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②人歸根結底是社會的產物，人的實踐活動和世界觀都是在既定的社會和時代條件下產生的。實踐是文明發展的推動力，它不僅促進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激勵人們不斷尋找積極的世界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文明的物質動力，還是精神指引，都不能脫離具體的社會。因此，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文化層次或文化領域的概念，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概念。文明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它不僅意味著個人理性能力的提升，思維方式的轉變，更在根本上指向社會秩序的生成。傅立葉在談論文明製度的時候曾指出：“偉大的文明事業中有兩個事實——社會生活的發展和個人生活的發展。”①這就意味著文明從根本上旨在促進新的社會秩序的生成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的本質的實現。基於曆史唯物主義的這一立場，恩格斯做出了其文明論斷的第二個本質性規定：“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揭示了文明作為一種社會結構形式的重要意義：它必然要打破人與人之間原子式的、孤立式的存在狀態，將社會成員聯結在一起。這一本質性規定把人的存在狀態和社會的發展狀態兩個方麵統一在一起詮釋了文明的具體內涵。

恩格斯在對18世紀的英國市民社會做出考察後深刻指出，英國的全部政治問題從根本上來看都是社會性的。恩格斯認為，與法國人一開始就把國家當作人類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不同，英國人關注的是市民社會的單個人利益的實現，而對作為所謂普遍利益的代表的國家並不抱很大希望。“英國的活動則是獨立的、彼此並立的個人的活動，是無聯係的原子的運動，這些原子很少作為一個整體共同行動，而且即使作為整體行動的時候也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目前的普遍貧困和極端渙散就是個人之間缺乏統一性的表現。”①由於英國人的活動總是以單個人的方式進行，追求個人的經濟利益，這就使市民社會發展起來。國家和教會不再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唯一的、普遍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承認隻有英國才真正具有社會的曆史，因為通過對個人利益的強調，英國才真正確立起主體性，對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予以真正的關注。但同時，這種主體性是一種絕對的主體性，它把普遍分裂為許多單一，將利益升格為人類的紐帶，然而“隻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體的和純粹利己的——就必然會造成普遍的分散狀態，必然會使人們隻管自己，使人類彼此隔絕，變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這種單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體性原則的最終結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達到的頂點”②。

洛克在《政府論》中曾將人類進入社會狀態之前的階段概括為“自然狀態”。自然狀態所遵循的正是典型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人類為了保存自己，就必然要達成契約進入“社會狀態”。“恰恰是因為自然本性借以威脅我們的這些危險，才使我們聯合起來創造了文明，文明也和其他事物一樣，旨在使我們共同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因為文明的主要任務，文明存在的真實理由，在於保護我們抵禦自然本性之害。”③在社會狀態下，尤其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類雖然可以根據社會契約(法律)來調整和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各種衝突，但是依然保持著人的逐利的自然傾向。資本主義文明正是以這種私人利益為基礎構成的，而利己主義所造成的就是人與人之間分散、孤立的存在狀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都是建立在這一“經濟人假設”基礎之上的。恩格斯立足於人類的社會實踐提出的文明概念不同於西方契約論政治哲學和英國古典經濟學中以自私自利的孤立個人為前提假設的傳統文明概念。

文明這一概念是社會建構而成的，文明不是少數天才人物單獨創造的，任何形態和性質的文明都是人類在社會性的生產活動中創造的。文明所追求的目標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而這種力量不是政治革命和哲學革命能夠帶來的，隻有社會革命才能促進人的自由個性的發展。任何政治革命和哲學革命最終必然要通向社會革命，隻有社會革命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正是英國的社會革命使農奴變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勞動者階級，為人類的自由解放奠定了基礎。所以恩格斯認為：“人類分解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這種情況本身就是一切同業公會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滅，是人類走向自由的自主聯合以前必經的最後階段。”①由此可見，社會性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性，以社會性為內涵，文明所追求的絕對不是社會成員之間孤立、疏離的存在狀態，而旨在促進人們的自由聯合，這是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征。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文明既是社會紐帶的最高形式，也是最廣泛的形式。因此，文明概念的另一個功能是表達一種理想抱負……文明是最崇高的聯係紐帶，人類在文明的旗幟下聚集在一起，雖然這種聚集是精神上的而非領土上的。文明代表了整個人類的社會存在理想”①。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文明程度的提高必然促進新的社會關係的生成。恩格斯立足於人類的社會實踐提出的文明概念不僅代表了人類在物質層麵上的全部成就和規則，指出文明社會中人們打破孤立狀態而走向聯合的趨向，也旨在幫助人們調節他們的社會關係。日本學者福澤諭吉在談論人類文明的時候曾指出，文明的性質從根本上來看就在於個人精神的發育和社會秩序的養成，二者都意味著進步，這種進步體現了人類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過渡，也是人類擺脫無序的自然狀態進入有序的社會狀態的重要標誌。“文明一詞的天然含義是進步、發展的概念，它是以人民在前進為前提的。這就是公民生活和社會關係的不斷完善，這就是在所有社會成員間進行最公正的力量與幸福的分配。”②恩格斯文明概念解釋模式的邏輯起點是“現實的個人”的實踐活動，而“現實的個人”不是理性層麵的抽象存在，而是處於特定社會關係下的具體的、現實的人。正是因為人是社會性的存在，所以個人總是承載著一定的社會關係。社會性是人的根本特性，也是文明的根本屬性。處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人總是能夠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創造出異彩紛呈的文明成果，在從事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創造和改變著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文明不是特定個人的創造物，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文明總是代表著人們彼此發生的那些聯係和關係的總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注意到文明是一個社會科學概念。它一方麵在努力理解新的社會聯係，另一方麵又是在建構新的社會聯係”①。

通常人們在討論“文明是社會的素質”這一重要論斷的時候，往往認為恩格斯在此處強調的是文明的發展對整個社會公民素質的積極提升作用，認為文明的發展總會促進公民素質的提升。但我們必須注意，如果僅僅將文明理解為公民素質的提升，就會將“文明是社會的素質”的內涵狹隘化，將文明變成了道德層麵的概念，而文明本質上是實踐的範疇，具有社會的內涵。恩格斯這一論斷並不是想強調文明發展對整個社會素質提高的積極作用，他認為文明的發展也有其弊端，之所以說“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意在強調文明是社會存在的理想，它表達的是人類自我解放的訴求。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以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文本中，恩格斯一方麵肯定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本身就意味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文明程度的提高確實可以引起新的技術改進、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創造新的社會關係；但同時恩格斯也注意到了18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發展是建立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的，並且通過私有製這一外在形式實現著對人的統治，這就使得一切關係都可以用商業術語和經濟概念來表達。與亞當·斯密和洛克等人對商業發展和人們對利益的追求可促進文明社會的發展的看法不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這一關於文明發展的重要文本中將資產階級對利益的追求看成“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①。正是這種卑劣的貪欲毀壞了一切文明製度，使一切奴役和壓抑的社會關係變得更普遍和更合理了。正如弗洛伊德說文明社會不再壓抑任何人，恩格斯認為文明包括一種特定的社會交往形式，文明的目標是使人類獲得解放，並創造出合乎其本性的社會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文明是一種獨特的秩序和情懷，它從文化的——社會的秩序和情懷延伸而來。它也是一種行動，一種運動，一種進程”②。

文明是人之存在的社會理想，是人之為人的歸宿。因此文明進程是人類擺脫壓抑和束縛尋求自身解放的進程，而人之所以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關係，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就是要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況，充分展現自身的本質力量。在這個基礎上，社會的發展也能為人類擺脫奴役、彰顯自身價值和獲得解放提供保障，個人的解放程度與社會的發展程度具有一致性，這才是“文明是社會的素質”所傳達出的真實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