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勞動力市場複雜性主要體現為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充分性、穩定性更加複雜，或者說勞動力市場將會更加不平衡、不充分、不穩定。勞動力市場複雜性誘使勞動力市場不確定性和風險明顯增加，繼而影響國家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目標的實現進程。
一、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更加複雜
（一）勞動力供需波動明顯
勞動力市場平衡性更加複雜首先體現在勞動力供需更加不平衡，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主要經濟社會數據顯示，16～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為90199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548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4.9%。2012年以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以每年三四百萬人的速度逐年遞減，2012—2017年共計減少了2344萬人。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一方麵使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潛在增長率下降；另一方麵加劇了部分地區和行業的招工難。人口結構變化還體現在老齡人口及其占總人口的比例雙雙保持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由2011年的18499萬人（占總人口14.32%）增至2017年的24090萬人（占總人口17.33%）。其中，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由2011年的12288萬人（占總人口9.12%）增至2017年的15831萬人（占總人口11.4%）。預測顯示，到2050年，我國老齡人口將達到峰值4.87億人，占總人口的34.9%。[3]
除受人口結構變化影響外，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還與勞動參與率降低緊密相關。北京師範大學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發布的《2016中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報告——性別平等化進程中的女性就業》[4]顯示，由於受市場化改革、收入效應、人口結構轉變、教育擴展、家庭照料時間變化等因素共同影響，二十幾年來，我國勞動參與率呈現穩步下降態勢，且女性勞動參與率相對於男性下降更快（見圖9-1）。具體來看，男性勞動參與率由1990年的84.5%降至2014年的78.4%，女性勞動參與率則由1990年的72.4%降至2014年的64%，勞動參與率絕對差距從1990年的12.1個百分點增加到2014年的14.4個百分點。雖然我國“二孩”政策已全麵鋪開，但由於受生育意願、人口慣性等主要因素影響，一定時間內勞動年齡人口仍會呈現動態減少趨勢。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的預測數據表明，2030年以後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會出現一個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會由2030年的8.3億人降到7億人左右。[5]
與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形成對比的是，我國勞動力市場需求端則保持旺盛態勢。《2017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2—2017年我國累計新增城鎮就業人員數量7875萬人。[6]《2018年第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2018年第一季度CIER指數為1.91，且具有顯著的行業、職業、區域、城市特征。[7]該指數意味著一個求職者對應兩個左右的崗位需求，反映出當前勞動力市場供需具有明顯不平衡性。
圖9-1 1990—2014年分性別勞動力參與率
（二）勞動力區域配置失衡問題突出
市場化改革提升了各類人才流動意願，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我國勞動力資源的總體配置，但與此同時，也使得不同區域勞動力市場不平衡性加劇，尤其表現在城鄉、東中西部以及不同行政層級地區之間。具體而言，在城鄉方麵，由於城鄉之間的發展嚴重不均衡，基礎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差異懸殊，使得人才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明顯，這加速了勞動力資源在城鄉之間的不平衡配置。如《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農民工總量為28652萬人，比2016年增加481萬人；外出農民工17185萬人，其中，外出進城農民工13710萬人，比2016年增加125萬人。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4.3歲，其中40歲及以下所占比重為72.3%。外出農民工中擁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5%，比2016年提高1.6個百分點，接受農業或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5.5%。[8]單向度的人才流動使得農村“空心化”趨勢加重，城鄉之間各類人才基尼係數差距顯著。盡管近幾年來不斷有“城歸”群體和外出農民工返鄉，但農村人才總量與質量依然不足，成為製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最大瓶頸。此外，來自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曆次全國高校畢業生的抽樣調查數據也證實了上述判斷。該數據庫顯示，2007—2017年，83.2%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於大中城市，僅3.7%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於鄉鎮和農村。[9]
勞動力在東中西部地區配置的不平衡則可以用求人倍率來反映。求人倍率是勞動力市場在一個統計周期內有效需求人數與有效求職人數之比，它表明了當期勞動力市場中每個崗位需求所對應的求職人數。求人倍率越高，說明需求人數越多，而求職者卻供不應求。使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的2010—2015年度登記求職人數、單位登記招聘人數測算的年度求人倍率數據顯示，東部地區[10]求人倍率由2010年的1.66增至2015年的2.54，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由2010年的1.17和1.09變動為2015年的1.16和1.01。個別省市求人倍率差距明顯，如東部地區北京求人倍率由2010年5.40猛增至2015年10.67，中部地區湖北以及西部地區寧夏則分別由2010年的1.24和0.56上升至2015年的1.29和1.16。總體上看，勞動力市場需求呈現明顯區域特點，東部地區優於中部地區，中部地區則好於西部地區。從測算數值的時間序列上看，東部地區求人倍率增加顯著，中部地區則相對穩定，而西部地區則呈現下降趨勢。求人倍率的區域特點誘使勞動力在不同區域流動與配置也呈現明顯的東中西特點，使得勞動力區域配置失衡問題加速外顯化。
此外，由於受製度、發展前景、公共服務等因素影響，勞動力在不同行政層級地區之間的分布也存在較大不平衡性。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的2017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抽樣調查表明，盡管城鎮籍與農村籍高校畢業生城市就業略有差異，但有一個共同就業特點，即高校畢業生就業於省會城市或直轄市比例最高（城鎮籍為61.7%，農村籍為51.9%），就業於地級市次之（城鎮籍為26.6%，農村籍為28.4%），縣級市或縣城比例居第三位（城鎮籍為10.1%，農村籍為15.9%），而就業於鄉鎮和農村的比例則很低（城鎮籍兩者合計為1.6%，農村籍對應為3.8%）。[11]
（三）就業形態不平衡
傳統就業形態可細分為工資雇傭或稱工資性就業（wage-employment）、自我雇傭（self-employment）和失業（unemployment）三種。[12]伴隨共享經濟快速發展，我國平台就業、靈活就業等新就業形態也飛速湧現。《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顯示，2017年我國提供共享經濟服務的服務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比2016年新增100萬人；共享經濟平台企業員工數約為716萬人，比2016年增加131萬人，占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9.7%，意味著城鎮每100個新增就業人員中，就有約10人是共享經濟企業新雇用員工。預計到2020年，共享經濟領域的提供服務者人數有望超過1億人，全職人員約2000萬人。新就業的直接間接就業效應總計約占全部就業的17%。但需要指出的是，工資性就業仍是當前我國主要的就業形態，其他兩種傳統就業形態比例較低。以高校畢業生為例，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8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7屆中國大學生畢業工資性就業比例為77.1%，創業比例僅為2.9%，與2016屆基本持平。智聯招聘發布的《2018年大學生就業力報告》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研判。[13]報告顯示，79.89%的2018屆大學畢業生仍然將工資性就業作為主要就業意向。而不同形式的工資性就業之間也存在明顯不平衡。報告表明，2018屆大學畢業生期望簽約單位為國有企業（31.73%），然後是三資企業（27.77%）和民營企業（20.85%），而實際簽約數據顯示，民營企業簽約比例最高（58.62%），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分別位居第二（17.85%）、第三位（14.35%）。此外，“慢就業”現象[14]也逐漸顯現，6.99%的2018屆畢業生選擇“慢就業”。“慢就業”實質上是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勞動力市場不能有效銜接外部經濟環境快速變化、無法及時協同變革的現實體現。[15]而在新就業形態中，則主要以出行平台就業為主，其他形式的平台靈活就業相對不足。《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業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萬人（含專車、快車、順風車車主、代駕司機）在滴滴平台獲得就業與收入，其他規模相對集中的平台就業形式則相對偏低。[16]
二、勞動力市場充分性更加複雜
（一）市場機製還未完全形成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當前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後，使得人力資源閑置和大量有效勞動力需求得不到滿足並存；勞動力市場規則不統一，部分行業和區域勞動力市場存在壟斷和保護主義；勞動力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勞動力資源盤活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充分解決，統一、高效、有序的勞動力市場難以真正構建，更高質量和更充分的就業也將難以盡早實現。
中國勞動力市場機製還未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於勞動力市場存在製度性分割，且這種製度性分割又進一步促進勞動力資源的不充分配置，繼而引發非充分就業或自願性失業或“慢就業”問題。勞動市場製度性分割還對就業公平、就業增長、收入分配以及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因此，近年來以測評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充分的勞動力市場成熟度研究成為探究勞動力市場製度性分割問題的重要視角。在代表性研究中，田永坡（2016）等從市場主體、流動性、靈活性、政府作用4個維度（一級指標）構建了12個二級指標的評估體係，並使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年鑒數據測評了省際勞動力市場成熟度。[17]估測結果顯示，2000—2014年，我國勞動力市場成熟度呈現一種正金字塔型的結構，成熟度均值由2000年的32.99分增至2014年的34.26分，呈現上升趨勢，但數值總體偏低。分地區看，經濟越發達的省（市、自治區）勞動力市場成熟度水平越高。由東向西屬於較高級類型的省（市、自治區）逐漸減少，屬於較低級類型的省（市、自治區）逐漸增多。勞動力市場成熟度排名靠前的省份集中在東部地區，排名靠後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呈現東西條塊分割特點明顯，這阻礙了勞動力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
勞動力市場機製不健全還體現在不同行業就業回報差異方麵。《2017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6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67569元，其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平均工資最高（122478元），金融業次之（117418元），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96638元），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83863元）則分別位居第三、第四位。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47577元），住宿和餐飲業（43382元），農、林、牧、漁業（33612元）則為排名後三位。2016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7569元，比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高出24736元。外商投資企業崗位工資差距最大，崗位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32；其次是港澳台商投資企業，最高與最低之比為3.45；第三是國有企業，最高與最低之比是2.91。私營企業和其他內資企業崗位平均工資差距最小，最高與最低之比分別為2.27和2.29。
（二）就業質量整體不高
就業質量有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麵的釋義。宏觀層麵包括就業環境、社會保障、對話機製、勞動關係等，中觀層麵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就業服務等，微觀層麵則包括勞動收入、工作時間、人職匹配、就業滿意度等。無論是基於宏觀數據的實踐分析，還是來自微觀測算的經驗證據，眾多研究一致表明我國當前就業質量整體不高。[18]來自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分析的新近研究也再次證實了上述結論，如基於麥可思公司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和德爾菲法就業指數構建法測算的就業質量研究結果顯示，2010—2015屆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指數處在66%～68%，就業質量總體水平偏低。[19]經濟發展新階段影響我國高質量就業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麵：一是每年新進入勞動力規模較大，但由於科技進步、機器替代人工等會使短期內就業形勢嚴峻；二是高質量就業崗位（通常判斷標準為工資高、福利好、工作環境宜人、晉升空間大，能兼顧家庭與生活等，即通俗意義上的“好工作”）供給有限；三是就業歧視現象在一定範圍內仍然存在，阻礙了勞動力和人才的流動；四是就業極化現象在重點就業群體中的體現更為明顯；五是高質量就業尚未完全帶來全體人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三、勞動力市場穩定性更加複雜
（一）科技進步增加就業風險
以互聯網等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高效地整合了分散化的閑置資源，更好地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異質化需求，以此形成的經濟活動稱為共享經濟。共享經濟因重構體驗、重構價值、重構連接，產生新經濟、新業態、新趨勢、新文化，為產業升級、創業促進、就業擴大提供了新動力。然而，科技進步也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明顯的負麵影響，如網絡平台型勞動關係使得傳統勞動關係治理工具或手段變得低效或失效，就業市場中大量的常規操作型崗位被替代，即機器替代人工，這使得不穩定就業的風險增大（如技術性失業等）。新時期，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機器換人”對典型地區、特定人群替代趨勢更為明顯。如2015年深圳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一款名為AGV的搬運機器人，每年能給使用者節省12600元的人力成本，但卻讓3名搬運工、1名運輸車司機失去原有崗位。曾被譽為世界毛織之都的東莞大朗鎮，隨著數控織機等大批智能生產裝備的普及，近9成工人被機器替代了。[20]需要指出的是，機器替代人工並非中國獨有。如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0年，美國約有1100萬個秘書職位被互聯網服務所取代；同一時期，電話接線員減少64%，旅遊代理減少46%，會計減少26%。歐洲則有三分之二的中產階級職位成為技術的犧牲品。[21]
（二）貿易爭端增加就業市場不穩定性
經濟全球化使得國際貿易變為常態。國際貿易或FDI輸入的理念、技術、資本、人才等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就業形態，與此同時，也強化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使得國內勞動力市場伴隨國際經貿環境的不確定和多變性而充滿不穩定性。以2018年中美貿易戰為例，中美貿易戰實質上是一場“就業戰”，特朗普政府和我國（以及其他國家）爭奪的是優質就業崗位（即好工作）。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恢複美國製造業輝煌的口號，其根本旨在增加美國就業崗位，使“美國再次強大”，希冀通過提高關稅或其他貿易製裁從中國搶回失去的就業崗位。有專家測算表明[22]，美國對我國實施的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關稅的製裁可能涉及國內350萬個就業崗位，按現行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計算，將會使我國的失業率上升1.5～2個百分點。以中美同時設置30%關稅和非關稅混合貿易戰的情形測算，中國就業將會下降3.093%。實際上，無論具體數值為多少，都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貿易爭端，尤其是單邊貿易戰，無疑增加了涉事國就業市場的不穩定性。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就業市場壓力
新時期，我國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戰略部署即為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根本目的在於提高供給體係質量和效率，激發經濟增長潛能。伴隨“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和煉油等新舊產能轉換將會陸續釋放2700萬人，短期內，化解過剩產能勢必會給典型地區、重點人群帶來失業、轉崗問題，對勞動力市場構成新的考驗。盡管城市製造業就業對服務業就業具有明顯的乘數效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製造業布局，培養更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優勢產業，能夠在未來拓展就業空間，為失業、轉崗人員提供新的工作機會。[23]但新產業新就業大多需要勞動者具備更高水平知識和技能，對求職者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都有更嚴格要求，對勞動力供給質量也要求更高。而化解過剩產能所涉及企業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崗人員素質通常滯後於新崗位需求，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就業毀滅與就業創造過程中對就業市場形成的衝擊，最終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複衡，因而在一定時期內會給失業人員和轉崗人員帶來就業壓力，使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並持續更長時間，繼而顯著提升了就業市場的不穩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