明代成化末年由王汶所建。成化十四年（1478年）王汶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當官三年後便謝病而歸，在齊山下築精舍，準備以畢生精力潛心誦讀累世經書，一時間到齊山精舍遊學的人日眾，世人皆稱其為“齊山先生”。弘治元年（1488年），王汶與翰林簡討陳獻章同被征召，雖力辭不赴，第二年才赴任，但未抵京師便病亡，書舍也因此荒廢。
鍾山書院，為明代虞守隨所建，位於縣東三十裏華溪鮑寺，確切創建年份不詳。明正德九年（1514年）虞守隨登進士，即授四川道禦史。因父親去世，他回鄉守孝，在父親墓旁建房，辟為鍾山書院。他的弟子聞訊，紛紛從各處匯聚於他身邊。虞守隨對弟子們不分親疏遠近，一律諄諄教誨，因而聲名遠播。
純吾書院，為明代嘉慶三十七年（1558年）虞懷忠所建。虞懷忠中進士前，曾因鄉試中舉，無意仕途，創建純吾書院於華溪鄭山頭，講經授徒。
葛仙書院和石樓書院雖無從考證創辦年份和何人所建，但在萬曆及崇禎《義烏縣誌》的“八鄉圖”中均標有這兩所書院，可見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葛仙書院位於縣南五十裏倍磊葛仙與倍磊塘之間，葛仙屏以北。石樓書院位於縣東二十五裏縉雲鄉六都石樓山南偏西。
繡湖書院，曾屢次重建，始建於何年已無從考證。據稱最初是明代建於繡湖西岸俞公堤上的“繡湖學社”，後改為“繡湖書院”。明崇禎《義烏縣誌》記載，“繡湖書院共樓堂、廂房十二間，俱廢”。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修建繡湖書院，揚州彥捐二都花園後田五畝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縣黃元煒捐建繡湖書院，位於治西繡湖濱俞公堤原址上。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左書齋十楹圯於水，餘多坍塌。嘉慶六年（1801年），改山長幾席為文昌宮。七年（1802年），知縣諸自穀捐七十金，築左右書齋屏牆。
紫陽書院，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朱氏裔孫興建。書院位於十九都清溪，名曰紫陽。書院後立寢廟三間，供朱文公像，前築門樓三間，東西兩廡十間，共有各式房間十六間，前有供祭祀塘，曲水環繞，後亦有水，映帶回護。
伯寅書院，創辦年份無考，位於縣西黃山村。
三、社學
社學是明清時期以地方官府出資辦學為主的一種重要學堂形式。社學雖始於元代，但在義烏，社學真正的興盛在明清。明太祖朱元璋在恢複國子監及府州縣學之後，發覺“鄉村之民，未睹教化”，於是，沿襲元製，倡興社學，於明洪武八年（1375年）下詔恢複設立社學，延請秀士擔任教師，教授民間子弟。當時義烏設有社學30所。明正統元年（1436年），令各處縣官嚴督社學，不許廢弛，俊秀者許補生員。
明天順六年（1462年），敕諭：古者鄉閭裏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提督去處，即今有司每鄉每裏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校，擇取勤效，仍免為師之人差役。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官府規定必須立社學、訪明師，民間幼童凡是年齡在15歲以下者，都必須送入學校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
崇禎十一年（1638年），當時的義烏知縣熊人霖正式確立義烏的九大社學，總稱為“龍門大社”，分別為繡湖、青岩、石樓、講岩、稠岩、五雲、釣岩、雲黃、仙屏。
四、學塾和義學
各類學塾是明清時期義烏基礎教育的主要形式，也是民間辦學的主要形式，遍及城鄉。據記載，明朝龔壽“篤信義，開義塾，訓後學，以實踐勉人，學者稱為華川先生”。龔釗“建祠堂，葺宗譜，立書院，著家規”，此書院實為供同族子弟上學的族塾。崇禎年間，華溪裏人虞奕藝“隱居武岩，課子授徒，學者從之”。
順治初年（1644—1646年），南宋名儒何基的後裔自金華後溪遷徙於義烏愛溪（今廿三裏何宅），於何氏家廟西邊空餘地上，創建了西園書屋。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知縣沈曾純建義學於朝陽門內；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5年），知縣韓慧基重修義學。據清雍正四年（1726年）《韓慧基重修義學記》記載，“在朝陽門內之金山嶺，地最高曠，一披覽間，山川秀色盡歸襟袖，信讀書窮理處也。為屋凡三進，東西廊各十，捐俸延師授徒，其中一時稱盛。曆今二十餘年，屋皆傾圮，惟台後進僅存，惜未克因舊而即新之。姑借他所，敦請師傅以教貧士。然沈侯創始之功，不可忘也”。“府庠生陳雲荃於大陳村創建書院，名曰漱芳，捐田二十餘畝。嗣後邑庠生陳恪等亦輔捐田畝，共額糧一兩八錢零，糧戶即編名‘陳義學’，以示無改易也”。“歲收其入為延師之費，餘以給膏火，俾貧苦者入而習業，每朔望宣講聖諭，即童蒙鹹令聚而敬聽之。”其名為漱芳書院，實為義學。
據《環山堂記》載，清隱士劉元震居郭外五裏青岩山之石門，“歲癸卯（1843年），擇地之偏，成室數楹。中構一堂，聚族之兄弟子侄講學論文於其間”。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陳君元聘塾師建陳氏私塾，位稠西分水塘，教子學習。稠北柳村有東山家塾，門匾及校舍遺址至今尚存”。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吳鬱文在平疇龍門寺創辦延陵書院。延陵書院名為書院，實際上為私塾性質，初有蒙童十名，由吳鬱文親自授課。宣統元年（1909年）遷往平疇村堅常祠堂。民國2年（1913年），改辦為私立萃英高等小學。
這些隻是明清時期有關學塾和義學的一些記載，實際在民間還有更多的各類學塾和義學，是義烏民間初級教育的生力軍。
五、新式學堂
清末西學東漸，一方麵戊戌變法提倡新學，另一方麵清廷也廢科舉、興學堂，義烏有識之士力盡其能，創辦官、私新式學堂，主要是初等和高等小學堂，部分學塾也先後改為小學堂，但由於義烏學堂數量不多，經費和師資不足，不能滿足學生上學的要求，因此私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與學堂並存。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石溪（西鄉石塔）人吳源出資創辦了義烏第一所具有西方新學性質的學校——民義學堂，並自任教師，成為義烏新學開端的標誌。
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陳虹如（即玉梁）倡議，改繡湖書院為“義烏官立繡湖高等小學堂”。民國二年（1913年），該校又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至這一年清廷下令廢科舉興學堂，義烏人創辦的學堂已有5所。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有5所學堂立案。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縣官立初等小學堂創辦，設於稠城北隅，租金氏宗祠為校舍；民國三年（1914年），該校改稱為“義烏縣立模範初等小學校”。據宣統元年（1909年）11月的《浙江教育官報》第十一期《光緒三十四年全省學務統計總表》公布，至當年，義烏有官立高等學堂1所，二等學堂19所，初等小學堂5所，在校學生1020人。
宣統元年（1909年），縣教育會成立。之後的三年間，雖然清政府已奄奄一息，但仍有多達21所學堂立案。
據《民國18年浙江省學校通訊》記載，至清末，義烏各等級學堂共有64所，其中高等小學堂1所，兩等小學堂20所，初等小學堂43所。隨著城鄉小學教育網點的形成和和冬學的興起，直到民國30年（1941年）義烏縣政府教育科倡議廢止所有私塾，改辦國民學校以後，學塾的教育形式才完全被學校所代替。
六、成人識字學塾
在新式教育思想的影響下，清政府也開始注重成人教育，特別是對農民的教育。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諭令各州縣城鎮人口滿1萬以上者應設簡易識字學塾1所。是年，義烏簡易識字學塾創辦。宣統元年（1909年），學部公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定出推行識字學塾的步驟。據此，縣內又增設簡易識字學塾4所，組織年長失學者入學，規定每日上課3小時，分日夜班教學，有一年畢業與二年畢業兩種學製。當時，義烏有一種叫《四言雜字》的讀本，有穀米豆麥、柴炭蠟燭等內容供民眾識字教育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