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結論
本章通過構建包含地區最短旅行時間、鐵路密度、列車經停頻次權重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素的高鐵可達性指數計算模型，計算各地區高鐵可達性指數及其變化率，在此基礎上分別從勞動力市場容量、勞動力市場結構與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三個方麵衡量高速鐵路發展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的關係。
2008—2016年，30個省（市、自治區）分三類地區勞動力市場各項指標關於高鐵可達性的彈性均值對應關係匯總如表6-13所示。
表6-13 三類地區勞動力市場各項指標的高鐵彈性均值匯總
表6-13數據顯示，地區高鐵可達性指數的提升帶動相應勞動力市場指標的變動，三類地區相應勞動力市場指標對高鐵可達性變化的敏感程度不同，高鐵發展對於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產生不同的影響。本章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地區高鐵可達性方麵，2008—2016年，30個省（市、自治區）可達性指數均增大，地區區位條件隨著該節點高鐵的開通運營均得到改善。我國高鐵可達性指數變化率分布呈現正的全局空間自相關關係，呈現高—高或低—低聚集狀態，表明一個地區高鐵可達性的改善程度受到其相鄰地區高鐵發展水平的影響。
第二，在勞動力市場容量平衡性方麵，2008—2016年，30個省（市、自治區）除貴州、重慶外，地區經濟活動人口數量均出現絕對增長，但新增勞動力人口數量分布不均衡，地區間差距較大，除山西、福建、湖南外，其他地區失業率均降低。勞動力市場容量指標關於高鐵可達性的彈性方麵，第三類地區對於高鐵可達性變化的敏感程度最高，高鐵可達性改善程度較低的地區可以利用高速鐵路發展較大幅度提升地區新增勞動力人口數量，降低地區失業率，促進勞動力市場容量平衡。
第三，在勞動力市場結構平衡性方麵，2008—2016年，30個省（市、自治區）第一產業存在剩餘勞動力，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具備較大的就業吸納空間，能夠吸納第一產業剩餘勞動力，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就業人數逐步降低，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逐步增加；各地區的產業—就業結構協調性均得到改善；各地區勞動力質量水平均得到提升。在勞動力市場結構指標關於高鐵可達性的彈性方麵，第三類地區的就業彈性、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與就業結構偏離係數、產業—就業結構協調度、勞動力質量水平對於高鐵可達性變化的敏感程度最高，第三類地區能夠利用高鐵可達性的改善最大限度地促進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平衡。
第四，在勞動力市場工資平衡性方麵，2008—2016年，30個省（市、自治區）最低工資標準、勞動力市場平均工資水平均提升；分行業平均工資水平均提升，按“一、二、三”產業順序遞增；高鐵可達性改善程度越高的地區，各項工資水平越高。在勞動力市場各項工資指標關於高鐵可達性的彈性關係方麵，第三類地區各項工資指標對於高鐵可達性變化的敏感程度最高，第二、第三類地區隨著經濟總量快速提升和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速，高速鐵路發展對於工資水平提升的拉動作用較為顯著，可以利用高鐵發展較大幅度地縮小地區收入差距，促進勞動力市場工資平衡。
二、政策建議
高速鐵路的飛速發展有效地縮小了時空邊界，但各地區空間區位改善程度的高低與地區原本的經濟發展水平、地理區位密不可分，政策傾斜和區位優勢促使我國東部地區得到率先發展，高速鐵路的發展更是為其提供了堅實的交通運輸基礎和要素流動便利。我國西部、東北部地區受經濟、曆史、地理區位等多種綜合因素影響，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吸引力較弱，依然處於相對劣勢的地位。本章研究結果表明，高鐵可達性的提升使站點地區能夠通過空間要素流動，優化地區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提升地區就業吸引力和工資水平，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差距。為提升高速鐵路發展影響下我國地區勞動力市場的平衡性，本章提出五點政策建議。
（一）調整地區高速鐵路建設力度，平衡地區高鐵可達性
高速鐵路的規劃與發展對於我國三類地區存在顯著的空間非均衡性，與可達性程度較高的地區相比，第三類地區中部分地區高速鐵路發展明顯滯後，如青海、寧夏等地區與其他地區連通能力較差、運輸能力不足，嚴重製約了這類地區對於高速鐵路發展帶來的區位優化條件的充分利用。本章研究結果表明，第三類地區在高鐵發展影響下獲得的經濟集聚、勞動力集聚、產業就業結構調整和工資提升效應更為明顯，即對於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的調節作用更顯著。因此，應在積極貫徹“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基礎上，加大力度進行第三類地區的高速鐵路建設，平衡地區高鐵可達性。在主要城市間構建分支線路網絡，實現重要城市和地級城市間互通互達，完善路網布局；加大政府高速鐵路基礎設施的補貼力度，調整票價進而降低高鐵出行成本，促進生產要素向第三類地區流動，進而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同時緩解發達地區人口規模過大、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等高競爭性壓力。
（二）探索地區就業與人才政策，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
為實現勞動力合理分布，一方麵需要持續完善勞動力的市場配置機製，另一方麵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與規劃引導。我國勞動力資源地區分布的巨大差異，使得勞動力高度密集的地區人滿為患，而勞動力稀缺的地區則承受著勞動力和人才不足的巨大壓力。高速鐵路發展帶來的交通運輸便利已較大程度改善了欠發達地區空間地理區位上的劣勢，西部地區應加大力度實施勞動力就業和人才吸引的鼓勵性政策，完善激勵相容機製，吸引東南部密集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向西部轉移，吸引外出就業人員回鄉，從而緩解勞動力空間分布上的失衡問題。尤其是第三類地區，較其自身而言，高鐵開通運行後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得到顯著提升，這些地區應著重利用高速鐵路發展形成新的地理區位優勢，提升地區競爭力，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
（三）找準地區功能定位，合理布局產業結構
勞動力依托於產業結構實現就業，勞動力向經濟集聚地區流動，增大了地區的經濟聚集程度，為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力、知識、技能支撐。各地區應在找準地區功能定位的基礎上，優化產業結構布局。東部地區是新型電子信息、生物醫藥、軟件信息服務等先進製造業和先進服務業的創新型產業聚集地，東北部地區是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食生產基地、林業基地、能源材料基地、機械工業基地、醫藥工業基地等。第三類地區應吸取優勢地區先進經驗，依據本地區勞動力資源狀況，合理開發與布局產業結構，提升就業吸引力，實現勞動力的合理分布。西部地區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這些地區第二產業資本較為密集且勞動生產率較高，呈現出加速工業化，西部地區應著重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加大農林科技和生態旅遊業投入、大力扶持鄉鎮企業發展，以擴大地區就業吸納能力，更好地利用高速鐵路發展帶來的交通運輸便利發展地區經濟。
（四）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勞動力質量
勞動力質量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基礎，雖然近年來我國各地區勞動力質量有所提高，但整體仍然偏低。新經濟時期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為標誌，這意味著高效率、高質量的人工智能可能導致大批低人力資本勞動者的失業。[12]教育資源的不平衡進一步導致勞動力分布不均衡。北京、浙江等地區高鐵可達性改善程度較高，但相應的地區新增勞動力數量卻處於全國較低水平，一方麵由於這些地區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使得地區勞動參與率出現下降；另一方麵由於這些地區產業就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於勞動力質量的要求進一步提升。而一些地區則由於勞動力質量偏低，勞動力質量的提升滯後於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出現勞動力短缺和過剩並存的矛盾，如黑龍江、寧夏、吉林、青海等地區。因此，勞動力質量較低地區應加大基礎教育投資，促進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共同發展，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有針對性地培養符合產業需求的專業型人才；勞動力質量較高地區應對現有勞動力資源進一步建立完善的教育和培訓機製，加大職業培訓投入，並通過高速鐵路實現高人力資本勞動力在全域空間的合理布局。各地區應著重根據地區產業特點統籌規劃高質量勞動力的培養，為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提供智力支撐，實現勞動力資源質量的有效提升。
（五）積極貫徹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我國地區間高速鐵路發展水平、勞動力分布、收入水平、經濟增長等均存在非均衡性，西部和東北部地區與東部發達地區存在顯著差距。各地區應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出發，積極貫徹“東部率先發展”“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等一係列區域發展戰略，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以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勞動力資源的合理分布，更好地利用高速鐵路發展帶來的要素流動便利，促進全國範圍內勞動力市場和經濟增長的平衡性。特別是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應著重發揮地緣優勢，尤其高鐵可達性較高的地區更應充分利用交通運輸的便捷，提高對外開放力度，積極吸引外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快城鎮化和都市圈發展，同時對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形成帶動效應。
[1] Hansen，W.G.，“How Accessibility Shapes Land U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1959，25（2），pp.73-76.
[2] Morris，J.M.，Dumble，P.L.，Wigan，M.R.，“Accessibility Indicators for Transport Planning，”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General，1979，13（2），pp.91-109.
[3] 王嬌娥、焦敬娟：《中國高速鐵路網絡的發展過程、格局及空間效應評價》，載《熱帶地理》，2014（3）。
[4] 李廷智、楊曉夢、趙星爍、梁進社：《高速鐵路對城市和區域空間發展影響研究綜述》，載《城市發展研究》，2013（2）。
[5] Jing Shi，Nian Zhou，“How Cities Influenced by High Speed Rail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in China，”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2013（3），pp.7-16.
[6] 參見李玉江、張果：《人口地理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7] 李強：《影響中國城鄉流動人口的推力與拉力因素分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1）。
[8] 張耀軍、岑俏：《中國人口空間流動格局與省際流動影響因素研究》，載《人口研究》，2014（5）。
[9] 田相輝：《中國城市集聚經濟研究》，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
[10] 黃洪琳：《中國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偏差及原因探討》，載《人口與經濟》，2008（4）。
[11] 王慶豐：《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發展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0。
[12] 賴德勝：《新經濟：就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新動能》，載《中國勞動保障報》，2018-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