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18年撫順城下與明朝第一次交鋒，到1644年清軍入關定鼎北京，二十六年間，明清之間大小戰爭無數，但真正對明亡清興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戰役隻有三次半。三次即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1621年的沈遼之戰和1641年的鬆錦之戰。半次則指1626年的寧遠之戰。為何把寧遠之戰算作半次，下文將慢慢分析。
三次戰役中的前兩次，清軍方麵的總指揮均為開國者努爾哈赤，後一次則是皇太極。
先說薩爾滸之戰。薩爾滸之戰的起因，很顯然，在於上一年努爾哈赤在撫順大敗明軍，引起明朝上下的極大震駭。幾十年幽居深宮的萬曆也深感建州勢焰益張，邊事十分危急。幸好，那時候，明朝麵臨的最大問題還不是後來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而是從東北漫延到西北，再加上貴州苗疆在內的少數民族起事。明朝才有力量和機會從各地抽調軍隊物資，兵發遼東。按明朝的如意算盤，是想通過薩爾滸之戰徹底消滅努爾哈赤，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問題。為此，明政府令楊鎬經略遼東，從各地調集部隊八萬八千人，再加上葉赫部及朝鮮方麵出動的兩支偏師性質的增援部隊，明朝軍隊在數量上占了絕對優勢——多達十餘萬，號稱四十七萬。然而，明朝過高地估計了自己，也過低地估計了對手。薩爾滸之戰最終的勝利屬於努爾哈赤。
朝廷派往遼東的楊鎬是負責監察的禦史出身，曾隨董一元雪夜穿過墨山，攻擊蒙古炒花帳部而獲得知曉邊事的虛名。然則，當他為主帥率兵進入朝鮮以抗日本時，竟然“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卻因倭將行長的詐降計而“委棄於一旦”。事發後，“詭以捷聞”，由於首輔趙誌皋的營救而僅以罷官了事。此後，這位在遼東及朝鮮多有敗績的文官，在清軍崛起之時，被認為熟諳遼事，東山再起，任兵部右侍郎並經略遼東。
薩爾滸乃是滿語音譯，意為碗架或木櫥，位於今天的撫順市東麵的大夥房水庫。當是時，薩爾滸地處渾河與蘇子河合流處，西距撫順七十裏，東距努爾哈赤的都城赫圖阿拉一百裏，東北靠近努爾哈赤於天命三年在鐵背山上所築的界凡城。從薩爾滸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它是明朝和後金之間的水陸要衝，是後金的門戶所在。
行文至此，想起一個令人深思的故事。故事說，一頭獅子追捕一隻兔子，竟然沒有追上。有人就嘲笑獅子，獅子說，我不過是為了一頓午飯，兔子卻是為了一條命。這個故事套用在薩爾滸之戰上，或許有其相似之處：明朝方麵，它給了楊鎬之輩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後金方麵，卻是在自家大門前大戰，一旦戰敗，國破家亡的悲慘下場必不可免。兩相對比，哪支軍隊將會更玩命更誌在必勝，不言自明。
再用煩瑣的文字去回憶和追述當年的戰爭場景既無必要也無意義，僅舉一個小細節，即可從側麵證明明軍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明軍總兵劉綎與主帥楊鎬不和，他借口地形不熟，不願如期進軍。楊鎬大怒，威脅要把劉綎軍法從事。經過部下苦口相勸，楊才悻悻作罷。
薩爾滸之戰在三個地點打了三場，總共用了五天時間。五天裏，明朝的四路大軍陣亡將近五萬，其中文武官員即有三百餘，而後金方麵，僅損失了三千。楊鎬作為薩爾滸之戰的明軍總指揮，必須對這次失敗負責。他被免職後逮下詔獄，依法論死，卻沒立即執行，而是在獄中關押了十年後，於崇禎二年伏法。
薩爾滸之戰是後金與明朝之間的第一次大戰，它標誌著明朝在遼東地區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而後金則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多年以後，乾隆在回顧祖先的創業之路時，曾對此役評價說：“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沈陽，王基開，帝業定。”
再說沈遼之戰。薩爾滸之戰以明軍的大敗告終，消息傳到北京，明朝朝野震驚。許多人開始意識到，以前把努爾哈赤醜化和貶低為騷擾邊疆的跳梁小醜，其實是掩耳盜鈴式的自欺欺人。為了收拾遼東殘局，熊廷弼被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代替已下詔獄的楊鎬。
熊廷弼乃進士出身，是典型的文人。但與一般文人不同，熊廷弼的氣質和性格更像職業軍人。他身高將近七尺，膀大腰圓，能夠左右開弓。然而過於意氣用事，“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往好處說，熊的性格直率坦然；往壞處說，不夠靈活變通。
熊廷弼具有多年來在遼東地區任地方官的經驗，現在被委以遼東防務重任，當即提出了他的新主張，那就是在有選擇性進攻的前提下作長期固守。熊廷弼在任期間，一方麵整頓軍務，一方麵安撫人心。取得薩爾滸勝利的努爾哈赤之所以沒能像想象中那樣乘其餘威直搗遼陽和沈陽，最大的原因就是忌憚熊廷弼。
1936年的西班牙內戰期間，包圍首都馬德裏的叛軍將領摩拉得意地對記者們說：我的四個縱隊包圍了馬德裏，但最終拿下馬德裏的將是第五縱隊——這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第五縱隊，摩拉用來暗指裏應外合的共和軍內奸。和拱衛馬德裏的共和軍一樣，熊廷弼也遭遇了可怕的第五縱隊。不同的是，摩拉的第五縱隊是他派出的間諜拉攏的共和軍將領，而熊廷弼遭遇的第五縱隊則是對其無休止攻擊的京師的小人們。
熊廷弼剛烈外露，這在曆代中國官場上都是最容易碰壁吃虧的。首先向熊廷弼發難的是一個叫姚宗文的吏科給事中。給事中職位低下，權力卻不小，是可以直接批評任何級別大臣的言官。此人數年前曾請求熊廷弼為他代請補官，但他顯然找錯了廟門，熊廷弼連想都不想就拒絕了。對此，姚宗文一直懷恨在心，並尋找報複的機會——小人之所以成為小人，不僅因為他們睚眥必報，更在於他們為了睚眥必報，可以不擇任何手段。哪怕為此毀掉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也在所不惜。恰好，熊廷弼到遼東上任不久後，朝廷命姚宗文前往巡查。姚回京後向皇帝反映，說熊廷弼“軍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總而言之，熊廷弼一無是處。更要命的是，姚宗文不僅自己攻擊熊廷弼，還發動一大批京官黨同伐異。一個姓馮的禦史聳人聽聞地給熊廷弼列舉了“無謀者八，欺君者三”的罪名。一時間，明朝中央政府到處都是關於熊廷弼的壞話，而一無所知的熊廷弼還在千裏之外的遼東苦心經營。
一個單位如果有十個人，假設其中有一個人做事，另外九個人遊手好閑，遭到非議和責難最多的，肯定就是做事的那個人。非常不幸的是，熊廷弼就成了那個遭到非議和責難的做事者。以熊廷弼的性格，他如何咽得下這口氣呢？為此，他上疏自辯，辯而無果，賭氣向朝廷提出辭職——朝廷裏那些蠅營狗苟的宵小們，早就巴不得他離開。他果然一辭就準。熊廷弼離開遼陽時，老百姓挽著他的車駕不讓走，紛紛痛哭流涕：數十萬生靈，皆熊大人一人所留啊。然而，老百姓的願望注定隻是被忽略的枝蔓，毫不影響肉食者們的決斷。
自毀長城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是愚蠢之舉，但永遠都會有人興致勃勃地幹下去。熊廷弼被迫辭職後，朝廷任命袁應泰接任。袁應泰曾任過多年地方官，也在中央政府任過職，史稱他“曆官精敏強毅”，然而“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疏”——牛能負重卻無法致遠，馬能致遠卻無法負重。以牛致遠，以馬負重，不是牛和馬的錯誤，而是主人的荒唐。
一向深為忌憚的熊廷弼的離職，終於讓努爾哈赤看到了進軍的希望。就在此時，短命的明光宗坐上皇位一個月即暴死，天啟繼位，也就是前麵說過的那位熱愛和精通木工活的皇帝。於是乎，趁此天賜良機，1621年早春三月，當遼東大地厚厚的積雪還沒來得及在春天的暖陽裏消融時，努爾哈赤的八旗勁旅就發動了摧枯拉朽的沈遼之戰。
沈遼之戰中，最先被後金攻下的是沈陽。是戰，駐防沈陽城外的七萬明軍被完全擊潰，聞訊趕來救援的總兵陳策及兩萬四川兵陣亡殆盡，陳策以下還有包括副將和把總在內的一百餘名中高級軍官陣亡。沈陽被後金奪取後，袁應泰固守遼東重鎮遼陽，他親自率兵出城迎戰追趕而至的皇太極，後金主力趁勢夾擊，明軍大敗後退回城中。幾天後城陷，袁應泰與侄兒及奴仆等人一同自殺身死，總兵朱萬良等高級將領戰死。
有明一代，遼陽都是遼東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先後經略遼東的熊廷弼和袁應泰都駐守遼陽，把守住遼陽當作守衛遼東的第一要義。然而，這座已經被明朝統治了二百多年的軍事要地還是不可救藥地陷落了。袁應泰在遼陽城樓上自縊前，無限悲涼地向著北京的方向下拜，並說：“臣至遼，見人心不固，不可以守，是以有死遼、葬遼之誓。今果陷，臣力竭而死，望皇上收拾人心為恢複計。”袁應泰自縊死國，求仁得仁，似無遺憾。但對一個守土有責的封疆大吏來說，他所肩負的重任，並不會因為他的一死了之而可推卸；他所造成的無法扭轉的局麵，更不會因為他的一死了之而有一絲一毫的好轉。
遼陽失陷了。明軍將士或死或降或逃，對居住在這座邊疆城市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固然習慣了明朝的統治，習慣了明朝的語言、服裝和習俗，但當改朝換代的時刻來臨，如何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才是壓倒一切的硬道理。在努爾哈赤蒞臨之前，遼陽城的老百姓像他們原本看不起的女真人那樣剃了發易了服，表示歸降。這座幾個時辰前還血流遍地、殺聲震天的城市，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張燈結彩，到處都貼滿了用黃紙書寫的萬歲標語。中午時分，喜洋洋的鼓樂替代了漸行漸遠的戰鼓，兩旁的街道立滿了官員和百姓，這些已然戰敗的人們滿臉堆笑地迎接新主人努爾哈赤的到來。
1621年，努爾哈赤遷都遼陽。按學者閻崇年的觀點，沈遼之戰是“明清激烈軍事衝突的**，標誌著雙方政治形勢的轉化——明朝在遼東統治的終結，後金在遼東統治的確立”。
沈遼之戰慘敗後，朝廷又想起了憤而辭職的熊廷弼。然而，熊廷弼的再度出山不但沒能建功立業，封妻蔭子，反而落了個傳首九邊的悲慘下場。遼陽和沈陽的陷落，昭示著遼東之事更加難以作為。偏偏朝廷在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時，又賦予了遼東巡撫王化貞相當大的事權。兩人地位和權力旗鼓相當，且都是頗為自信的方麵大員，再加上王化貞的後台是與熊廷弼不和的首輔葉向高，經撫不和，相互拆台必不可免。
最堅強的堡壘往往也要從內部攻破，何況明朝的堡壘遠遠算不上堅固呢？遼陽陷落後，遼西走廊最重要的據點要數廣寧。當時，王化貞駐守廣寧，所部為明軍主力，熊廷弼駐守在距廣寧四十裏的右屯，所部為明軍偏師。攻下遼陽將近一年後，努爾哈赤完成了對軍事重鎮廣寧的備戰。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招降了王化貞的部將孫得功。當孫得功的內應在廣寧城內放火衝殺，配合城外的後金攻城時，驚慌失措的王化貞在幾個親信的拚死掩護下逃出城去，廣寧城由此陷落。潰逃路上，王化貞遇到了熊廷弼。麵對喪魂失魄的王化貞，熊廷弼幸災樂禍地嗬嗬冷笑。
然則，按明律，封疆失守，“情罪深重，國法難容”，此前已有楊鎬瀆職下詔獄的先例，王化貞唯有死路一條。熊廷弼不是直接責任人，按他本人的想法，自己即使遭受處分，也不可能身受極刑。但熊廷弼的想法過於天真，與王化貞相比，他在朝中樹敵太多，他剛直的性格在關鍵時刻讓他付出了血的代價：他和王化貞一同被捕下獄，一同被判處死刑，但沒有立即執行。
最終，熊廷弼死於閹黨之手。當熊廷弼關在獄中時，閹黨領袖魏忠賢已然崛起，深受天啟的信任。熊廷弼由於與堅決反對閹黨的東林黨人站在同一政治立場，魏忠賢趁機捏造了一紙聖旨將他處死。處死後，他的頭顱被傳送到被稱為九邊的九個軍事重鎮，作為對駐守邊疆的將士們最直接的警告。這九邊東起遼東，西到甘肅，要沿著九邊這道弧線走上一圈，估計沒有小半年的工夫不可能完成。朝廷如此不辭辛苦地把那顆失血的人頭展示九邊，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要向戍邊將士展示朝廷的威嚴和法律的無情。然而，在晚明那樣一個朝廷腐敗無能、法律倒行逆施的年頭，這樣的展示到底有多少人因而對朝廷心悅誠服，完全是個未知數。
熊廷弼含冤被殺後，事情還沒了結。閹黨以國家名義對他的家屬的迫害還在繼續：他被誣告說生前貪汙了大量軍費，他的兒子必須退回這筆數額巨大的莫須有的贓款——這讓人想起幾十年前天啟的祖父向他死去的導師張居正的兒子追索贓款，逼得張家走投無路的往事。幾乎是張居正故事的翻版——熊廷弼的長子於極度悲憤與絕望中自殺，其女也由於悲痛過度，吐血而亡，熊廷弼的夫人則遭受了各種罕見的淩辱。直到崇禎繼位後，方才給這位明末傑出的邊才平反，但也僅僅隻是停止追討壓根兒就不存在的贓款，並允許把熊廷弼那顆早已幹枯的頭還給他的兒子，由其回家安葬而已。
史學家談遷認為，熊廷弼之死是一個標誌，那就是鎮遼者“益非其人”，最終的所作所為，“必盡擲於強鄰，而社稷隨之矣”。
最後說鬆山之戰。導致熊廷弼掉腦袋的廣寧之戰發生於1622年，而鬆山戰役則發生在1641年，兩者相去差不多有整整二十年之久。二十年間，後金——即後來的清朝——和明朝之間雖然小戰不斷，但一直沒發生決定性意義的大戰。其原因，在於雙方1626年的寧遠之戰讓勢如破竹的後金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
鬆山之戰剛剛結束時，清朝大臣佟圖賴、張存仁等人給清太宗皇太極上了一道奏章。奏章建議，清朝應趁著明朝人心搖動、北京震駭的大好良機，立即率大軍進取北京，消滅明朝。對此，皇太極很清醒地回答道：“爾等建議直取燕京，朕意以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今明國精兵已盡，我兵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從此燕京可得矣。”
皇太極認為，明朝的確腐朽，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要砍倒這棵大樹，無論有多大力氣，企圖一斧子就大功告成，那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從大樹兩旁斫削，砍到一定時候，大樹就會自己倒下來。從努爾哈赤起兵打天下到1644年他的孫子順治遷都北京，其間是三代人的努力。為了砍倒大明這棵大樹，愛新覺羅家族付出了三代人的心血，皇太極是這三代人中繼往開來的第二代。如果說努爾哈赤以勇猛的精神所向披靡而著稱的話，那麽皇太極則以老謀深算的穩健經營繼續著愛新覺羅家族的“砍樹”事業，他所指揮的鬆山之戰，就是其中最精彩的神來之筆。作為明亡清興決定性的三大戰役的最後一役，皇太極指揮的鬆山之戰正是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1641年，在中原，為大明崇禎十四年；在關外，為大清崇德六年。這一年，農民軍張獻忠部攻破襄陽，處死了崇禎的叔祖父襄王朱翊銘，負責圍剿農民軍的最高指揮官楊嗣昌為此畏罪自殺。農民軍李自成部攻破洛陽，處死崇禎的叔父福王朱常洵——就是萬曆萬分疼愛、想立為皇帝的那個家夥，接著又在汝南大破明軍並斬殺總督傅宗龍。這一年，還有兩個遠離政治、軍事紛爭旋渦的文人相繼辭世。他們都是當時文化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才子，一個是小品文作家、複社領袖張溥，一個是旅行家和遊記作家徐霞客。張、徐二人盡管生逢亂世，但由於身處遠離動亂中心的江南，他們畢生倒還能保證詩酒歡娛的悠閑生活。然而，他們不可能預料到的是，僅僅再過三個年頭，大地就將像陶輪一樣翻轉過來。他們幸運地早死了三年，因而沒有遭遇那個大廈傾覆、生靈塗炭的大亂世。
1641年前後的明朝已經千瘡百孔，它既要應對內部的農民軍，還要分出一隻手來對付關外日益強大的清軍。這時，崇禎似乎痛下決心。他於鬆山大戰前兩年，把向來有名將和邊材之譽的洪承疇從中原戰場調至關外，出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洪承疇長期與李自成部等農民軍打交道，是農民軍比較忌憚的老對手，本人亦以知兵自詡。史稱“洪承疇剿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奔馳往還數千裏。母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為效死”。從計六奇的這段記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那個大廈將傾、黃鍾將毀的時代，當文官愛錢、武官惜命成為常態，進士出身的洪承疇是一個了不起的異數。
按崇禎的部署，洪承疇不僅要解救被清軍圍困的由總兵祖大壽駐守的錦州，還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遼東問題。為此，已然捉襟見肘的明朝集結了由八位總兵統率的十七萬軍隊，其中步兵十三萬，騎兵四萬，其情其景，就好比一位已經輸紅了眼的賭徒孤注一擲，企圖一舉翻本。可惜，崇禎又一次輸得血本無歸。
老成持重的洪承疇以步步為營、且戰且守的方式向錦州靠攏，但急於求成的崇禎能容忍滿洲坐大多年，卻容忍不了洪承疇的緩兵之計。他一方麵下密旨要求洪盡快出戰，另一方麵甚至派出太監到前線監軍。洪承疇無奈，隻得令總兵楊國柱率部先行，但甫一行動，楊國柱即遭清軍毀滅性打擊：楊本人被擊斃，軍隊潰散。洪承疇不得已，再次準備固守，但這時皇太極已晝夜兼程六日到達錦州，並進駐到杏山和鬆山之間，切斷了洪承疇軍隊的糧道，還挖掘了一道深八尺、寬丈餘的壕溝，將明軍全部包圍。
麵對清軍如此陣勢，明軍慌了手腳。洪承疇下令突圍，早已做好準備的清軍揮師追殺。其中總兵吳三桂等六鎮兵馬由鬆山向南突圍，打算沿著海岸線逃跑，但在清軍鐵騎的追擊下，走投無路的明軍被逼到海邊。這時正值海水上漲，明軍要麽死於清軍的刀箭，要麽死於洶湧咆哮的海水。《清太宗實錄》對此的記述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胄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多如雁鶩。”僥幸逃脫的明軍殘部，在主帥洪承疇的率領下進入小城鬆山，清軍從四麵趕到包抄，鬆山成為一座內缺糧草、外無救兵的孤城。
消息傳到北京，崇禎急火攻心，屢次發表上諭，一會兒要求增援軍隊向鬆山靠攏，一會兒要求洪承疇突出重圍。但鐵定的事實是，明朝既無援兵可發，洪承疇也無力突圍。堅守到第二年春天，這支掘鼠羅雀的軍隊已經山窮水盡，洪承疇的部下再也無法忍受毫無希望的坐守孤城。他們擒拿了自己的主帥，把他交給了敵人。鬆山既平，杏山和塔山亦相繼落入清軍手中。鬆山之戰到此告一段落。此一戰，標誌著明清在遼東長期相持階段的結束。明朝在關外的據點除了孤城寧遠外，其餘全部落入清軍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