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穩定性的政策平衡性
德國曆史上經曆了兩次重大就業政策改革。第一次是“俾斯麥改革”，該次改革建立了全世界最早的社會保障體係，強調以保險為核心的勞動力穩定性，並為德國勞動者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就業福利製度和失業保障；第二次是2003年開始的“哈茨改革”，該次改革旨在建立激勵型勞動力市場政策，強調短時工作製為核心的靈活性，更加重視“適度工資”（見表11-2）。按照歐盟委員會的要求，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超過6%將被視為對歐盟經濟穩定有威脅，而2014年，德國的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高達7.3%，對周邊國家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德國為了保持實體經濟持續的競爭力，對於工資水平的增長進行嚴格限製。為了提高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德國政府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接近最低工資的兼職工作或者迷你工作。從圖11-2可以看出，德國兼職工作主要由女性勞動者從事，占兼職工作的79%，有效地解決了女性就業的難題。然而，德國不同性別勞動者的就業公平問題並沒有解決。2017年，同等工作中德國女性勞動者的工資比男性低21%，“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仍然嚴重。
表11-2 德國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與靈活性政策
圖11-2 德國全職工作與兼職工作者的性別占比
數據來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二、實體經濟為主導，嵌入“鏡像化”的虛擬經濟
根據OECD的統計，在過去的20年中，整個OECD地區的平均生產率差距（按每個雇員的GDP衡量）已經擴大。OECD國家前10%與後75%地區之間的差額增長了近60%，從15200美元增至240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2014年，德國ICT部門占GDP的比重僅為5.5%，難以對國家經濟產生結構性影響。德國是一個“製造大國”，製造業的發展水平從2010年以來保持高位穩定發展趨勢。2016年，德國的製造業占GDP比重為22.62%，遠高於法國、英國等歐盟國家。從德國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指數）來看，2015年1月以來，德國的製造業都保持擴張姿態，德國製造業的PMI指數略低於澳大利亞和荷蘭，略高於意大利、愛爾蘭、法國等國，在歐洲處於領先序列。一方麵，德國的製造業向服務性製造業轉型，製造設備與服務之間的關係發生逆轉，製造服務占製造業總收入的比重超過設備製造。另一方麵，德國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密切相關，製造業的繁榮催動服務業的發展。根據一項研究，科技型製造領域的崗位在顯著減少。現在五大科技公司比之前五巨頭的員工數量少22%，截至2017年員工總數為434505人，而2000年思科係統、英特爾公司、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甲骨文和微軟的員工總數為556523人。[2]
同時，德國在實體經濟中嵌入“鏡像化”的虛擬經濟。從資本占比的角度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ICT資本的占比都遠低於其他要素占比。從1995年到2014年，ICT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不足1%，但是發展中國家的ICT資本貢獻率遠高於發達國家。未來，ICT部門對於經濟的貢獻將進一步增長，甚至可能會占到經濟總量的半數左右。德國製造業的升級是以信息化和數字化為重要動力的，在整個製造業發展中，德國力求在產品設計、規劃、生產、銷售、終身服務等環節都打通實體與信息化的壁壘，通過建立完善的數字化係統，實現企業“鏡像化”的監管和服務過程，減少企業的庫存壓力，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三、勞動力供給缺口增大，高技能勞動力占比增加
德國工業4.0體係著力提高企業靈活性，要求個性化大規模製造、多變的市場和高效柔性生產，這就要求提升勞動力素質。從圖11-3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德國的高技能勞動力占比不斷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2年，OECD國家的平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77.89%。截至2012年，德國的高技能勞動力占比達到28.1%，中等技能勞動力占比達到57.8%，這得益於德國有效的產學研一體化的教育體係。從圖11-4可以看出，2017年，德國有職業證書的勞動者占比相對較高。而在有學曆證書的勞動者中，擁有碩士及以上的勞動者占比相對較高。德國人嚴謹的風格，以及其獨特的“學徒製”高等教育模式，使得德國製造業的風格非常務實，理論研究與工業應用的結合也最緊密。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和工程技術專業人才曆來被看作德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是“德國製造”產品的質量保障。第一，德國的雙元製職業教育模式世界知名，這為製造業發展提供了大量高素質員工。雙元製職業教育是一種針對中學畢業生的為期三年的專業技術人才教育模式，由企業和學校合作開展。在德國，每年約計60萬年輕人開始接受雙元製職業教育，約占同齡人數的三分之二。職業教育期滿後，同一行業的學生參加由德國工商協會組織的全德統一資格考試。德國有高達400多個職業需要執業證書。第二，德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建立了應用技術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體係中不同於綜合性大學的一種獨特類型。目前，德國約有219所應用技術大學，學校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但是可以和綜合性大學聯合培養博士。同時，德國政府為應用技術大學在電子、材料、機械製造等製造領域的成果轉化提供大量的經費支持。
圖11-3 德國不同技能勞動力占比變化趨勢
注：不同技能勞動力以受教育程度衡量。
數據來源：世界宏觀經濟數據庫。
圖11-4 2017年德國不同技能勞動力人數
注：部分數據缺失。
數據來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然而，在歐盟國家中，德國經濟受高素質勞動力短缺的影響最為嚴重。據路透社報道，德國工商聯合會（DIHK）表示，2018年，德國就業市場將增加60萬個新就業崗位。不過，德國的勞動力短缺問題正危及整體經濟，企業難以補足約160萬個空缺崗位。據DIHK對2.4萬家企業進行的調查，幾乎每2家企業中，就有1家無法為空缺崗位找到合適的長期任職人選；每10名經理中有6名認為，合格人才短缺對公司業務構成威脅。[3]在德國，老齡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結構特征態勢顯著，適齡勞動力人口占比縮減。德國也很早就麵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2015年各國競爭力指數的報告中，勞動力是德國唯一弱於創新驅動型國家平均水平的一項。近年來，德國也在積極吸引移民來補充勞動力市場的缺口。根據德國統計局的統計，2017年德國勞動力市場上的移民為360萬，占總就業人數的11%，其中來自歐盟地區的人數為192萬。例如，德國汽車零件製造商Burger Group的移民勞工占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一，為了吸引更多移民技術勞工，該企業提出Burger Care福利政策，對移民勞工提供當地火腿和香腸的歡迎拚盤，以及舉辦社交活動，如團體徒步旅行、滑雪旅行和足球比賽，讓移民感到暖心，幫助他們快速融入當地社會。同時，伴隨著德國的城市化發展，德國形成了獨特的人口流動特征。第一，德國的大城市集聚人口的能力緩慢增強。與中國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概念不同，德國很早就完成了城市化發展，大量億萬級企業分布在不同的城市群當中，醫療和教育資源分布相對均衡，德國勞動力並不會大規模遷移到某些一線城市。但是，中小企業抗擊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隨著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出現，社會保障體係的縮減再次打擊民眾的信心，因此，部分勞動者轉而前往大城市搜尋穩定工作。第二，德國的製造業發展麵臨兩極化的格局。在一些老工業城市（如魯爾區等），政府被迫推行去工業化的政策措施，大量第二產業勞動者轉向第三產業。一些製造業轉型升級成功地區，則對高技能勞動力有強烈的市場需求。
四、建立完善的科研創新政策體係，鼓勵人才的跨國跨區域流動
2007年的《裏斯本條約》規定了歐盟在研發創新領域的政策和法律約束，是歐盟一體化科研創新體係的重要法律支撐。此後，歐盟先後製定了“歐洲2020”戰略、歐洲研究區、“地平線2020”等一係列政策文件，鼓勵歐洲在應對“智慧全球化”過程中進行一係列自我改善。具體來說：（1）歐盟國建立增強科研和教育合作的跨國合作，例如“創新聯盟”；（2）完善歐盟國內部的科研人才流動環境，降低科研人才的跨國流動成本，建立開放的勞動力市場；（3）改善科研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建立諸如“歐洲學者夥伴關係”等來提高科研人員的就業質量（見表11-3）。
表11-3 歐盟和德國科研創新政策文件或行動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