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時代的物質文明都有它的技術標誌，技術領先引導著物質文明領先，技術落後導致物質文明落後，技術革命的浪潮導引出物質文明的波浪式發展，這種事實在近現代表現得尤為明顯。直接推動物質文明的是技術或技術革命，但技術或技術革命的前提又是科學或科學革命。物質文明的波浪式發展又和科學革命聯係在一起。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沒有造出任何機器，沒有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自動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的產業勞動的產物，是轉化為人的意誌駕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說在自然界實現人的意誌的器官的自然物質。它們是人的手創造出來的人腦的器官；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麽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麽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製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①“社會知識”轉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馬克思的這一觀點最終演變成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

科學與工業的結合，開啟了18世紀技術革命的先河。“起源於科學本體的觀念，就被發展成為各種新工業。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是蒸汽機——即18世紀初期所謂的自然哲學發動機；但是它的一般原理一經熟悉，它的製造法和使用法就被吸收到實用工程裏去。”①當時的科學和技術已呈現一體化的趨勢，不是科學等待轉化為技術再應用於生產，而是一旦有科學發現就立即尋求技術上的應用。一旦技術工業開始發現科學知識的奧秘，人類通過技術改造自然的能力便得到迅速提升。首先是以18世紀英國發明紡織機為起點、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誌的技術革命，解決了傳統以馬力、木材為主的動力問題，加速提升了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重要的是，蒸汽機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機械化的科學手段形成了手工業勞動的分工協作機製。“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工場手工業變成了現代的大工業，從而使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發生了革命。工場手工業時代的遲緩的發展進程轉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的狂飆時期。”②19世紀的電磁理論推動了電動機和發電機的技術革命，彌補了蒸汽機時代動力不足的問題，機械化時代開始向電氣化和自動化發展。

眾所周知，歐洲機器工業是從1760年開始的。從蒸汽機開始，人類進入了機器工業時代，直到1945年原子彈爆炸，才真正宣告了我們所謂的“技術統治時代”的到來。原子彈爆炸以後，現代技術進入了加速狀態，發展越來越快。對於現代社會來說，加速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加速。當代德國社會批判理論家羅薩把社會加速概括為三個方麵：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生活步調加速。“最明顯、也是最能夠測量的加速形式，就是關於運輸、傳播溝通與生產的目標導向(zie-lerichtet)過程的有意的速度提升，這可以定義為科技加速。”①科技加速對社會現實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尤其是，這完全改變了社會的“時空體質”,也就是說，改變了社會生活的空間和時間的知覺與組織。最終導致了整個人類社會文明性質的改變：一方麵是技術工業文明的上升，另一方麵是自然人類文明的下降，這差不多構成了今天人類文明的基本狀況。

在自然生命的意義上，人類首先是一種動物，這種動物有它生理層麵的局限性，而技術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隻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正確地審視人類文明的脆弱性與對技術的依賴性。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就認為，人類必須匍匐在技術的力量麵前，完全成為其附庸。人應當主宰技術，而不是技術來主宰人。人主宰技術意味著：技術文明應當返璞歸真於人類的自然本性，而不是與之背道而馳。我們總有一種錯覺，以為科技的進步緩和了底層勞工、農奴或奴隸的不人道待遇，使他們也得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科技進步的最大作用在於取代成本越來越高的勞動力。工業革命是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生產力飛躍，其產生的一個後果，卻是將大量工人馴化為機器附庸。工業革命之後，以自然經濟為支柱的傳統手工業的生產能力在機器麵前不值一提。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工業文明生產體係的馴化。“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在前一種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後一種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於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做活的附屬物並入死機構。”①

實際上，人與機器之間的邊界，最危險之處並不在於機器能夠變得多麽像人，而在於人在多大意義上已經變得像機器——像機器一樣隻在規範之內定義自己，成為單向度的人，無意識地受到資本主義社會主流觀念潛移默化的影響及消費主義的各種操縱，而無力反思更高層麵的問題。畢竟，神經科學已經提醒我們，人的自由意誌能力，並不體現在他們願意做什麽,而體現在他們不願意去做什麽。機器與人的共生關係已經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人本身的生活狀態?我們深入反省一下，就可以發現人類自己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已經喪失了自覺，丟失了對自由的更深刻的理解，而不是機器奪去了我們的自由。人與機器的關係，關鍵不在於機器會變得怎樣，而在於人會變得怎樣，以及人類在多大程度上還相信並努力實現自由、平等、尊嚴——這些世代以來被我們奉為“好的生活標準”的普遍價值。人類在被技術化之後，已經喪失了對崇高的熱情和渴望。

人類今天麵臨著兩種意義上的技術化：一種是精神意義上的技術化，我們的精神世界已經不斷被算法、互聯網、大數據所控製；還有一種是身體意義上的技術化，通過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疫苗接種、化工產品及其所造成的環境激素，我們的身體不斷被技術化改造。現代技術已經成為一種自主的力量，我們人類已經無法控製它了。在我們的時代，“技術統治”壓倒了“政治統治”,或者說“政治統治”本身也變成了“技術統治”(治理術)。通過今天的新技術，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技術將越來越成為世界和社會組織的支配性力量，我們不得不習慣於這樣一種新政治運作和新治理狀態，同時也要求應對之策和可能的抵抗方式。我們的“自然人類文明”及其統治方式衰退了，我們從自然人類生活世界切換到了技術人類生活世界。

人類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飛速發展，這些變化使我們既興奮又恐懼。科技為我們帶來更多便利的同時也伴隨著更多的風險。從生物技術到人工智能，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的爆炸式創新重新定義了人類的意義所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僅正在改變我們的行為，也在改變著我們自身。它對每個個體都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包括我們的身份認同及其相關方麵。如隱私保護意識、所有權觀念、消費方式、工作與休閑時間的分配及如何發展職業生涯、學習技能等。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促使現代社會由傳統的規範社會轉變為控製社會。不僅國家和政府，包括公司和企業都在利用數字技術對我們每個人進行精準的數據分析和操縱管控。現代社會正在通過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決定著每一個降生於這一機製之中的個人的生活，甚至也決定著那些並未直接參與經濟獲利的個人的生活。數字資本主義正在把現代社會構建成一個極其嚴密的“數字全景敞式監獄”。

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呼籲必須用一個新詞來描述我們現在生活的年代，這個詞就是“人類世”(Anthropocene)。在這個時代，能夠對地球表麵、地下、水體和大氣造成最重要改變的，就是我們人類。我們已經不是自然人了，我們已經被技術工業加工了，身體和精神兩方麵都被深度加工過了，而且還在不斷地被加工，這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現代技術“已經在人類的本質處觸動了人類”。在這個技術統治的時代裏，我們必須對技術文明進行反省和抵抗。因為如果沒有抵抗，自然人類文明將加速崩潰。技術從來都是啟蒙人類的第一力量，技術時代的到來已經無可避免。抵抗技術規訓，保衛個體自由，是未來哲學和未來藝術的根本使命。但是在強大的技術力量麵前，人類通過藝術和哲學所發起的抵抗大多成為一種詩意的批判和理論的想象。技術是人類意誌的延伸，幾乎內化於人的本質，人類處理自己與技術的關係，約等於處理人類自己。我們必須像霍布斯、洛克和盧梭一樣探討技術時代的社會契約，像啟蒙時代的哲學家勸誡國王一樣勸誡專家，像製定憲法一樣探討我們該以何種方式控製和規範技術的發展。倘若不這樣做，我們就無法排除人類曆史上最大也是最壞的政治危機：以進步為名，迎來完全不受控的技術集權時代。

尼采“超人”的意義在於忠實於大地。大地就是身體，就是自然。今天必須有一種理想，要恢複和保存我們的自然性，這是我們人類麵臨的艱巨任務。我們今天被普遍而深刻地技術化以後，我們人類如何保持我們作為自然物種的最後臉麵和底線?這才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們從自然人類生活世界切換到了技術人類生活世界。我願意在此強調的是，隨著自然人類不斷被技術化(非自然化),重振“自然本性”不是主張複古和複辟，而要回歸生活世界，呼應新文明的要求和未來的可能性。“因為這種被現代技術所規定的新文明唯一值得期待的狀態，是自然性和技術性的平衡——或者我們可以采用尼采的說法，是達到自然性與技術性之間的‘控製性協調’。”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