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還有一個難題是，由於派性鬥爭和管理上的混亂，—些原先回北京休假或者辦事的人借機都沒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崗位的人手異常緊缺。王淦昌利用自己經常回北京匯報工作的機會，抽出很大一部分時間走訪那些留在家裏的同誌，勸說他們返回基地。
當我今天來到九院家屬大院，說起當年的事時，不少老同誌感慨地對我說那陣子王院長真像著了魔似的天天串東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見一個就盯住你不放，一直動員到你同意回基地為止。說句心裏話，後來好多同誌都冋到基地，就是衝著老院長的麵子才離開北京的。沒有他呀，我國的第一次地下核試驗還不知要拖到什麽時候呢！這樣的評語一點不為過。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動員，如果不是憑著他崇高的威望。被1惡二趙把著大權的基地那幾年是絕不可能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試驗工作的。苺地的人們還記得，當時從烏魯木齊通往基地關口的要道，鬱被兩派的造反派重兵把著，別說物資不易運送，就是行人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隨行的幾個要員剛出烏魯木齊機場就聽到激烈的槍聲。麵通往基地試驗場的通道則被造反派們死死地把守著。
怎麽辦？我們帶的都是機密資料，可不能被壞人搶走啊！王淦昌著急得在原地轉圈。
有人建議是不是繞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發生情況，資料丟了怎麽交代呀？不行，得重新想辦法。王淦昌急中生智，連夜給有關部門打長途電話，於是很快來了一架飛機將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試驗基地馬蘭。
也許在世界的核武器發展史上，像王淦昌那樣靠自己的嘴皮去動員人幹活，要在自己的基地上冒著生生死死的危險開展工作，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今天很多中國人為自己國家擁有強大的核武器而無比自豪的時候，誰能想到當年王淦昌他們所進行的試驗工作是那樣地艱難啊！
中國的科學家們太不易了。他們的愛國卞義、敬業精神和無私奉獻行為將永遠成為人類科學史上高高聳立的不朽豐碑。
其實，很多人為的障礙不管怎麽說，是可以通過特殊的途徑清除和克服的，然而科學技術上的難題則有時就要求科學家們付出更大的代價。中國的地下核試驗，實際上是放在了一個人工挖掘的山洞裏進行的。這個洞長達1公裏。在這樣深的洞穴裏裝配原子彈，其難度要比地麵大了好多，特別是幾再根各式各樣的線路，每一根都要拉出幾公裏長，接頭與接頭之間、線路與線路之間，稍稍有一點點問題，都有可能釀成大難。
為了確保所有地下裝置與線路不出任何問題，王淦昌一麵向各個環節與係統提出要求，一麵親自深人洞內現場指揮和監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檢驗。
一次，探測器突然發出啪啪啪的響聲，王淦昌立即趕到現場，詢問是不是產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質泄露了，是不是山體本身有貧鈾礦存在？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連幾卜小時鑽在幽暗潮濕的山洞內，而那時的王淦昌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給他當生活助理的小夥子李英，常常在開飯時一次要為王淦昌搶好幾個窩窩頭，可想當時我們的這位科學大師是怎樣一種工作幹勁兒！
到底是什麽東西在作怪呢？這是王淦昌最擔心的事。最後，經過反複測試，終於查明了是一種叫氡氣的東西在作怪。而氡氣是一種放射性的有害氣體，對人的呼吸係統有很大損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後，看到洞內工作的解放軍小戰士們根卒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心裏特別著急，便一個個告誡他們：小同誌們，大家在幹完工作和吃飯時盡量不要待在洞內，那樣會很危險的。在工作時，一定要戴上防護口罩。千萬千萬記住我的話，人的生命寶貴啊！
他這不是宣揚活命哲學嗎？
這是擾亂軍心！王淦昌沒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惡二趙一幫人，竟然把他關心戰士們的話當做反動言論，給他扣上高帽子，公然在大會上指名道姓地拿出來讓革命群眾批判。
王院長，他們把大字報都貼出來了，您還是先躲幾天吧。地下幽暗的黑洞裏，幾位好心人過來勸王淦昌。
王淦昌兩隻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我躲什麽呀？周總理交代的任務誰來完成？氡氣就是有毒嘛，他們懂什麽？同誌們長期在洞內，不注意防護就是要傷命的嘛！我叫大家注意點有什麽錯？他們這樣批判我，我要向總理匯報，看看我到底有沒有錯！老科學家較起勁來誰都拉不住他。那一段時間裏，王淦昌一邊帶著大家工作，一邊嘴裏不時地冒出話來：什麽叫活命哲學？我們是搞科學的，科學講究的實事求是嘛！
在試驗第一線工作的同誌和解放軍指戰員，都深深地被王淦昌的言行所感動，正是老科學家的一顆愛國的赤誠之心，影響了全基地參加地下核試驗的將士與科技人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試驗準備工作正熱火朝天地進行著。
然而，由惡二趙把住主動權的地麵上的大批判的浩劫也一浪比一浪高。當他們在**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動學術權威、笑嘻嘻地腐蝕青年人時，一位與王淦昌經常在一起工作的同誌實在看不慣惡二趙的行徑，便責問造反派廣像王淦昌這樣好的專家，你們都要批判，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好人了！就這麽一句話，這位同誌竟然被惡二趙一夥立即抓了起來，並戴上了手銬，拉到刑場進行慘無人道的假槍斃。
王淦昌得知此事後，潸然淚下。他憤怒地對天長歎：我們辛辛苦苦幹工作錯在什麽地方？他終於倒下了，血壓驟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試驗遠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於是不顧大家的勸告，連續三天三夜在現場指揮，把最後的核裝置和幹燥劑放進洞穴。當工兵用最後一塊水泥封死洞口時，指揮係統傳來緊急狀況：控製台的電壓幾乎全沒了！
這還了得！沒有電源怎麽可以引爆幾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彈呢？
把洞門重新打開，我要進去檢查！王淦昌立即命令道。不行，王院長你不能進去，裏麵已經有了核物質裝置，太危險了！你絕不能進去！戰士和現場的同誌們組成一道人牆，把王淦昌攔在外麵。
你們都給我閃開！這是技木力麵的問題，我有權負責處理。誰也別想擋住我，走開，讓我進去廠王淦昌扒開人牆，又指揮工兵迅速拆除封口，貓翁身子，鑽進深深的幽洞之中……後來終於査出了事故原因：一個地方的電線脫殼了！
這一事故，使王淦畜下決心發動基地人員重新從頭到尾對已經裝置好的整個核爆係統進行了全麵檢查。
1969年了月23日，經黨中央批準，王淦昌和參加試驗的上萬人在幾十公裏外的山巔上，親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脈的一個山體上揚起滾滾塵埃，聽到從千米地下發出的陣陣悶雷，回**在千裏天山南北……
這是我國進行的第一次地下核試驗，並且成功了！
老院長，我們成功啦1我們終於完成任務啦！
在大家興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賀時，我們這位兩彈元勳的臉上隻露出了一絲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是帶著地下核試驗成功的喜訊回到北京的，然而當他回到那個熟悉的灰樓時，一切都突然變得陌生起來。
王淦昌先生，根據林副主席的一號命令，我們決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機構，遷至四川綿陽一帶，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大遷移工作。組織決定你也將一起遷到那兒。二機部軍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個人去，還是家屬都遷去？王淦昌問。
當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們要做好長期、永遠工作生活在那裏的準備！
好的。我回去馬上做遷移準備。王淦昌絲毫沒有想過其他什麽問題。在他看來，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本來就是項高度機密的事，幾年前自己連名字都改了，這很正常。隻是這一次是大遷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問題。回到家裏，王淦昌對老伴和子女隻說7幾句話，就把全家離開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來。20多年後，王淦昌的子女談論起當年從北京搬到四川的事時，對老爹王淦昌一肚子氣：他一年不回來幾天，有一天突然從靑海回來，告訴我們說把家都要搬到四川山溝溝裏去。我們一聽都呆了。北京好好的，幹啥要跑到那麽遠那麽偏僻的地方去呀？我們都恨透了父親，我們和媽媽跟著他一輩子過著到處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是後話。
王淦昌當然不明白中央作了這項決定的大背景，而他僅僅一直是中央決策的執行者一盡管他連一個普通中央黨員都不是。
其實，當時的林副主席搞的那個一號命令是大有背景的。
就在王淦昌忙於在羅布泊組織地下核試驗時，北京發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來總理和蘇聯的柯西金總理在北京機場進行了一次曆史性的短暫會麵。這次會麵，中蘇兩個大國敵對了近10年後雙方都想試探一下對方的某些意圖。在柯西金走後的一個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報告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消息後的第22天，北京中南海裏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主題隻有一個內容：研究當前國際形勢和蘇聯戰略動向。不知哪兒來的一份情報顯示，蘇聯內部有人主張乘中國的核武器發展尚不夠充分的時機，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毀滅性打擊。這使得中國領導人懷疑蘇聯真的想對我們中國突然發動核襲擊。會議經毛澤東批準，政治局作出決定：在全國立即開展一場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全民戰備動員。為防患於未然，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不管有無問題，一律緊急撤離北京。根據這一精神，隨即毛澤東到了武漢，林彪到了蘇州。隻有周恩來留在北京守家。林彪在蘇州住的南園別墅現在已經公開對外營業，每次我回老家路過蘇州時，朋友們總是安排我住在那兒，並且總會指著一所位於園林中央的大房子，特別地向我介紹說，這是當年林副統帥住的地方。我在查閱有關曆史資料後才知道，當初林彪就是在這裏下達了他的一號命令。
王淦昌一家自然不用說得服從命令，很快到了目的地一一四川綿陽而今的長虹集團便是當年王淦昌他們的九院下屬單位1司機大邵一家跟著王淦昌榮幸地一起到了綿陽那片山溝溝裏，並且這一去就是近20年。下麵是大邵回憶到四川後的有關王淦昌的一些情況一開始部裏說了，凡是重要的領導和院長們都要遷到那裏，可等我們一到那兒住下後，發現院級領導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長都沒有去，房子留著，常年空空的。我對王先生發過牢騷，說你看人家，根本就沒打算來。我們倒好，一下子把全家的戶口都遷到了這兒，現在想辦回去都沒有門了。王先生說，別人我不管，可我們來這兒沒有錯，九院把主要人員和技術設備都搬來了，今後這兒就是我們工作的機構，我們不待在工作的地方還能幹什麽？王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的心目中，從來不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私事，隻要他認為是上麵交給的任務，不管在哪裏，不管是幹什麽，他都要全身心地投人，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為止。那時綿陽的條件極其困難，連孩子吃的食糖都得從北京帶過去。而我們的九院工作區為了適合戰備需要，整個工區和生產廠區鋪得特別大，共占6個縣的地麵，近的相互間距離三四十公裏路，遠的達一百多公裏。整個綿陽地區實際上成為中國核武器試驗的大本營。那時王先生已經是近70歲的人了，但他是生產和技術的總貨責人，所以幾乎每天都要在幾百公裏的工區裏奔波。當時我們所在區域還有不少國民黨殘留部隊，敵情很複雜。每次跟王先生出門，我必須帟上武器，隨時準備應付不測。由於文革影響，許多工廠生產停停幹幹，這給王先生的工作帶來極大困難，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還要做人的工作，那幾年真是難為他了。綿陽地區又是地震多發區，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門碰上地震，我擔心他出事，小讓他往下麵的工區跑，他哪肯聽！地震一來，夜裏我把他拖到汽車上睡，他就是不去，說怕什麽？我是搞原子彈的，震波多大，對人類危害多大，我心裏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裏。有一次我問他說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樂，說死誰都怕，隻是你心裏裝的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讓路了。我相信他的話，因為他心裏裝了那麽多工作，哪能顧及到自己的生死？但就是王先生這樣一個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為國家做貢獻的老科學家，四人幫一夥仍沒有放過他。青海基地的惡二趙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羅布泊，說是工作需要，實是為了批鬥他。
而在後方的綿陽，他們則進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裏的東西都是國家核武器試驗的重要資料和文件，所以我堅決不讓造反派動一動。為此，造反派也給我扣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司機的帽子，但這也並沒有使我在抄家問題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著王先生家的門，就是不讓造反派進王先生住的房子。後來總算達成了一個協議：把房子封存起來。我心想這一招也行，既保護了王先生的東西，又可以過抄家這一關。但造反派頭頭警告我，說你以後不準再照顧王淦昌了，就是他從青海回來也不能開車去接。不幾日，王先生真的從青海回到綿陽，我偷偷開車去接了他。王先生見了我還特別高興地對我說：還是綿陽這兒好，這兒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壞人了。他哪裏知道這兒的鬥爭有過之而無不及，隻是許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著我們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大邵給我講了幾件觸目驚心的事，我實在不敢把它寫人作品之中，好在罪大惡極的二趙這群反革命分子在粉碎四人幫後也受到應有的懲罰。
1975年，因文革中斷了數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試驗又重新被列人議事日程，時已68歲的王淦昌仍然以技術總負責人的身份，與小夥子們一起，從吐魯番到戈壁灘，乘著汽車，整整顛簸911個小時，到達爆炸地。
讓我再進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試驗之前一樣，王淦昌堅持要在最後時刻親自檢查一下裝置和線路。當在場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貓著腰在低矮的貓耳洞裏鑽進鑽出時，都深深地感動了。
大爆炸依然在王淦昌的注視下獲得預期的成功。
這一年，正是鄧小平重新出來主持工作的年份。
這一年，王淦昌的化名王京又出現在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上。
1976年，70虛歲的王淦昌再赴風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無際的死亡之海的腹地又一次成功進行了我國第三次地下核試驗。
經過代號為21一91、21一一92、21一一93三次平洞地下試驗，我國的空中、地麵和地下核試驗基本走完了圓滿的曆程。而帶來1964年10月羅布泊第一聲巨響的中國核武器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的王淦昌，此時帶著讓全國人民引以為豪的核試驗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他最最敬愛的人一一我們的周總理已經離開了人世。
你們看，上次我向總理匯報工作時，他向我提95個問題，當時我隻間答了3個。現在剩下的兩個問題我也想出來了，可他已經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絕地向人們訴說著。
幾個月後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悼念人民總理的活動。王淦昌不顧人多車擠，年高體弱，義無反顧地加人了悼念隊伍。因為，我們核武器研究大師通過自己的目光，看到了中國光明的太陽正在東方徐徐升起……
10月，沉悶了許久的中國響起一聲春雷。王淦昌無比激動，他說：這是更大當量的核爆炸！我要繼續努力為國家做貢。
1978年，王淦昌奉命從綿陽調回北京，任二機部副部長，並兼任中國原子能研究所所長。在這之前的3個月，他再次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79年10月20日，72歲的王淦昌實現了他畢生的追求，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1980年2月，他被推選為新成立的中國核學會理事長，同時還被選為中國科協副主席。這一年，他進中南海為中央領導同誌作了題為核能一一當代重要能源之一的報告，從此著力於中國核電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領導與組織工作。
1982年，75歲的王淦昌主動辭去二機部副部長等職，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譽所長。
1983年，在第六次全國人大會上王淦昌再次當選常委委員。
1984年，王淦昌親自主持和指導秦山核電站及北京的強流電子直線感應加速器論證等。
1986年，王淦昌與王大珩等著名科學家向黨中央提出跟蹤國外髙新技術發展的建議，即著名的中國863計劃。
1987年，王淦昌主持國家神光激光裝置鑒定會，並在80壽辰時發表有關中國激光研究的重要論文。
1988年，王淦昌與王大珩、於敏等物理學家向國務院提出將激光核聚變列人863計劃，並獲得批準。
198了年，王淦昌赴蘇聯杜布納訪問，被莫斯科大學授予名譽博士。
1990年2月，王淦昌與錢三強、李覺、薑聖階聯名寫信給江澤民、李鵬同誌，就中國發展核電站提出建議，並在其領導的氟化氪準分子激光研究上取得重要進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國家對863計劃做出貢獻的人的頒獎。
1994年，王淦昌向863計劃提出五點新建議，受到國家重視。
1995年，王淦昌與錢學森、黃汲清大慶油田發現者之一和王大珩一起獲得李鵬總理頒授的何梁何利獎。
1996年，王淦昌捐款設立王淦昌基礎教育獎勵基金會。
1997年夏，王淦昌被無名氏至今仍未查悉騎車人突然撞倒致重傷，住北京醫院數月。
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逝世。12月25日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外科學界著名人士，社會學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
1999年了月12日，國務院追授王淦昌兩彈一星功勳獎章……
這便是一位中國核物理學家走過的人生，讓我們的人民和後代永遠記住他的名字一王淦昌！
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原子能出版社，李瑞芝、孫曉芝、常甲辰編著；
王淦昌和他的科學貢獻科學出版社，胡濟民、許良英、汪蓉編著；
誰發現了大慶油田；
在20世紀的中國科學史上，真正稱得上使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有兩大事件。一是兩彈氫彈、原子彈的上天，一是大慶油田的發現。前者的功臣，我們可以清晰地列出聶榮臻、錢學森、王淦昌、鄧稼先等一串英名。這些都是我們熟識而又無可爭辯的人物。但是關於大慶油田的發現，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過去卻不知道黃汲清這位大師。他是用自己的科學理論親手在鬆遼盆地布下那決定性的普查與勘探鑽井任務的科學大師，卻因曆史與人為的因素而久久地淹沒了35年，直到他臨終前的80天，中外新聞界和科技界才將那頂中國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