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我的婆婆，她們沒有受過充分的教育，雖然讀了幾年書，不能說沒受過教育，但是她們沒有獨立自主的能力。在經濟上，她們不是獨立的個體，她們必須依附丈夫而生。當她們的男人不想要她們的時候，很可能一腳就把她踹掉，更別談什麽條件和協議了。在那樣的情況下，女人如果能夠忍辱負重，爭取到米缸協議，她已經算是命好的了，可以跪下來感謝上天的恩賜。因為，還有更多的女人，她們連這樣起碼的協議都得不到！

米缸協議的附帶條件就是女人的自尊，做妻子的必須委屈地忍受丈夫的不德。

但是，我跟我的母親和婆婆不一樣。

我受過完善的教育，最起碼我受完大學教育，我的所謂自我尊嚴和自我意識也同時建立得非常穩固。因此，米缸協議對我來說不是恩賜，是一個侮辱，就像被迫的城下之盟。接受它等於作踐我自己，你說我怎麽能夠忍受呢？這是來自我自身的壓力。

第二個壓力是來自我丈夫的。每次當我丈夫履行協議，他的目光是輕視的，他的態度是侮蔑的。中國人對這樣的感受應該是非常有經驗的，當英國人和我們簽訂《南京條約》，當日本人和我們簽訂《馬關條約》，在他們要求履行條約的時候，我們是受侮的。

所以，我推翻了米缸協議，我無法接受米缸哲學的自欺。

如今，米缸協議落伍了。很多丈夫有外遇的女人，她們今天要求的是一個月入數萬的生活費；而很多有外遇的丈夫，他們甚至可以一個月付出十萬、數十萬，收買一樁破碎的婚姻。

我就認識一個曾經去留日的女人，她的丈夫在中國台灣是做高官的，當他有外遇之後，他們彼此的協議是每個月由他付給她五六萬的生活費，於是他們繼續著名存實亡的婚姻。隻是，女人的內心無法獲得平衡，因為她的丈夫每次給她錢，總是給她臉色。她常常說：“我不想活得很辛苦，反正老公給的，不拿白不拿，對不對？”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對或不對，隻涉當事人的尊嚴。凡是接受米缸協議的女人，沒有一個能夠真正活出她婚姻的陰影，因為她必須放棄所有的尊嚴，其他還剩什麽呢？

所以，我不隨便勸婦女在婚變以後接受米缸協議，除非你真的沒有一點生活能力，否則，維護一個受創者的尊嚴，實在要比接受不平等條約活得更為痛快。奇怪的是，很多女人竟然沒有勇氣拒絕，拒絕一個不平等條約。她們一直都載浮載沉著，為了接受條約而屈辱地活著，又繼續屈辱地接受條約，她們之中甚至很少人敢去反省，隻會一味地自我安慰而已。我可憐她們，並不是因為我聖賢、清高，而是因為我是過來人，我知道那種低聲下氣的痛苦。每當午夜夢回的時候，一點一點的屈辱從被壓抑的深處一直冒上來，你隻有用盡所有的力量才能把它壓回去，到底值得嗎？

不值得！

曆史一再告訴我們，曆史上各項不平等條約是我們的國恥，那麽你有沒有想過，米缸協議對女人來說正是個人的大恥？沒有的話，趕快想一想吧。

做一個樂觀主義者

去年7月15日“晚晴協會”舉行創立酒會，柴鬆林教授又發表了一個災難數字：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台灣離婚率的上升幅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地區之一。目前每六點五對的夫妻就有一對離婚。到了1999年是每三對就有一對離婚。至於歐美國家的離婚率雖然依舊很高，目前是每兩對就有一對離婚，但是他們在二十年前就經曆過離婚率上升的最高點。

當柴教授發布這項消息之後，我家的電話就從早響到晚，因為據統計中國台灣地區離婚的第一大主因就是外遇問題，而我又被稱為“外遇專家”，大家當然就前來問詢我了。

今天中國台灣的離婚率愈來愈高，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高離婚率，並不是如一般輿論所說的，是道德的淪喪，或是家庭的、倫理的破產。相反，這很可能是這個社會進步和開明的象征。在父係社會中，傳統的婚姻質量非常差，女性在婚姻中被剝削得很厲害，男性也不見得能從這樣的婚姻中獲得很大的愉快，因為一些規定固然可以限製女性，但同時也限製男性。女性沒有能力獨立，加上環境的保守，造成女性片麵忍耐不良婚姻的不公平待遇。

現在離婚率很高的國家和地區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除了少數落後的部落社會，都是工商業發達的民主社會。也就是，政治愈開放的國家和地區，離婚率愈高。此外，美國也曾作過統計，當婦女就業人數以兩倍速度上升的同時，離婚率也以兩倍的速度上升，可見離婚率的高低和婦女的經濟能力成正比。

很多人認為，會采取離婚途徑的人一定是婚姻的失敗主義者，事實不然，離婚的人基本上應該是婚姻的樂觀主義者。這話怎麽說呢？很簡單，因為他們有勇氣，有勇氣去結束一段質量不好、令他們不愉快的婚姻，然後有勇氣重新出發，再去建立一個質量較好的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所以，他們對婚姻本身是樂觀的。

在歐美，離婚率已經高達二比一的社會，他們的再婚率也很高。因為他們有一點共識，就是離婚和道德無關，和父係社會的解構及對婚姻質量的高要求有關。在中國台灣，離婚的人還是飽受責難和壓力，他們的行為被當作是不道德的，是破壞社會秩序的。雖然簡春安教授說，近兩年女性外遇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至少目前中國台灣婚變還是由於男性外遇所導致的居多。女性是外遇的受害者，當她們選擇離婚以後，社會並不同情她們，反倒站在一個所謂“道德”的立場去譴責她們：為什麽傳統的婦女都可以忍耐？為什麽她們就不能？

更奇怪的是，女人也不同情女人。

在一次演講中，有一位太太問我，口氣非常嚴厲：

“施老師，大專畢業的女性離婚比率特別高，請問是不是受教育愈高的人愈不講道德？”

我笑了，反問她：

“你這話怎麽講？什麽叫作道德？道德的第一要義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她說，對。

我緊接著說：

“好。假設你有一個要好的朋友，你們是在貧賤的時候認識的，後來他殺人放火，幹盡了壞事，因此你跟他割席斷交，劃清界限。別人不知道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隻看到你舍棄了一個貧賤之交。中國有句話說：‘貧賤之交不可棄，糟糠之妻不下堂。’人們都認為你今天發達了，所以不要一個舊友，他們根本沒看到他的不道德，你是不是會感到很委屈？”

那位太太同意了，我繼續往下說：

“同樣的，今天我離婚是因為丈夫有外遇，如果有外遇是不道德的話，不道德的是他，而不是我。我要求的婚姻是守貞，因為我以為婚姻的定義之一就在守貞。如果我們的婚姻法不是規定一夫一妻製的話，那麽我又何必結婚呢？我們結了婚，而他卻不遵守規定，我要求離婚來解除約束，難道我錯了嗎？”

她不說話了。

由這位太太的激烈反應正好可以看出，我們的社會對離婚者有多麽大的誤解。因為社會對離婚者的歧視，不分原因，不管青紅皂白，隻覺得他們破壞了社會秩序和傳統道德，而無法諒解他們，甚至要求他們應該忍氣吞聲，所以我們的再婚率和離婚率根本不成比例。

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今天中國台灣的離婚率愈來愈高應該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女人勇於脫離男人的供養而獨立，而不是道德落後的先兆。同時更希望我們的再婚率能逐漸提高，讓這些獨立自主的女人有勇氣和男人平等地共享婚姻生活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