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大力推進“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應該借鑒德國的發展經驗。中國當前的實體經濟發展情況接近於德國的情況，而德國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堅持的“實體經濟為主”導向，正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德國在“實體經濟為主”的發展過程中，尋找到有效的解決就業平衡性的路徑，值得中國借鑒。
一、重視品牌效應，加速製造業的升級換代
德國在橫跨製造業的各個領域都具備較強的整合能力，製造業形成了網狀的交叉互補工業體係，著力於在尖端品牌上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在核心技術上追求完美品質，成就了德國企業不敗的知名度和品牌盈利能力。德國的十大品牌公司主要集中在汽車製造、工程和科技領域。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2018年上半年德國製造業就業總人數達到560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14.4萬人，同比增長2.6%，創下2005年以來德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最高紀錄。分析認為，當前德國製造業就業形勢良好主要得益於“德國製造”在世界範圍內的品牌效應。數據顯示，就業增長最快的行業主要集中在信息技術行業、電器和光學產品生產行業、機械製造及食品加工行業。優質品牌不僅能夠直接容納就業，而且優質品牌都在轉型升級中，能夠提供更好的就業孵化機會，成為優質的“平台”企業，利用品牌效應，拉動中小企業發展，解決中小企業在轉型或者破產過程中的就業人員安置問題。
二、建立更加開放的人才競爭格局，以“技能”為引才的核心
近年來，很多人認為中國實體經濟不強，不強是因為缺乏人才。然而，我國在多項競爭指標上都不是很弱，甚至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好的（黃群慧，2017）。為何我國仍然沒有建立有效的人才體係？因為我們的競爭和政策都集中於把人才引入當地/本省，並不注重人才的配套措施，如子女入學、科研條件、便捷審批等問題，導致人才來到後沒有用武之地。同時，這種區域性的“人才戰”消耗大量的國家資源和財富，卻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建立更廣視野和更高格局的人才戰略。弗裏曼（Freeman）多次提出美國的發展是靠全世界的人才提供的，德國通過建立藍卡計劃讓人才能夠在德國生根發芽，這正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該借鑒的地方。
三、重視智能製造業的發展，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中國在改革中要重視製造業的發展，警惕“中等收入陷阱”，警惕“從工業化進程主導經濟增長到城市化進程主導經濟增長轉換過程的效率鴻溝”（黃群慧，2017）。現階段，中國經濟總體呈現“脫實向虛”（蘇治等，2017；黃群慧，2017）的趨勢，製造業的利潤增加值遠低於金融等虛擬經濟行業，而且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具有“擠出效應”（蘇治等，2017）。數字化建設是國家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德國工業4.0核心之一就是通過“互聯網+工業”的方式，降低地理位置對於企業合作連貫性和有效性的限製，加強企業的生產和研發環節的合作，增強企業的空間區域。然而，德國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並沒有領先於歐盟國家。歐洲電信網絡運營商協會2014年度經濟報告顯示，德國以4%的光纖到戶覆蓋率，在歐盟地區排名第二十六，以32%的VDSL（超高速數字消費者環路）家庭覆蓋率，在歐盟排名第十二。德國通過《數字議程2014—2017》規定國家應該在信息基礎設施層麵投入更多經費。隨著農業占比降低和經濟增長減速，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的關係在進一步減弱（蔡昉等，2014）。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看，中國將會著力發展技能偏向型的第二產業和就業容納能力較強的第三產業。短期來看，這種轉變有利於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尤其是結構性失業問題。總之，我們可以預測中國的新經濟發展會有一個長期的提速期，短期之內並不會因為經濟增速減緩而受到重創。以美國為例，美國的信息化建設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加速，與此同時，這個階段也是美國高經濟增長率、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失業率的階段。隨著智能化的發展，機器的邊際投入顯著遞減，機器替代普通工作的可能性正在增長。以互聯網為例，在互聯網發展初期寬帶接入成本非常高，隨著寬帶接入的空間占比增加，互聯網鋪設成本迅速降低，互聯網的普及率呈幾何級數增長，隨之而來的是電子商務的突飛猛進。因此，進一步加強國家的數字化建設，可以為深入中國基礎設施層麵的“互聯網+”政策提供良好的人才保證。政策製定者必須設計數字融入計劃，促進媒介所有權的多樣性，擴大“數字掃盲”。公民數字人力資本的提升並非簡單的“數字掃盲”，而是培養勞動者深入學習和使用互聯網來提高個體收入、個體技能的重要手段。
四、強化勞動力市場的靈活穩定性
隨著融資難融資貴、稅費負擔重、土地租金高等問題的集中爆發，中國當前企業的成本接近曆史高位，企業的發展麵臨困難。中國已經處在“工業化後期”（黃群慧，2017），製造業麵臨的是企業的綠色智能化升級，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發生較大變化。同時，中國對於高端服務業的需求日益增長，製造業和服務業對於勞動力市場的靈活穩定性都有了更高的要求。靈活化的核心就是希望通過放鬆管製、減少政府和工會對勞動力市場的過多幹預，激發勞動力市場活力，帶來更加多元化的就業，以及更加體麵的工作。許多OECD國家都放開使用臨時性工作（Boeri，2011；Kahn，2010）和工作時間的靈活性（Eichhorst et al.，2016）來應對勞動力市場工作崗位的減少。
麥肯錫的報告表明，2025年，各種在線人才平台有望貢獻約2%的世界生產總值，並創造7200萬個就業崗位，“零工經濟”發展增速明顯。從2010年到2014年，中國非正規就業人員總數從4467萬人增長到7009萬人，增幅達到56.9%，靈活就業者的絕對量顯著增長。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深入挖掘，各種依托於網絡平台的平台就業和靈活就業形式層出不窮。近三年來，淘寶平台解決的就業人員數量分別為1200萬、1800萬和3083萬。新經濟形態中出現的新就業形態主要包括：網絡平台的P2P用工模式，如眾包、眾創等。B2C用工模式，如在滴滴出行平台上的專車司機、快車司機等。這些新就業形態從工作場所、雇傭關係等方麵形成我國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新表現。勞動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業的解雇成本和成本黏性，降低了部分企業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和自主能力。因此，中國應該在“中國製造2025”戰略之外，構建類似於“哈茨改革”的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方針，以鼓勵臨時就業為導向，以接近於最低工資的迷你工作為基礎，增強勞動力市場的活力。
[1] 《波士頓谘詢報告：這個就是可怕的工業4.0》，http：//www.sohu.com/a/112496351_475865，2018-11-01。
[2] 《〈華爾街日報〉：美國科技業繁榮十多年卻未能創造大量就業》，http：//news.163.com/16/1123/09/C6I1499D00014SEH.html，2018-11-01。
[3] 《德國勞動力短缺危及經濟：足有160萬個空缺崗位難填補》，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313/16025810_0.shtml，2018-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