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地到來的時候，趙樹理的《三裏灣》的出版，是深合時宜的；同時，對我國創作界來說，也是一樁難得的收獲。
《三裏灣》的作者趙樹理是以善於描寫農民生活為我們所熟知的。《李家莊的變遷》《李有才板話》和《小二黑結婚》這些作品，早已為我們的讀書界所廣泛傳誦。《小二黑結婚》還經常作為我們廣播和地方戲的題材。這也可見；我國人民是熱愛我們作家的作品的。
在趙樹理的作品裏都洋溢著作者對農民的熱愛。作者的感情和農民的感情融成一片。他非常熟稔農民的生活，理解農民的喜愛。他並不較量作家這個光榮的稱號；他隻願怎樣為農民寫些通俗的書，使農民愛看和愛聽。他善於利用中國民間文藝的傳統形式，在故事的遞嬗和人物的對話中來傳達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他比較少用環境的描寫、肖像的刻畫和心理的描寫來創造人物。因為，這在他看來，在今天還不能為農民所接受。但正因為這樣，他也創造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好像中國的水墨畫似的描繪出形象的精神的一麵。趙樹理筆下的農民形象還是比較有生氣的，能使人記起的。
過去趙樹理的作品，主要是描寫農民的反封建鬥爭。這有兩個方麵：反對封建地主的剝削和欺淩，象《李有才板話》；反對封建社會的腐朽習俗和不自由的婚姻製度，象《小二黑結婚》。自然，還有描寫閻錫山這個封建軍閥統治下的農民受苦生活的故事，像《李家莊的變遷》。但不論怎樣，“反封建”總是趙樹理作品的基本主題。因之，在趙樹理筆下的農民，大都是這樣的：老年的一代，經受了生活的苦重壓迫，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道理，不甘附惡，但又為習俗所俘虜，權勢所迫脅，隻能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他們的哲學是“熬過出頭的日子”，等別人來解放自己。他們是仁厚的、善良的。青年的一代，則顯出倔強與“調皮”，敢於按照自己的願望，進行曲折的鬥爭。他們之間，有的還極為潑辣，藐視“權威”和習俗，敢作敢為，顯示出了勞動人民的好品質。象《李家莊的變遷》中的二妞，象《李有才板話》裏的小順，《小二黑結婚》裏的小二黑和小芹。這是趙樹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還另有一種農民的形象：機智而幽默，受到壓迫和欺淩，還是泰然處之，樂觀得很。生活指示他真理：看清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並且善於概括村中所發生的事件，編造快板，臧否人物，用來團結自己，反抗敵人，這就是《李有才板話》裏的李有才。可是不論他們怎樣正直，富有正義感，懂得生活的真理，他們真的起來反抗，卻總是在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後。看來，他們的反抗，大都是出於他們的階級本能，還沒有達到階級自覺的高度。這也許由於趙樹理沉浸在農民的自然感情裏，沒有給予應有的提高的緣故。
《三裏灣》在描寫農民的自覺精神方麵，看來是前進一步了。其中，突出的人物已經粗具工人階級性格的萌芽。它所展示的農村生活麵貌和農民的性格，較之趙樹理過去的作品是有些不同了。
《三裏灣》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中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小說。據作者自己說，它取材於太行山區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試驗地區。這還是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到了一九五二年，作者又親自去那裏參加了並社、擴社的工作。至一九五三年冬天，作者開始寫這本小說，一九五五年春才完成。而在這一段時間裏，我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發展到幾十萬個，成為農村社會主義**到來的形勢了。這就使《三裏灣》這本小說，雖然以作者當時所體驗的生活材料為基礎，卻也賦予它以一定的遠景的瞻望和“理想”的因素。
從《三裏灣》的整個藝術構成來看，作者是下過一番構思工夫的。作品沿著秋收、擴社到計劃開渠這樣一個線索進行。但作者所著重描寫的則是家庭生活的矛盾和婚姻事件的變化。全書大致可以分做這樣四個段落，除《從棋杆院說起》一節，綜述了三裏灣的老解放區的概括的麵貌外，首先作者著重描寫了兩個家庭的生活的對比情況，這就是以黨支部書記兼副社長王金生為中心的“萬寶全”的家庭生活和還想死守住封建習俗和個體經濟基礎的馬多壽的家庭生活。其間還穿插上一個黨員袁天成家庭的兩個落後人物(他的老婆“能不夠”和女兒袁小俊）的描寫，接著，進入於秋收的正麵描寫。一方麵暴露出多留“自留地”的社員袁天成的秋收的困難，另一方麵又揭發了身為村長、黨員，但不願搞合作社，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範登高趕買賣的“秘密”。再次，作者插上了一大段縣裏派來的何科長的檢查工作的描寫，把三裏灣作了個綜合的“鳥瞰”，展示了三裏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前途，歸結到計劃開渠的必要。最後，作者展開了在三裏灣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中的鬥爭：從黨內對範登高和袁天成的鬥爭起，到馬多壽家庭生活的分裂，三對青年男女婚姻事件的變化。這樣，三裏灣的最後一個頑固的堡壘被攻破了，開渠計劃也就得以實現了。人們的生活和相互間的關係，圍繞著合作社的發展而變得和諧和合理了。故事的整個進程是比較自然的，也富有生活氣息的。因而也能夠“引人入勝”，使讀者一口氣讀完。
《三裏灣》描寫的全麵性和故事的完整性，並賦予遠景的規劃和瞻望，這是這篇小說的一個成就。
其次，《三裏灣》的成就還在於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而帶來的農村生活麵貌變化的刻畫。這變化首先反映在家庭生活上，其次也反映在青年男女的婚姻問題上。反映在家庭生活上的是“以社為家，沒有二心”的新的家庭生活的建立，和一心想抵抗合作社，死守個體經濟殘餘的舊的家庭生活的破滅。這裏就有很高的真實性。誰都知道：中國的小農經濟是以家長製的封建家庭生活作為保證的。家長的權威、迷信的習俗、家庭間相互的傾軋，正是小農經濟私有製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所以像馬多壽的那樣家庭生活的破裂就成為合作社發展的必要條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必然引起封建家庭生活的改造，這是生活的本質方麵。作者以家庭生活的變化為背景來寫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抓住事物的本質方麵的。這不僅使作品中的生活麵貌豐富而多彩，而且也使各個人物的精神世界之間的個體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的矛盾反映得更為深刻些。
在家庭生活的變化中，作者還特別強調了黨和團的作用。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範登高，一方麵受到黨的批評，另一方麵也受到青年團員女兒靈芝的指責和抵抗。想死守封建堡壘的馬多壽家，一方麵受到軍屬和青年團員陳菊英要求分家的威脅，另一方麵又受到青年團員馬有翼的揭露和鬧“革命”。以黨和團的力量組織起來的適應於合作社發展的農村社會關係就成為改造家庭生活關係的動力了。這就難怪馬多壽的老婆“常有理”總是責怪自己兒子不聽爸媽的話，而聽“小爸小媽”的話。青年團的組織在她的眼中就成了“小爸小媽”了。
在男女婚姻事件上，人們的戀愛觀點也有了顯著的改變：範靈芝自以為是個農村知識分子，隻有馬有翼才配得上愛她。但一看到馬有翼的窩囊行為，王玉生的高貴的勞動人民的品質，她就轉變了念頭，敢於向玉生提出自己的願望。玉梅也隻有在馬有翼決心實行家庭革命而願意參加合作社時才答應有翼的要求。袁小俊，這個受母親“能不夠”的唆使而和玉生離婚的女人，也隻有自己參加了勞動以後，才能與滿喜相結合。共同勞動成為青年男女的結合基礎。這又是農村中新出現的生活麵貌，反映了在農業生產的改變中也改變了青年們的思想觀點。
再次，《三裏灣》的成就還在於幾個人物的精神麵貌的刻畫上。據作者自己說：“舊人舊事容易生活化，而寫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的確，在《三裏灣》中的袁天成老婆“能不夠”和馬多壽老婆“常有理”這些落後的形象，是寫得生動的，可笑的，作者諷刺的筆調常常應用在這些人身上，使人感到輕快。但新人物中，象敢作敢為的農村知識分子範靈芝，象熱心公共事業、愛代人抱不平而又喜好勞動的王滿喜，象屈服於封建權威、軟弱窩囊但依然敢於“革命”的另一個農村知識分子馬有翼，都還寫得傳神的。但較之作者過去的作品，在《三裏灣》裏出現的另外一些人物則是具有更新的精神麵貌的，這就是王寶全、王金生和王玉生這三個人物。作者曾借著袁天成老婆“能不夠”的話，側麵刻畫了這三個人物的精神麵貌。
……玉生他們那一大家人，心都不知道是怎麽長著的；金生是個大包單，專門在村裏包攬些多餘的事——像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呀，開水渠呀，在別人本來都可以隻當個開心話兒說說算拉倒的，一加上個他，就放不下了。玉生更是個“家懶外頭勤”，每天試驗這個、發明那個，又當著個民兵班長，每逢收夏、收秋、過年、過節就在外邊住宿，根本不是個管家的人。老萬寶全是個老娃娃頭，除不管教著孩子們過自己的日子，反勾引著孩子們弄那些沒要緊的閑事。
作者也的確用這樣的精神麵貌來創造這三個人物的形象，雖然這種精神麵貌已不同於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私有觀點極強烈的農民的精神麵貌，也不同於民主革命時期那些翻身農民的精神麵貌。但較之“能不夠”“常有理”這些舊一代人物，就要遜色了；他們的個性是不夠完整的，仿佛還沒有直立起來似的。自然，他們
的性格的主線還是分明的：“萬寶全”是當過長工，而又是木工、鐵工、泥瓦工……什麽都能來一手的農村手藝工人。這確是我國每一個農村中總有那麽一二個人的出色人物。他是農村工人階級。王玉生繼承了這個傳統，進一步鑽研工具的技術創造。“能不夠”說他“家懶外頭勤”，實際上，他確是全心全意浸沉於社的公共事業中，到了忘我的地步。在他為了要和小俊離婚，走到村政府去時，一經別人指出洗場碳任務沒有完成，他就馬上回心轉意去趕工作任務，對自己私事不再有所計較。也許有人以為王玉生的形象多少帶些“理想性質”，恐怕正是這種“理想性質”，才反映出農村工人階級的性格的成長過程。這是個新型的人物，將會在我們的農村中大量出現的。作為黨支部書記和副社長的王金生的形象，具有另外一種工人階級性格的特征：他善於發現問題，也善於按照事實的發展考慮問題，解決問題。作者在《奇怪的筆記》的敘述中就比較生動地寫出了這個人物的關心全麵的忘我精神，這是小私有者農民性格新的突變。他還善於處理黨內的關係和黨群的關係。他對範登高的教育與鬥爭，雖然顯得軟弱了點，但他對陳菊英分家的處理和“刀把上”地的爭取，卻能實事求是地采取解決辦法。這是一個雖然文化很低但懂得政治、善於處理工作關係和人的關係的農村黨的領導幹部的較為生動的形象。而這三個人物正是具有工人階級的理性和自覺精神的形象，是在趙樹理過去作品中所很少出現的新人物。這正也反映了今日的農村改造已不同於土地改革時期，而是具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這個基本的特點。
正如作者所說，他沒有寫富農在農村中的壞作用。今天的農村改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在建立、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同時，也就是農村階級鬥爭的深化。我們在《三裏灣》裏還感覺不到這一種鬥爭的氣息。但也許由於《三裏灣》是取材於一個老解放區和中國的富農經濟本來就不發達這兩個原因，所以這一階級鬥爭就沒有像肖洛霍夫在他那《被開墾的處女地》中所展開的那樣的激烈。同時，從目前我國農民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和合作社的飛躍發展的事實上看來，也說明我國農村的富農的抵抗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顯然已為形勢所迫，處於“自動繳械”的地位。因之，作者所認為《三裏灣》中的一個缺點，也許正是我國農村某一特定區域裏的生活麵貌的真實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