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伴隨勞動力市場凸顯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就業領域不少兩難多難抉擇將更加明顯。麵對這樣的局麵，保持戰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式就業強刺激，而是主動適應、引領勞動力市場的新常態，集中精力促進勞動力市場化改革，調整勞動力市場結構，防範不充分就業風險，提高勞動力市場運行動力，實現就業工作穩中有進，使高質量就業發展紅利惠及數億勞動者及家庭，是新時代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為此，政府應善用宏觀調控這一主要經濟職能，不斷創新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明確就業工作區間調控思想，積極加強勞動力市場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和精準調控，為就業增長增添活力定力。基於前文對勞動力市場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的分析，本研究認為，政府應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構建如下實踐路徑，詳見圖9-2。
圖9-2 新時代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的實踐路徑
由上圖可知，區間調控是新時代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體係的中心。政府通過設置“合理區間”來調控勞動力市場，是跳出勞動力市場本身、基於經濟社會發展全盤考慮後的戰略選擇，是政府針對就業領域新的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主動有所為的集中體現，是黨和政府以新思維和新方略推動實現勞動力市場統一、高效、有序的中國方案。事實上，在複雜困難的國內外環境下，設定一個就業增長的區間目標，有利於提高黨和政府在多重約束條件下采取更加靈活、精準、有效的就業調控政策，實現就業規模和就業質量的協同增長。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考慮了決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需要，符合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實際，2018年發展主要就業預期目標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在5.5%以內。基於“十二五”發展經驗與基礎，從經濟基本麵和就業吸納能力看，6.5%左右的增速可以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此次就業增長合理區間的設置，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指明了方向。不難發現，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區間調控的下限為穩定和擴大就業，目的在於保持就業基本盤和經濟社會穩定，因此，可進一步將區間調控的下限理解為“好就業”（或稱“有業就”）。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區間調控的上限或者理想目標則是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更多體現的是“就好業”的政策期望。“就好業”和“好就業”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政府治理勞動力區間調控的重心，也成為切實著力推進勞動力市場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和精準調控的根本指引。
一、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中的定向調控
作為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體係的主要構成，定向調控是勞動力市場區間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重點是針對就業區間內出現的不同情景，匹配不同的對策措施，精準發力、定向施策，更多依靠市場力量和運用改革辦法，進行“噴灌”“滴灌”，不搞“大水漫灌”。通過製定差異化、個性化的勞動力市場調控政策，使預調微調和必要的“先手棋”更加有的放矢，體現了對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深處著力的更高要求。勞動力市場定向調控的特點為前瞻預調、積極出策，其目的在於調整勞動力市場結構，改變勞動力市場的不平衡性，主要措施在於調控“靶點”，及時防範，補齊短板，促進勞動力市場統一、高效、有序運行。
具體而言，對於勞動力供需波動或失衡問題，一方麵，政府需加強對人口結構轉型變化趨勢研究，尤其是對勞動年齡人口供需的預測與研判，並著眼於克服宏觀調控政策的時滯效應，對研策和出策須做出前瞻性預判，選擇好就業政策出台時機，微調為主，適時采取對應措施，做到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麵，政府需穩步實施職業技能培訓和老齡人口開發與利用的就業促進政策。推行職業技能培訓和釋放老齡人口生產價值的調控人口與就業政策目標十分明確，旨在挖掘社會可能蘊藏的勞動力資源，以緩和勞動力供給持續減少趨勢。需要指出的是，適配於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是激發人口紅利持續顯現的充要條件。[24]在積極的經濟社會改革政策推行基礎上，通過建立健全規範的職業技能培訓體係和職業教育，提升當前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有助於人口機會窗口二次打開，使得質量型人口紅利得以有序發揮。如隨著“4050”農民工陸續返鄉以及各地返鄉創業政策的實施，緩解民工荒的定向政策在於提升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或技能存量，以質量替代數量。此外，隨著勞動力人均壽命的增加，定向更好地推進延遲退休、全麵“二孩”、低齡老年人力資源開發與利用等相關政策落地落實，也有助於從短期和長期緩解勞動力市場供給端結構性矛盾。
對於勞動力資源區域配置失衡問題，新時期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製機製弊端，建立充分開發、競爭有序、公平合理的勞動力市場是關鍵，實質在於調整、理順利益關係，更多依靠市場化改革力量，定向研策，漸進出策，讓市場真正在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為此，首先是繼續深化戶籍製度改革，給“戶口鬆綁”，穩步推行居民戶口登記製度，取消招聘、待遇設定時身份因素限製或歧視。其次是健全各行業相協調的工資增長機製，主動減輕中低收入勞動者稅負，嚴格控製壟斷性行業巨額紅利和高管年薪。再次是著力改革現有的社會保障體製，增強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可持續性和流動性，消除重點群體保障過度和保障不足問題，盡早建成合理兼顧各類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待遇確定機製、正常調整機製和轉移接續機製。最後是借助“互聯網+”建立共享式就業公共服務平台，切實為高校畢業生、城市能人、返鄉群體、退役軍人等基層就業創業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
對於就業形態不平衡問題，則需通過定向調控促進就業形態多元化、平衡化。為此，一則需要借助更加積極的就業創業政策，縱深推進商事製度改革，為自雇創業“清障搭台”，著力提升勞動力市場中自雇創業比重。二是通過精細化的就業促進政策，為靈活就業、平台就業、“慢就業”等新就業形式提供厚實的安全就業保障，鞏固工資性就業效能，最終形成高效治理非自願性失業等問題的長效機製。
二、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中的相機調控
勞動力市場相機調控是指政府根據就業市場情況和各類就業調適措施的特點，靈活機動地決定和選擇當前究竟采取哪一種或哪幾種就業策略。勞動力市場相機調控的特點為適時微調、靈活施策，其目的在於防範勞動力市場係統性風險，調節勞動力市場的不充分性，為實現充分而有質量就業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與政策預期。勞動力市場相機調控的重心是微調，即根據當前勞動力市場變化，及時製定靈活的、具體的就業政策預案和項目準備，選擇好就業政策意圖與就業政策時點，增量改革，力圖及時化解勞動力市場運行風險。勞動力市場相機調控是對勞動力市場定向調控實施中的一種再平衡。
勞動力市場機製是指勞動力市場機製體內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係及作用機理。勞動力市場機製有一般和特殊之分。勞動力市場一般市場機製是指與其他生產要素市場一樣都存在並發生作用的機製，主要有勞動力市場供給機製、勞動力市場價格機製、勞動力市場競爭機製和勞動力市場風險機製。勞動力市場特殊市場機製是指不同於其他生產要素市場而存在並發生作用的機製，如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機製等。針對勞動力市場機製還未完全形成所誘發的勞動力市場不充分問題，主要調控措施在於，通過政策微調，靈活施策，重點構建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規則，破除部門行業和區域壟斷和保護主義；建立暢通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傳遞機製，清除影響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競爭不充分的政策阻滯；建立工資收入決定機製，使市場機製而非行政力量、傳統製度、身份出身等在決定勞動力資源配置和使用中起決定作用。另外，加強“放管服”改革推行，注重勞動力市場的監督檢查和誠信管理，也十分重要。
對於就業質量不高，勞動力市場相機調控的主要策略在於，首先應加強對新時代高質量就業的評價體係理論研究。傳統的、國際的就業質量評價體係不能夠較好地評價靈活就業、平台就業等新就業質量狀況，為此需在國際經驗比較基礎上，重構適合中國情境化的就業質量評價指標體係。其次是重視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為勞動力增能和賦能，提升其可雇傭能力和創業力。具體則需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麵：一是政府應調適教育理念和教育政策，如“新工科”建設，形成“人工智能+X”複合專業培養新模式，鼓勵高校主動變革辦學目標和教育內容，增強學習者的應用型素養。二是政府應大力支持企業加強在崗培訓，積極探索“企業點菜、政府買單”的方式，提高職業技能培訓質量。三是加強政策創新，逐漸引導人力資本深化。如有針對性地進行製度和政策再設計，確保勞動者收入同步增長，提高勞動者創新能力。創新工資集體協商製度，製定企業工資支付保障條例和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製度，有效規避現實中因工資支付問題而衍生的就業質量問題。然後是善用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開發高質量就業崗位，增強好工作的供給能力，滿足勞動力日益多樣化的就業需求。最後是積極構建公平的就業環境，有效消除就業歧視，實現勞動力自由、有序流動。此外，還要改善勞動者權益保護立法和職業安全勞動條件，打造普惠性公共就業服務，促進更多勞動力體麵就業和充分就業。
三、勞動力市場宏觀調控中的精準調控
實現就業區間調控內更高質量和更加充分就業，除了上述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外，新時期還需要加強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精準調控。勞動力市場精準調控，往往更加需要就業政策或措施協同發力，需要宏、微觀就業政策利益相關者之間精準配合，通過製定並穩步實施精準的就業政策或措施，有效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使就業穩中有進。勞動力市場精準調控更多地瞄準解決就業領域的“有效性”問題，以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模式支撐“中國就業奇跡”。勞動力市場精準調控的特點在於分類瞄準、穩定用策、精準發力，其最終目的在於穩定就業增長。
為更好地迎接科技進步、國際貿易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勞動力市場不穩定，政府需要織密製度網、打好政策組合拳以便更好地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促進穩定就業。首先是為抵禦科技進步對典型群體就業替代，應強化對新生代農民工、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化解產能過剩轉崗人員等就業力、職業精神的塑造與提升，如分別製定不同就業群體的職業技能培訓方案，為適合這些群體就業發展需要而加強職業教育、高等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建立一支真正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營造良好的政策和製度氛圍。其次是政府需對科技產業進行統籌規劃。如在積極推進《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國務院關於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的通知》等過程中，需要相關配套預案精準幹預，使得就業市場轉換更加平緩。再次是應加強完善和創新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製。如設立獨立的、專門的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構，增強及時、高效處理國際貿易爭端能力，盡早更好地規避國際貿易爭端對勞動力市場的負麵傳導效應。建立以仲裁為主、政治外交手段為輔的爭取解決機製。通過戰略貿易協定明確製定仲裁、仲裁程序、時限、裁決規則與執行等具體操作規定，將調解、調停等政治外交手段置於仲裁或其他法律手段之前應用，有效化解貿易就業戰風險。然後是需穩步做好精準就業扶貧。在精準幫扶基礎上，結合產業扶貧、電商扶貧等舉措，重點推進扶貧車間建設，創設就業扶貧公益性崗位，支持一批能人返鄉下鄉創業，帶動當地貧困勞動力就業。[25]最後是精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強經濟政策、產業政策與就業政策銜接，強化經濟增長對更好更多就業崗位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