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資本的第一個界限——資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發生在生產領域的話，那麽資本的第二個界限——資本收入的界限則主要體現在分配領域。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獲得收益的主要有三種方式：資本、土地和勞動。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稱之為“三位一體的公式”。馬克思指出：“資本一利潤(企業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一地租，勞動一工資，這就是把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切秘密都包含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形式。”①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需要我們深入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去尋找。但是，如果我們想發現生產領域的秘密的話，必須從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的結果及其分配方式出發去分析。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分配的總括性論述出現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的倒數第三段。“在資本一利潤(或者，更恰當地說是資本一利息),土地一地租，勞動一工資中，在這個表示價值和財富一般的各個組成部分同其各種源泉的聯係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係的物化、物質的生產關係和它們的曆史社會規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①馬克思在這裏表達得非常明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通過“資本—利潤，土地一地租，勞動一工資”這樣的分配方式來進行分配的。這種收入方式使得“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成為可能，並且演化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實際的生產當事人對資本一利息，土地—地租，勞動一工資這些異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這也是同樣自然而然的事情，因為他們就是在這些假象的形態中活動的，他們每天都要和這些形態打交道。”②生產當事人尤其是工人，他們根本意識不到自己處在被剝削和奴役的地位。因此，這個公式(三位一體的公式)“也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③。關於獲取利潤、利息和租金的方式是正義的，這種信念是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要求的資本主義正義概念的一個部分，它是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虛假意識的重要特征，並且被工人和資本家所共同持有，而這種信念正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希望破除的幻象。
馬克思曾經指出，三位一體公式呈現出了“一種既整齊對稱又不一致的特征”。所謂“整齊對稱”是指：三位一體公式把資本、土地和勞動呈現為生產過程中的三個平等的參與者，並且，作為平等的參與者，各自都應該根據其貢獻而對社會總產品分享相應的份額。三位一體公式把生產的三個要素平等化了，它以統一而對稱的方式來呈現它們。而三位一體公式之所以是內在“不一致”的，乃是由於，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那裏，勞動被看作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特殊要素。從社會的角度看，生產過程的總產出應歸功於過往的和當前的勞動。資本主義製度的表麵現象掩蓋了對剩餘勞動的剝削，掩蓋了剩餘勞動轉換為利潤、利息和租金的過程。
在當代社會中，資本一利潤、土地—地租和勞動一工資依然是三種財富的獲得方式。其實，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可以歸結為一類收入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土地一地租亦可歸入資本一利潤中去。這是因為，如果說勞動是財富的唯一的合法性源泉，那麽,資本和土地所獲得的收入就是對別人勞動的剝削，都屬於剩餘價值，這二者以剩餘價值的形式一致起來。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收入形式就可以分為兩種：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的合法性收入隻能通過勞動獲得，如果依靠資本的增殖獲得了收入，那麽這種收入就是對別人剩餘勞動的剝削，是非正義的。
資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實現資本的增殖。如果我們放棄資本收入的話，也就等於放棄了資本本身。如果說整個社會是按勞分配的話，雖然也會產生收入差距，但是不會產生兩極分化。資本收入是加大現代社會兩極分化速度和比例的根本性原因，是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勞動收入雖然可以造成財富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是非常有限的。所謂勤勞致富的觀念就是若想創造更多收益，必須勤勞工作，這一觀點不斷滲透在廣大勞動者的價值體係中。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動者的要求不斷提高。這表現在教育水平與社會需求相一致。技術的進步催生出各類新興職業，要求專業技術型人才。若在稀缺人才崗位中，社會的高需求而賦予工人更高的薪資，這樣稀缺人才與普通工人之間出現收入不平等現象。勞動收入隻是財富不平等現象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如果繼續追問工資分配狀況(勞動收入的製定標準)就會提出一係列的問題：當今工資分配的依據是什麽?工資分配由誰來規定?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考察了前10%人群的工資，發現這一類人群大部分是在某崗位中的高級管理者，並且工資的製定是由這些高級管理者來製定。那麽勞動收入並非完全由貢獻的大小而製定，而是這些高級管理者為自己製定收入標準。這些“超級經理人”的出現不僅會引發勞動收入不平等，而且會愈加嚴重。這就是說，不能像以往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那樣，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窮人與較富人群之間的差距，而真正的動因僅僅在於那前10%的富人。
前10%的富人不僅在勞動收入分配中占據優勢，而且在資本收入中與其他人拉開了更大的差距。他們將他們的收入進行再次分配，投入到房地產、證券等行業中，其回報率遠遠超過經濟增長。以這種方式不斷循環，他們可以在社會中長期占據優勢地位。若長期發展下去，我們很有可能回到19世紀的“美好時代”。因為這一部分人在他們去世後會把財富轉移給他們的子女，即便需要繳納遺產稅，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後代繼續占據前10%的位置。他們不需要勤勞致富，而是通過繼承的財富繼續在市場中投入，以獲取更高的利潤。19世紀的小說所描繪的社會與當今社會現狀極為相似。19世紀的社會是由金錢所籠罩的社會，資本財富高度集中。在這個兩極分化的社會，哪怕從事最高收入的職業也無法躋身於前10%的行列。唯一的方法就是繼承財富。為了繼承財富，完全喪失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超級世襲社會”會使兩極分化更加嚴重。
皮凱蒂不僅在收入分配數據和財富分配數據中分別找出“超級經理人”和“超級世襲社會”是造成不平等問題的主要原因。但是，無論是“超級經理人”,還是“超級世襲社會”,這兩者都意味著獲得資本收入是財富高度集中的主要途徑，從而也就是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因此，現代社會應當把資本收入控製在合理的界限內。把資本收入控製在合理的界限內，也就等於把現代社會的不平等限定在合理性的界限內。但是，在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的關係中，我們無法界定資本收入的界限。資本收入是應當高於勞動收入呢，還是應當低於或等於勞動收入呢?我們無法判定哪種情況更加有利於在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平等之間保持一種平衡關係，一方麵不至於使社會的經濟發展喪失活力，另一方麵也會讓社會的不平等保持在合理的範圍內。這一邊界被皮凱蒂揭示了出來，他不去尋求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之間的比例關係，而把這一問題轉化了資本收益率(資本收入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皮凱蒂的最大貢獻就是在收入分配數據和財富分配數據二者關係中找到不平等問題的根本原因：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即rg。①
無論是收入平等和財富平等都是指相對平等，而非平均主義。因此解決貧富分化問題也是要將r與g縮小在一定的範圍之內的。按照常規的邏輯規律來看，如果g變小，那麽r也會隨之變小。但我們不能忽略二者之間變化的速度。在當今社會化的進程中，g變小的速度遠遠小於r變小的速度。換句話說，當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時，財富分配的增長速度要大於收入分配的增長速度。財產繼承者將一部分資金進行投資或在市場流通，所收益的資金要遠遠比那些通過勞動積攢下來的財富要多很多。社會的財富集中到這一部分人手中後，不僅會在經濟上造成行業壟斷，而且極易在政治上形成寡頭社會。隻要rg,社會的不平等就會大大的加劇，並且有形成寡頭社會的風險。因此，資本收入的邊界應該是rg就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問題加劇的根源。一旦rg的話，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不平等的加劇狀態。
在皮凱蒂看來，21世紀的不平等問題與19世紀的極端分化的社會現象已經十分相似。雖然當今財富的集中度並沒有像19世紀那麽高，但是21世紀不平等的問題卻更加根深蒂固。皮凱蒂指出：“未來的世紀可能會糅合了過去世界的兩大弊端：一方麵存在巨大的由繼承財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麵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貧富差距。因此走向極端的精英主義就很容易產生高管和食利者之間的賽跑，最終受損者則是在旁觀賽的普通觀眾。”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