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文明論斷是其在對英國18世紀社會狀況進行考察時得出的結論。恩格斯高度肯定英國18世紀在科學和實踐上取得的成就。“18世紀是人類從基督教造成的那種分裂渙散的狀態中聯合起來、聚集起來的世紀；這是人類在走上自我認識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①18世紀啟蒙時代的卓越之處就在於促使人們形成了完善自我、完善社會以及完善全人類的文明理想，這對於人類認識自身和解放自身具有重要的激勵作用。但在理性主義的影響之下，人們此時仍然將文明看作一種趨向人性至善的單純的意誌活動，人類文明最基本的要素是理性，理性的完善程度直接決定文明的發展程度。恩格斯認為這種理解文明的整體主義和理性主義態度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用這種思維方式去解釋文明的發展和現實世界的構成，必然會導致主體和客體、抽象與現實相對立，最終室息甚至閹割曆史意識。

“因此，18世紀沒有解決巨大的對立，即實體和主體、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對立，這種對立是曆史從一開始就具有的，而且這種對立的發展貫穿於整個曆史之中。”②要真正解決這種對立，必然要超越這種理性主義的文明解釋模式，用一種曆史的視角，從現實世界，從人的生活實際中去尋求文明的理想。恩格斯曾明確說明，18世紀科學的最高峰是唯物主義。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③。從而直接將文明發展的觀念植根於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實踐活動是人的本身的存在方式，正是人類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形成了文明。如果脫離人類的實踐活動，一切關於文明的理解都將會淪為抽象的、片麵的、無根基的空談。由此，恩格斯形成了關於文明論斷的第一個本質性規定：“文明是實踐的事情。”從根本上來講，文明是一個實踐範疇。

由於人是曆史性的存在，人的實踐活動也必然是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來進行的。以實踐為範式理解文明，文明就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文化樣式，也不是單純的理性精神，而是基於實踐的人的曆史活動的展開過程。文明的發展進程所傳達出的價值追求和價值理想，是處於一定曆史階段的人們在自身的物質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絕不可能脫離人類生活實踐而獨立存在。恩格斯超越了西方理性主義的文明解釋模式，“始終站在現實曆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①。從實踐的範式出發，近代啟蒙思想家們所形成的以“理性”為核心的關於文明的價值理想“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隻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②。也就是說，啟蒙思想家以理性出發理解人類文明，隻不過是對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理想性表征。

關於文明進步的基本方式和途徑，恩格斯在概括英國18世紀的社會狀況時，大量列舉了英國工業革命所取得的巨大物質成就，充分肯定其對現代文明的發現和發展的重大意義，指出人們的實踐活動對文明發展的推動作用。正是英國大規模的殖民、航海以及工業實踐活動促使人們更深入地去了解外部世界，完善自身文明。可以說，人的實踐活動促進了文明程度的提高，推動了文明的發展。“文明程度的提高，這是工業中一切改進的無可爭議的結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產生新的需要、新的生產部門，而這樣一來又引起新的改進。”①所以，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上，一種“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然是立足於人類社會生產實踐基礎上的，而文明的一切進步的基礎歸根結底就源自人的實踐活動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增長。

文明是實踐的事情，但這決不意味著文明是一種單純的物質生產活動。“當涉及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以及個人與人類之間關係的巨大變革繼續沿著物質文明的軌道前行，且又想要表現出一種有價值的進步時，生活在文明社會裏的人的思維習慣便麵臨著更高的要求了。”②因此，“文明是實踐的事情”具有兩個維度：文明不僅僅是一種物質生產活動，它同時還是一種價值理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明的本質並不在於其物質成就，而在於這樣的事實：每個人心中都有這樣的理想——完善自我，改善民族的以及全人類的社會和政治狀況：而這些理想也以活力四射、持之以恒的方式決定著人們的思維方式”③。人類的具體的生產實踐、生產力的進步固然會推動文明的變革，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文明追求的僅僅是物質層麵上的進步，實際上，它也內蘊著關於每個人自由發展的價值理想。

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文中，恩格斯反省和批判了古代的和基督教日耳曼的世界觀。他指出：“古代根本不懂主體權利，它的整個世界觀實質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實體性的，因此古代沒有奴隸製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觀以抽象的主體性，從而以任意、內在性、唯靈論作為基本原則同古代相對抗；但是，正因為這種主體性是抽象的、片麵的，所以它必然會立刻變成自己的對立物，它所帶來的也就不是主體的自由，而是對主體的奴役。抽象的內在性變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貶低和外在化，這一新原則造成的第一個後果，就是奴隸製以另一種形式即農奴製的形式重新出現；這種形式不像奴隸製那樣令人厭惡，卻因此而更虛偽和不合乎人性。”①可見，無論是古代世界的奴隸製，還是基督教日耳曼的農奴製，所帶來的都不是主體的自由，而是主體的奴役。古代世界根本不懂主體權利，基督教日耳曼的世界觀雖然注意到了人的主體性問題，但卻是人的貶低和外在化，因此更虛偽和不合乎人性。文明的發展過程提示我們，人類從未放棄尋找一種積極的、更加符合人性的世界觀。文明發展的目標是帶來主體的自由解放，而不是對主體本能的壓抑。如果僅從實踐的物質內涵出發，文明的發展就變成了一種純粹的生存意誌。文明的理想絕對不止於此，人不僅要通過理性來認識自我，更需要一種新世界觀的指引來解放自我。

文明的發展史是人類在實踐的基礎上自我認識和自我解放的曆史。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世界觀的指引，文明的發展將會使人的精神世界趨於荒蕪。而隻有當生活在文明社會的人養成足以讓他們去完善自我、完善社會的精神習慣時，物質文明才會變成真正的文明。對此，弗洛伊德也曾指出：“沒有任何特征能比下麵這個特征更好地表現文明的特點，那就是文明對人類的高級心理活動——智力的、科學的和藝術的成就——的尊重和鼓勵，以及它賦予觀念在人類的生活中所發揮的主要作用。”①這種觀念就是文明在世界觀層麵所發揮的作用，這是一種基於實踐所表征的文明範式。它不是宗教和藝術層麵上的觀念，也不是科學和技術的理性精神，而是哲學層麵上的理念。正是因為這種世界觀的指引，文明的理想才能夠在人們思考自我和世界的過程中保持長久的影響力。但是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這樣一種以人的自由解放為目標的世界觀，如果不想墜入理性主義的窠臼，就必須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解釋原則：從“現實的個人”出發，探尋一條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