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有了所謂夷夏之防的說法，那些生活在少數民族政權治下或是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族政權對峙之下的漢族知識分子，便比其他時代的同行多了一份艱難選擇。對晚明士大夫洪承疇來說，當他被同僚和上司目為能吏時，他絕對沒想到命運會給他開這麽一個殘忍的玩笑。
鬆山城破，洪承疇為清兵所執，他必須麵對這一艱難抉擇：生還是死？降還是不降？一旦成為韃子的座上賓，就意味著將墜入不為時人和曆史所容的貳臣逆子的深淵。對一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農耕時代的士大夫來說，這樣的選擇過於艱難，過於痛苦。但洪承疇別無選擇。在選擇之間進行選擇，是他唯一可行的選擇。
在信息傳遞原始落後的明朝，當鬆山城破的噩耗傳到北京，舉國嘩然。稍令崇禎寬慰的是：有消息說主帥洪承疇在城破之際自殺殉國。崇禎既傷心又感動，雖然這個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沒能如自己所願那樣徹底幹淨地解決遼東的後顧之憂，但他畢竟能在關鍵時刻殺身成仁。比起臨陣脫逃的王化貞之輩，無疑判若雲泥。大是大非麵前，他體麵地維護了帝國的尊嚴。
為此，崇禎親自為洪承疇寫了一篇祭文，叫作《悼洪經略文》，並向全國發表。此外，他還下令用王侯才有資格享受的祭壇來祭奠洪承疇，而且崇禎本人也要親自前往寄托哀思——顯然，在那個大小官吏皆如同驚弓之鳥的混亂年頭，洪承疇殉國的事跡值得大加表彰，以示垂範。然而令崇禎和大明帝國都非常尷尬與憤怒的是：當崇禎主持的祭奠才祭到第九壇時，從遼東加急而來的塘報說，洪承疇沒有自殺殉國，而是投降了清朝。
洪承疇不是沒有想過自殺殉國，甚至還付諸了行動——城破時，他在官署裏打算拔劍自刎，忽然又想給自己留個全屍，於是改為上吊。但還沒等他找到上吊用的繩子，蟻群般的清軍已衝進官署。
被俘後的洪承疇被緊急押送到當時清朝的首都盛京，即今天的沈陽。與他一同被俘的其他幾位高級官員如丘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被就地處決——現在看來，處死這幾位同事，某種程度上有威嚇洪承疇以逼其降的意思。但是，在盛京，洪承疇對前來勸降的滿漢官員破口大罵，並絕食求死。皇太極很著急，派出最信任的漢臣範文程前往羈押地做工作。
洪承疇也知道範文程是名臣範仲淹的後人，他對範文程更沒好臉色，赤著腳，披著發，指著範文程破口大罵。範文程一點也不著急，任由洪承疇自顧自地罵。等到洪承疇罵得差不多了，範文程也不勸他投降，而是東拉西扯地談古論今。談話之間，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讓範文程心裏有了底：一塊塵土從屋梁上掉下來，落在洪承疇衣服上，洪承疇趕忙伸手把塵土撣掉。範文程見狀，很快結束了談話。這位善於洞察人心的清朝首席漢臣回去告訴皇太極：洪承疇一定會投降的。他的理由是：一個自以為將絕食而死的人，對自己的衣服都這麽愛惜，何況是自己的性命呢？
此後的情節就和中國曆史上屢次上演的義釋俘虜的故事如出一轍：皇太極來到關押洪承疇的房間，很親切地噓寒問暖。當時正值關外隆冬時節。皇太極見洪承疇衣服單薄，順手解下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洪承疇身上：先生你冷不冷哦？洪承疇的反應，《清史稿》上說：“瞠視久，歎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
洪承疇降清後，受到皇太極的極大禮遇，這種禮遇甚至引起了皇太極手下那些多年來浴血奮戰、所向披靡的將領們的不滿——洪承疇不過是一名被我們俘虜的囚犯，皇上為何對他優禮有加？皇太極反問眾將領：我們櫛風沐雨，究竟是為了什麽？眾人回答說：想得到中原呀。皇太極笑了：比如行路，你們都是瞎子，現在得到一個引路的人，我怎麽不快樂，不厚待他呢？眾將領這才心悅誠服，知道他們親愛的陛下在為奪取中原的萬裏河山作前期準備。
洪承疇1593年生於福建泉州。他於1616年，也就是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正式與明朝分庭抗禮那一年中進士，從而走上仕途。這似乎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這個福建人一輩子都將與他出生之時還遠在數千裏之外的滿人發生曲折而複雜的關係。
洪承疇降清後，在皇太極時代基本處於重而不用的狀態。到了順治進軍中原，這位“引路的人”終於發揮了極大作用。1644年，洪承疇隨多爾袞征明，軍隊到了遼河。當甲申之變的消息傳到軍中，洪承疇敏銳地感覺到：入主中原的大好時機業已到來，於是向多爾袞提出了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進，直趨北京的策略。後來的事實證明，洪承疇的主意乃上上之選。
清軍入主北京後，洪承疇受命平定江南。數年時間裏，他率軍南下，消滅了多支農民軍和南明軍以及抗清義士組建的義勇軍。他定江南，掠湖廣，占雲貴，是故史稱“清初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是為承疇事成之”。
洪承疇死於康熙四年，諡號文襄，這是一個文臣能得到的與文正、文忠之類的諡號相比肩的總結。然而，以漢族士大夫和深受國恩的高級官員身份而投降異族，並幫助異族消滅了自己的國家，從洪承疇降清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他將是一個名滿天下、謗滿天下的是非之人。
有幾個關於洪承疇的頗具意味的小故事，從中可以洞見，洪承疇易服剃發，成為清朝的高級官員後，他曾經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難堪。雖說與肉體的消失相比，這樣的難堪或許算不上什麽。但對一個飽讀聖賢書的士大夫而言，他內心深處所受到的震動和羞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故事之一：南明弘光政權派南京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出使北京，尋求與清朝方麵的和談。清朝誌在天下，根本沒有和談的意思，作為使者的左懋第被拘押。洪承疇受命前往勸降左懋第，左堅決不承認麵前這個著清朝官服的人是洪承疇。他說：你一定是鬼！洪督師在鬆山死節殉國，先帝曾經親自祭奠他，現在哪裏會又冒出個洪督師呢？洪承疇明白這位老先生是在裝糊塗諷刺自己，也隻好悻然而去。
故事之二：洪承疇攻下南京後，準備搞一場法事祭奠陣亡將士。正在籌備時，他早年的一個姓金的學生前來求見。金生很謙虛地請求洪承疇，說是他寫了些文章，想請老師指點指點。忙於軍務的洪承疇哪有時間看酸秀才的迂腐文章呢，就推口說眼睛不好，看不清楚。金生說，不妨，我念給老師聽吧。說罷，金生就當著眾多官員的麵大聲念起手中的文章，眾人一聽，大為吃驚——金生念的哪是他寫的文章，分明是崇禎寫的《悼洪經略文》。當然，這位勇敢的學生會遭到怎樣嚴重的處罰，我們可以想象得到。
故事之三：順治四年，天下初平，功德圓滿的洪承疇奉召回到北京。他派人把老母從福建接到京城——洪被俘後降清，崇禎居然沒有遷怒於洪的母親，這是一樁很奇怪的事情。按明朝皇帝的作派，洪的所有家屬原本隻有死路一條。洪母到京後，一見洪承疇，就舉起手中的拐杖往洪頭上打去，一邊打一邊罵：你接我來，是為了讓我給你當旗下老婢嗎？我今天打死你為天下除害！麵對憤怒的母親，洪承疇唯有狼狽逃竄。
每個朝代覆亡之際，都少不了兩種人：死節的忠臣和變節的叛臣。從幾千年中國傳統道德和政治倫理來講，不消說，前者總是備受時人和後人的讚美，哪怕他們的死節乃是於事無補的枉死。而後者總是注定要受到無以計數的批評和斥罵，哪怕他們的變節最終有利於一個新朝代的開啟。
這個事例說明，簡單地用道德和倫理標準來衡量世人世事，既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也容易使人淪為簡單空洞的道德家和倫理家。但世事和曆史並非如此簡單，它有著自身內在的規律和標準。
其實，就在明朝剛剛覆亡、反清複明還是一種時尚的奢談時，一位曾經熱心於反清複明的大儒就思考過這樣的問題：腐敗的明朝是所謂的正統，而新興的清朝是異族，那麽生逢其間的士大夫，到底是順應曆史潮流成為異族的功臣，還是逆曆史潮流成為正統的殉葬品？這個大儒力圖將個人為王朝效力和為保存文明效力區分開來。
他認為，世事變幻，天道運轉，有亡國和亡天下之分。所謂亡國，就是“易姓改號”，也就是朱家王朝變成了愛新覺羅家的王朝；而亡天下，則是“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至於士大夫如何在國和天下之間選擇，這位大儒認為“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士大夫在曆史巨變之前，首要選擇是為保存文明、文化而努力，接下來才是為王朝效力。
這位大儒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顧炎武。顧炎武進一步指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按這種思路，如果清政府能延續中國的文明，比如儒學、禮儀，那就應該得到老百姓的擁護，為了腐敗無能的明朝盡忠的事應該隻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從另一方麵看，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似乎甚至應該和清朝合作。
對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幹的明朝忠臣而言，他們或許因為對明朝的感情而不願接受清朝的官職，但他們又困惑於以天下事為己任的理想。如果放棄任官，這些忠臣所堅持的最終的善是什麽呢？為了一個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棄自己的理想，最終無所事事度過一生嗎？大變革之際，他們陷入了深長的迷亂之中。
與他們相反，洪承疇這些人正在積極建設這個國家。曆經戰亂痛苦不堪的中國在慢慢恢複元氣，正急需大量人才來完成重建帝國的任務，而明朝最後的孤臣們拒絕參與這一切，這是不是逃避自己治國的責任呢？
不可思議的是，盡管對清王朝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到了乾隆年間，當大清的統治日益穩固，洪承疇卻被列入了深含貶意的《貳臣傳》。這就是撲朔迷離的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