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搜求明代雕版畫已十餘年，初僅留意小說戲曲的插圖，後更推及於畫譜及他書之有插圖者。所得未及百種。前年冬，因偶然的機緣，一時獲得宋元及明初刊印的出相佛道經二百餘種。於是宋元以來的版畫史，粗可蹤跡。
間亦以餘力，旁鶩清代木刻畫籍。然不甚重視之。像萬壽盛典圖、避暑山莊圖、泛槎圖、百美新詠一類的書，雖亦精工，然頗嫌其匠氣過重。至於流行的箋紙，則初未加以注意。為的是十年來久和毛筆絕緣。雖未嚐不欣賞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卻視之無殊於諸畫譜。
約在六年前，偶於上海有正書局得詩箋數十幅，頗為之心動；想不到今日的刻工，尚能有那樣精麗細膩的成績。仿佛記得那時所得的箋畫，刻的是羅兩峰的小幅山水，和若幹從十竹齋畫譜描摹下來的折枝花卉和蔬果。這些箋紙，終於舍不得用，都分贈給友人們當作案頭清供了。
二十年九月，我到北平教書，琉璃廠的書店斷不了我的足跡。有一天，偶過清秘閣，選購得箋紙若幹種，頗高興。覺得比在上海所得的，刻工色彩都高明得多了。仍隻是作為禮物送人。
引起我對於詩箋發生更大的興趣的是魯迅先生，我們對於木刻畫有同嗜。但魯迅先生所搜集的範圍卻比我廣泛得多了；他嚐斥資重印士敏土之圖數百部——後來這部書竟鼓動了中國現代木刻畫的創作的風氣。他很早的便在搜訪箋紙，而尤注意於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們在上海見到了，他以為北平的箋紙是值得搜訪而成為專書的。再過幾時這工作恐怕更不易進行。
我答應一到北平，立刻便開始工作。預定隻印五十部分贈友人們。
我回平後，便設法進行刷印箋譜的工作。第一著還是先到清秘閣。在這裏又購得好些箋樣。和他們談起刷印箋譜之事時，掌櫃的卻斬釘截鐵的回絕了，說是五十部絕對不能開印。他們有種種理由：板片太多，拚合不易，刷印時調色過難；印數少，板剛拚好，調色尚未順手，便已竣工，損失未免過甚。他們自己每次開印總是五千一萬的。
“那麽印一百部呢？”我道。
他們答道：“且等印的時候再商量罷。”
這場交涉雖是沒有什麽結果，但看他們口氣很鬆動，我想印一百部也許不成問題。正要再向別的南紙店進行，而熱河的戰事開始了，一擱置便是一年。
九月初，戰事告一段落，我又回到上海，與魯迅先生相見時，帶著說不出淒惋的感情，我們又提到印這箋譜的事。
“便印一百部，總不會沒人要的。”魯迅先生道。
“回去便進行。”我道。
工作便又開始進行，第一步自然是搜訪箋樣，清秘閣不必再去。由清秘閣向西走，路北第一家是淳菁閣。在那裏很驚奇的發見了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特別是陳師曾氏所作的，雖僅寥寥數筆，而筆觸卻是那樣的瀟灑不俗，轉以十竹齋、蘿軒諸箋為煩瑣，為做作。像這樣的一片園地，前人尚未之涉及呢。我舍不得放棄了一幅。吳待秋、金拱北諸氏所作和姚茫父氏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等，也都使我喜歡。
過了五六天，又進城到琉璃廠，由淳菁閣再往西走，第一家是鬆華齋；鬆華齋對門在路南的是鬆古齋。由鬆華齋再往西，在路北的是懿文齋。再西便是廠西門，沒有別的南紙店了。
先進鬆華齋，在他們的箋樣簿裏，又見到陳師曾所作的八幅花果箋。說他們“清秀”是不夠的，“神采之筆”的話也有些空洞。隻是讚賞，無心批判。陳半丁、齊白石二氏所作，其筆觸和色調，和師曾有些同流，惟較為繁縟燠煖。他們的大膽的塗抹，頗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人畫的傾向；自吳昌碩以下，無不是這樣的粗枝大葉的不屑屑於形似的。我很滿意的得到不少的收獲。
帶著未消逝的快慰，過街而到鬆石齋。古舊的門麵，老店的規模，卻不料售的倒是洋式箋。所謂洋式箋，便是把中國紙染了礬水，可以用鋼筆寫；而箋上所繪的大都是迎親、抬轎、舞燈、拉車一類的本地風光；筆法粗劣，且慣喜以濃紅大綠塗抹的。其少數還保存著舊式的圖版畫。然以柔和的線條，溫蒨的色調，刷印在又澀又糙的礬水拖過的人造紙麵上，卻格外的顯得不調和。那一片一塊的浮出的彩光，大損中國畫的秀麗的情緒。
懿文齋沒有什麽新式樣的畫箋，所有的都是光宣時所流行的李伯霖、劉錫玲、戴伯和、李毓如諸人之作；隻是諧俗的應市的通用箋而已。故所畫不離吉祥、喜慶之景物，以至通俗的著色花鳥一類的東西。但我仍選購了不少。
第三次到琉璃廠已是九月底；這一次是由清秘閣向東走。偏東路北是榮寶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仿古和新箋，他們都刻了不少。我在那裏見到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以及齊、王諸人合作的壬申箋、癸酉箋等等，刻工較清秘閣為精。仿成親王的拱花箋，尤為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半個下午，便完全耗在榮寶齋，和他們談到印箋譜的事，他們也有難色，覺得連印一百部都不易動工；但仍是那麽遊移其詞的回答道：“等到要印的時候再商量罷。”從榮寶齋東行，過廠甸的十字路口，便是海王村；過海王村東行，路北有靜文齋，也是很大的一家箋肆。
當我一天走進靜文齋的時候，已在午後，太陽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藍布套的桌上，我帶著怡悅的心情在翻箋樣簿。很高興的發見了齊白石的人物箋四幅，說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調都臻上乘。吳待秋、湯定之等二十家合作的梅花箋，也富於繁頤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王夢白諸人的羅漢箋、古佛箋等，都還不壞，古色斑斕的彝器箋，也靜雅足備一格。
靜文齋的附近，路南有榮祿堂，規模似很大，卻已衰頹不堪，久已不印箋。亦有箋樣薄，卻零星散亂，塵土封之，似久已無人顧問及之。循樣以求，十不得一，即得之亦都暗敗變色，蓋擱置架上已不知若幹年，紙都用舶來之薄而透明的一種，色彩偏重於濃紅深綠，似意在迎合光宣時代市人們的口味。
肆主人須發皆白，年已七十餘，惟精神尚矍爍，與談往事，娓娓可聽。但搜求將一小時，所得僅縵卿作的數箋。由榮祿更東行，近廠東門，路北有寶晉齋。此肆詩箋，都為光宣時代的舊型，佳者殊鮮，僅選得朱良材作的數箋。
出廠東門折而南，過一尺大街，即入楊梅竹斜街。東行百數步，路北有成興齋。此肆有冷香女士作的月令箋，又有清末為慈禧代筆的女畫家繆素筠作的花鳥箋；在光宣時代似為一當令的箋店。然箋樣都缺，月令箋僅存其七。
再東行有彝寶齋，箋樣多陳列窗間，並樣簿而無之。選得王詔作的花鳥箋十餘幅，頗可觀，而亦零落不全。
以上數次的所得，都陸續的寄給魯迅先生，由他負最後選擇的責任。寄去的大約有五百數十種，由他選定的是三百三十餘幅，就是現在印出來的樣式。
這部北平箋譜所以有現在的樣式，全都是魯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結束了這事。
說起訪箋的經過來，也不是沒有失望與徒勞。我不單在廠甸一帶訪求。
在別的地方也嚐隨時隨地的留意過，卻都不曾給我以滿足。好幾個大市場裏，都沒有什麽好的箋樣被發見。有一次，曾從東單牌樓走到東四牌樓，經隆福寺街東口而更往北走，推門而入的南紙店不下十家，大多數都隻售洋紙筆墨和八行素箋。最高明的也隻賣少數的拱花箋，卻是那麽的粗陋浮躁，竟不足以當一顧。
在廠甸也不是不曾遇見同樣狼狽的事。廠甸中段的十字街頭，路南有兩家規模不小的南紙店，一名崇文堂，在路東，有箋樣簿，多轉販自諸大肆者。
一名中和豐，在路西，專售運動器具及紙墨，並持箋而無之。由崇文東行數十步，路南有豹文齋，專售故宮博物院出品，亦嚐翻刻黃癭瓢人物箋，然執以較清秘、榮寶所刻，則神情全非矣。
但北平地域甚廣，搜訪所未及者一定還有不少。即在琉璃廠，像倫池齋，因無箋樣簿遂失之交臂。他們所刻“思古人箋”，版已還之沈氏，故不可得；而其王雪濤花卉箋四幅，刻印俱精，色調亦柔和可愛。惜全書已成，不及加入。又北平諸文士利用之箋紙，每多設計奇詭，繪刻精麗的。惟訪求較為不易。補所未備，當俟異日。
選箋既定，第二步便交涉刷印，淳菁、鬆華、鬆石三家，一說便無問題。
榮寶、寶晉、靜文諸家，初亦堅執百部不能動工之說，然終亦答應下來。獨清秘最為頑強，交涉了好多次，他們不是說百部太少不能印，便是說人工不夠沒有工夫印；再說下去便給你個不理睬；任你說得舌疲唇焦，他們隻是給你個不理睬，頗想抽出他們的一部分不印，終於割舍不下溥心畬、江采諸家的二十餘幅作品。再三奉托了劉淑度女士和他們商量，方才肯答應印。而色調較繁的十餘幅蔬果箋，卻仍因無人擔任刷印而被剔出。蔬果箋刻印不精，去之亦未足惜。榮祿堂的箋紙，原隻想印縵卿作的四幅，他們說年代已久，不知板片還在否，找得出來便可開印，隻怕殘缺不全。但後來究竟算是找全了。
最後到彝寶齋，一位仿佛湖南口音的掌櫃的，一開口便說：“不能印，現在已經沒有印刷這種信箋的工人了，我們自己要幾千幾萬份的印，尚且不能，何況一百張。”我見他說得可笑，便取出些他家的定印單給他看，他無辭可對，隻得說老實話：“成興齋和我們是聯號，你老到他們那裏看看罷，這些花鳥箋的板片他們那裏也有。”我立刻明白那是怎麽一回事，到成興齋一打聽，果然那板片已歸他們所有。
為了訪問畫家和刻工的姓氏，也費了很大的工夫。有少數的畫家，其姓氏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對於近代的畫壇是那樣的生疏。訪之箋肆亦多不知者；求之潤單間亦無之。打聽了好久，有的還是見到了他的畫幅，看到他的圖章方才知道。隻有縵卿的一位，他的姓氏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刻工實為製箋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許不下於畫家。因彩色詩箋，不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為若幹板片；箋畫之有無精神，全靠分板之能否得當。畫家可以恣意的使用著顏料，刻工必須仔細的把那麽複雜的顏色，分析為四五個乃至一二十個單色板片。所以刻工之好壞，是主宰著製箋的命運的。在北平箋譜裏，實在不能不把畫家和刻工並列著。但為訪問刻工姓名，也頗遭白眼，他們都覺得這是可怪的事，至多隻是敷衍的回答著。
有的是經了再三的追問，四處的訪求，方才能夠確知的。有的因為年代已久，實在無法知道。目錄裏所注的刻工姓名，實在是不止三易稿而後定的。宋版書多附刊刻工姓名，明代中葉以後。刻圖之工尤自珍其所作，往往自署其名，若何鈐、王士珩、魏少峰、劉素明、黃應瑞、劉應祖、洪國良、項南洲、黃子立其尤著者。然其後則刻工漸被視為賤技，亦鮮有自標姓名者。當此木板雕刻業像晨星似的搖搖欲墜之時，而複有此一番表彰，殆亦雕板史末頁上重要的文獻。
淳菁閣的刻工，姓張但不知其名；他們說此人已死，人皆稱之為張老西，住廠西門，其技能為一時之最。我根據了張老西的這個渾名，到處的打聽著，後來還是托榮寶齋查考到，知道他的真名是啟和。鬆華齋的刻工，據說是專門為他們刻箋的，也姓張；經了好多次的追問，才知道其名為東山。靜文齋的刻工，初僅知其名為板兒楊，再三懇托著去查問，才知道其名為華庭。清秘閣的刻工，也經了數次的訪問後，方知其亦為張東山。因此，我頗疑刻工和製箋業的關係，也許不完全是處在雇工的地位；他們也許是自立門戶，有求始應，像畫家那個樣子的。然未細訪，不能詳。
榮寶齋的刻工名李振懷，懿文齋的刻工名李仲武，鬆古齋的刻工名楊朝正，成興齋的刻工名楊文、蕭桂，也頗費懇托，方能訪知。至於榮祿、寶晉二家，則因刻者年代已久，他們已實在記不清了。姑闕之。刻工中，以張、李、楊三名為多、頗疑其有係屬的關係，像明末之安徽黃氏、鮑氏。這種以一個家庭為中心的手工業是至今也還存在的。
刷印之工，亦為製箋的重要的一個步驟，因不僅拆板不易，即拚板、調色、亦煞費工夫。惜印工太多，不能一一記其姓名。
對此數冊之箋譜，不禁也略略有些悲喜和滄桑之感。**幸不辜負搜訪的勤勞，故記之如右。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