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覆蓋律曆史解釋模型的討論，到有關曆史敘事與曆史解釋之間關係的爭執，人們的注意力從抽象的曆史認識論領域被吸引到具體曆史文本的實證分析上。雖然前一階段的討論在敘事是否是曆史敘述的必要條件這個問題上沒有達成一致，但大多數曆史哲學家已經承認曆史敘事具有解釋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更加深入的研究已經有了穩定的基礎，其主流才可能指向分析生成曆史敘事文本及其曆史解釋的各種要素。
20世紀60年代初，當曆史敘事研究進行得熱火朝天時，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曆史哲學家已經著手對曆史文本進行語言分析。
曆史文本中，最小的語言單位便是詞或術語。對它們進行分析是分析哲學家的拿手好戲，而且，一旦這種分析不再局限於語義學，而是在語用學的背景之下進行，過去曆史哲學家很少覺察的東西便逐步顯露出來。
波科克（J.G.A.Pocock）在評論赫克斯特（J.H.Hexter）的著作《曆史中的重評》[32]時，明確提出了一些敘述研究應關注的問題。例如，曆史學家運用的那些術語，“曆史學家在哪裏找到其概念詞匯的術語；這些術語平常怎樣用，曆史學家又是如何用；它們帶著什麽樣的邏輯的、社會學的或其他別的蘊含；其意義如何在曆史學家用了以後就變了，或變成了曆史學家所用的意思；曆史學家之陳述構成的曆史怎樣受到其運用語言時語言狀態的影響。這種考察模式與其說與邏輯或可證實性直接相關，不如說與作為社會工具的語言和作為社會行為的思想直接相關”[33]。波科克注意到了術語用法的多樣性，其意義與曆史學家的實際運用有關，也與當時社會的語言狀態有關，等等。他認為，史學批評的源起就在於曆史學家的語言“含義豐富並有著多重意義，蘊含著不同的假設。它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檢驗，具有不同的精確性。這樣，作為一種必要的處罰，術語的多重意義與它們蘊含的假設就有相互混淆的危險。於是，這就為致力於消解意義混亂狀態的史學批評模式留下了施展拳腳的空間”[34]。波科克認為，術語的多義性正是赫克斯特所謂的“重評”具有意義的理論前提。
波科克的這些想法對於當時的曆史敘述研究而言，具有突破性的貢獻。從上述話語中，他已經能夠覺察到曆史概念/術語、曆史學家、社會語言狀態、社會思想等要素之間有著緊密的關係，一種深入探討這些關係的曆史敘述研究即將隨此問世，即使它習慣上仍以曆史敘事為例證，但從總體上，這種研究已經顯示出超越單純曆史敘事和曆史解釋研究的巨大潛力，它要做的是，分析我們日常閱讀的曆史文本在被敘述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和製約，以及文本由此具有的多元意義。
當赫克斯特1961年出版《曆史中的重評》時，他意在呼籲一場曆史思想中的“革命”，要求曆史學家自覺承擔對自己使用的專業術語進行批評的責任。1967年，赫克斯特就這一方麵做出了具體的努力。《曆史中的修辭》[35]一文試圖通過對曆史文本中修辭的分析，說明實踐中的曆史學是一門受規則限製的學科，但這些規則以及曆史學的修辭方式與科學解釋在本質上不同，因此，曆史學家沒有必要依據科學的模式來組織他們的解釋。
赫克斯特認為曆史學中第一條準則便是實在性準則。曆史學家在敘述曆史時通常用腳注、姓名表和直接引證，這是曆史編纂不同於科學描述的特征。他認為“曆史學家有責任把過去講述成由相關的外來證據支持的最好、最可靠的故事”[36]，上述修辭特征能夠結合與過去相關的證據，保證文本的實在性。不過，實在性準則將被影響最強準則所修正，因為有的時候，“為了在給讀者傳達曆史實在的同時實現對其影響最強，曆史編纂的準則有時可以要求曆史學家讓完整性和精確性屈從於其他考慮。”腳注、直接引證的運用亦能有效地完成這種任務。這樣，“曆史編纂與我們目前所認為的科學修辭就的的確確存在區別”[37]。
其實，赫克斯特麵對的是一種兩難，他既想維護客觀主義史學“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的傳統，又不打算承認曆史敘述必須遵循單調乏味的科學解釋模式。講述過去的故事是曆史學不可推卸的任務，而在講故事時，曆史學家又可以運用各種修辭形式進行解釋，影響讀者。然而，曆史學家所有的實踐行為如果違背了實在性準則，無異於變成一種虛構。簡而言之，赫克斯特希望在曆史實在（實在性準則）與藝術表現（影響最強準則）之間尋求一條折衷路線，他將目光集中到修辭問題，指出曆史修辭與科學闡釋之間的區別，進而將曆史敘述從科學敘述中分離出來，這純粹是通過分析某一學科特定的語言表述形式來實現的。修辭在赫克斯特那裏不隻是一種形式，它還是可以影響曆史敘述內容的手段。理查德·範這樣評價赫克斯特的貢獻：“當大多數曆史學家假定敘事與解釋正相對立，而修辭隻是對樸素真理進行一種詞藻華麗的修飾時，赫克斯特對曆史散文進行了先驅性的、有見識的分析；並且，他對曆史技能的要求預示了後來哲學家與曆史學家展開的步驟。”[38]確實，在後來的研究中，我們時常能看到赫克斯特的影子。
實際上，赫克斯特的研究還表現出，他試圖回應史學理論研究中一個曠日持久的爭論，即曆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他試圖說明曆史解釋不同於科學解釋，同時又強調曆史學必須以實在性準則為基礎。於是，曆史學仍然像許多曆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處在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不過，赫克斯特獨辟蹊徑，通過分析曆史敘述的修辭模式進行論證，這顯然容易讓更多的人接受這種中間立場。
此時，通過分析曆史學家們運用的語言來回答這個問題的還有帕盧奇（Stanley Paluch）。他在《曆史語言的特性》一文中認為，曆史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專門、特定的用語，它所運用的術語要麽來自生活常識，要麽借用自然科學的概念。而“就常識被運用於研究過去人們的行為而論，曆史學完全不同於應用科學。它有道德和美學的維度——很有可能是與社會生活中揭示出的人性有關的一種含糊的（雖然是能想象和能明晰的）道德和美學理論——這是應用科學所缺乏的”[39]。
在那個一般社會輿論仍崇尚科學與實在，追求精確解釋的時代，承認曆史學具有道德與美學的維度，顯然是想拒斥某些曆史學家意圖將曆史學改造成科學的努力。從赫克斯特與帕盧奇的研究可見，對曆史敘述語言進行修辭和詞源分析時，他們並不想使自己的意圖局限在簡單的語言形式研究中，而是想通過分析曆史學與其他學科運用語言時的共性與差異，來確定曆史學自身的性質。
現在，我們反過來回想有關曆史解釋與曆史敘事的爭論。曆史哲學家們接受覆蓋律解釋模型或者強調敘事的解釋功能，以及宣稱敘事是曆史敘述的必要條件等觀點，其深層也包含著闡明曆史學與科學和藝術之間關係的意圖。接受覆蓋律模型的曆史哲學家要將曆史改造成科學，而倡導敘事是曆史敘述必要條件的人則普遍傾向於讓曆史學保留一點藝術特色，畢竟曆史故事要想吸引讀者，就少不了帶上些文學色彩。在曆史哲學中，曆史是藝術還是科學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曆史認識論的範疇，它關涉的是曆史學的本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會直接影響曆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曆史學的意義表現方式，它甚至還決定著曆史學在現實社會中的位置。
如果我們帶著“曆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這個問題，從總體上思考20世紀40～60年代中期關於曆史解釋與曆史敘事的討論，還能發現一條明顯的線索，即認識論領域內的一切爭論都暗含著曆史學家與曆史哲學家內心對曆史學學科本質的疑惑。相信曆史具有些許藝術特征的學者不可能完全用科學認識論的方法來確定曆史學本質，反之亦然。在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實踐中，以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主流仍然以追求科學曆史學為己任；而在曆史哲學領域內，分析曆史哲學的實證主義色彩依然濃重。不過，曆史學家或曆史哲學家如果真想確定曆史學的社會位置，就不應盲目沉醉在幻想的科學觀念之中，而應麵對讀者們閱讀的真正的曆史文本，考察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為讀者培養起來的有關曆史學學科性質的看法。
從波科克、赫克斯特和帕盧奇那裏，我們能夠看到，一種使曆史學逃離自然科學陰影的反叛情緒正在一批曆史哲學家心中暗暗滋生，他們希望通過對曆史語言的實證分析（隻有實證的東西才能被他們的實證主義反對者們承認）來表明曆史敘述與科學解釋之間的本質差異。此時，一個激進的反叛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舉起了赫克斯特所倡導的“革命”的旗幟，就曆史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從觀念、語義發展史的角度入手，作出自己的回答。
《曆史的重負》[40]是海登·懷特在曆史哲學研究領域內的第一篇重要論文。他指出，一些曆史學家認為科學與藝術是理解世界本質截然對立的兩種方式，而曆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是它們之間進行調和的中介機構。如果曆史學家在現代還持有這種看法，隻能說明他們既不想使曆史學嚴格地符合現代科學的概念，也對現代藝術想象和創新的特點視而不見。其實，現代思想家已經普遍相信“藝術家表達關於世界的圖景，科學家建構關於世界的假設”[41]。如果人們仔細地考察“藝術”與“科學”這兩個詞匯的意義發展史，就會知道，“當曆史學家聲稱曆史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他們一般的意思即，曆史是19世紀晚期的社會科學與19世紀中期的藝術的結合。……如果事實上是如此，那麽就能證明，現在的藝術家與科學家批評曆史學家的原因不是因為曆史學家研究過去，而是他們用拙劣的科學與藝術研究過去”[42]。曆史學家們忽視了藝術與科學在20世紀以來的巨大發展，“藝術”與“科學”概念的內含也有了極大變化，他們仍然以陳舊的觀念來表述曆史，使自己承擔起曆史的重負。另一方麵，傳統曆史學家為了“過去本身的目的”研究曆史，這使得現在被忽略而壓在了曆史的重負下。
海登·懷特認為：“我們的時代中，曆史學家的重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在使它們（科學和藝術——引者注）與知識共同體的目標和意圖自由協調的基礎上，重建曆史研究的尊嚴，即以這樣一種方式轉換曆史研究，以便讓曆史學家積極地參與將現在從曆史的重負下解放出來的過程。”[43]這是懷特的雄心壯誌，他認為，既然藝術和科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展現世界前景，隻不過方式不同，那麽曆史學也就不必刻意去調和它們，它的本質在於按自己的意圖獨立地為世界拓展一種新的未來。
海登·懷特以一種多元論的態度看待展現世界前景的方式，曆史是其中的一種。他借助闡述曆史學與現代藝術和科學之間的關係，明確了現代曆史學的目的與本質。對海登·懷特而言，接下來更重要的問題是，曆史學應該通過什麽方式來實踐自身這種目的。他看中了曆史敘事，將它視為再現曆史的唯一的可能模式。不過，海登·懷特不像沃爾什、丹托、加利等人那樣遵照各種因果解釋模型來說明敘事具有曆史解釋功能，而是撇開他們的論證思路，在語言學和修辭學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敘事采用什麽手法傳達敘述者的意圖，完成解釋。懷特對曆史文本中的修辭進行研究，這樣做表麵上與赫克斯特的研究也有相似之處，但是，懷特在研究前已經就曆史學的意義做出了明確的回答，從而使其研究具有確定的本體論基礎。
在海登·懷特看來，決定曆史解釋的最重要因素是文本中隱喻的豐富程度。他指出，“一種解釋不必一方麵被片麵地賦予字麵真實的範疇，另一方麵被賦予純粹想象的範疇，但它隻能根據隱喻的豐富性來單獨評判，因為隱喻控製了解釋各部分連接方式的次序。由此表現出，控製一種曆史解釋的隱喻可能被視為一種啟發式的規則，它從被考慮作為證據的事物中自覺地清除某種材料。在這種概念下操作的曆史學家因而能夠像現代藝術家或科學家那樣，被看作是一位在這個世界上力求開拓一種確定的前景的人，這並非假裝對整個現象界所有材料的描述和分析已經用盡，毋寧是使這種前景自己呈現為這個現象界所顯露的諸多確定方麵中的一種方式”[44]。然而，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風格。當兩位畫家麵對同一處風光時，他們對此感受不同；當這種不同最終表現在畫作中時，我們沒有理由說哪幅畫是對的，哪幅是錯的。海登·懷特就是以這樣的眼光來理解對同一曆史現象的不同曆史敘述。他設想曆史學家在表現自己的研究對象時，都會通過各有偏好的隱喻來表現出文本自身的風格。
如海登·懷特所說，隱喻在曆史文本中控製著曆史解釋，是一種啟發式的規則。曆史學家麵對大量曆史資料，當他決定采用某種隱喻時，就對資料做出取舍，再用隱喻將入選資料串聯起來構成曆史故事。另一方麵，為了避免極端相對主義，懷特不得不承認隱喻有其被利用的極限，並且，曆史學家的論述模式中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為了尊重這種邏輯，“當其隱喻開始顯示出自身無力適應某些資料類別時，他將放棄這種隱喻，轉而尋找一種比開始那種更豐富、更具兼容性的隱喻，這就像一種已油盡燈枯的假設被科學家拋棄一樣”[45]。隱喻在懷特這裏，是曆史文本被組織、被敘述以及獲得解釋的核心要素。然而，不同敘述者針對曆史現象界采用不同的隱喻，這就注定了懷特的理論必然要與相對主義作伴。再者，懷特對曆史文本進行隱喻分析時揭示出來的各種文本敘述風格、特點和構成故事的自由度等，這些都與文學藝術的文本分析有著更大的相似之處，卻終究難以與科學假設相提並論，更別說解除普通人對科學精確性、一致性的信仰。由此可見，懷特在承認藝術與科學同為展現世界前景的方式之一時，本質上還是想將曆史納入藝術的範疇。以後，懷特涉足文學批評領域，將曆史敘述與虛構故事、小說進行比較研究等更能說明他此時的初衷。
從《曆史的重負》一文，我們注意到懷特將敘事視為再現曆史的唯一可能模式，不過，他的研究從整體上已經超越了敘事研究的範圍。當懷特在語言學的層麵上，強調隱喻在曆史故事的構成與再現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時，對於不同人為什麽選擇自己已選擇的那種隱喻，為什麽拋棄另一種隱喻，隱喻如何控製曆史解釋，隱喻如何利用曆史安排現在與未來等問題，要想僅僅通過分析曆史文本本身來回答它們是不可能的，研究者不得不將曆史學家（曆史敘述者）納入曆史哲學的研究範圍。上述問題都是在曆史學家們進行曆史敘述的過程中發生的，單純對曆史事件本身的邏輯及解釋能力的研究必然被對曆史敘述行為的研究所取代，懷特的研究顯然使得這種趨向更加明朗。
當懷特完成他的《曆史的重負》，開始構想一種更為成熟的、能夠闡釋包括曆史文本在內的一般文本闡釋理論時，在曆史哲學領域內，像他那樣呼籲通過語言學分析來解決曆史敘述過程中基礎理論問題的聲音還十分弱小。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整個西方思想界的狀況來看，由於後期分析哲學以及歐陸語言哲學的迅速發展，語言哲學開始逐步確立它在人文科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其直接影響是，以語言學為中心的跨學科研究日趨繁榮。在這種環境下，一種來自法國文學批評界的聲音呼應了懷特的設想，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發表了《曆史的話語》，將曆史敘述研究引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巴爾特以一位結構主義者的特有方式，通過對曆史文本中語言要素的分析，來比較小說、虛構敘事方式與曆史敘事方式之間的異同。
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曆史故事與小說、虛構故事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其判斷標準就在於人們普遍認為曆史是客觀性的存在，而小說、虛構故事則是想象的產物。以往，人們從被敘述的內容是否真實存在過來區別曆史敘事與小說、虛構敘事，現在，巴爾特卻反其道而行之，要從事件被敘述的方式來確定曆史敘事是否仍具有可以使它區別於小說、虛構敘事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在這種反向分析中，巴爾特的側重點是事件被敘述的行為和方式，因而我們將看到的關於narrative的研究重心也已經由事件轉換到了曆史敘述行為。
在分析中，巴爾特選擇以話語（discourse）為分析的單位，這是一種“比語句更大的語言單位”[46]。與丹托、赫克斯特等研究敘事語句或術語的曆史哲學家相比，巴爾特的研究更積極地利用了現代西方語言哲學的最新成果。現代語言哲學家認為話語是由一個曆史社會中處於相互交流環境中的個別成員發出的信息連續體，隻有話語才可能是某事物的主題。[47]以話語作為分析單位有助於將曆史文本的主題納入研究範圍，同時，對文本主題的深入分析，還將促使研究者不得不考慮文本敘述者希望透過該主題表現出的個人意圖。這樣，像海登·懷特那樣，巴爾特的曆史敘述研究也給曆史敘述者留出了一席之地。
巴爾特相信，分析構成曆史話語的形式，能夠揭示曆史學家在敘述過程中運用的諸多自覺或不自覺的意圖。他首先借助於雅各布森所說的標誌著轉入、轉出自身指示方式的轉換語，指出曆史話語中有兩種標準類型的轉換語。第一種是審核式轉換語，曆史學家通常在文本中申明曆史資料的來源或資料提供者的身份信息，隨後自然而然地將經過審核的資料融入自己的敘述之中；第二種是有組織地轉換語，敘述者通過在文本中插話，有組織地離開或返回某個主題，從而安排了一種敘述路線。這條敘述路線可能由於曆史時間（時、日、月、年、世紀……構成的時間係統）與史書時間（史書中對曆史時間的安排）同時存在造成衝突。例如，馬基雅維裏在《佛羅倫薩史》中可以用一章描述幾個世紀，也可用一章描述幾年，這就使得話語在某些地方加速了，並不以線性方式均速呈現；再如，米什萊在寫完《法國史》之後才添加了一個前言，作為全書的敘述起點。從眾多的例子中，人們可能看到有組織的轉換語以不同特征表現出來，然而，它們的共性就在於揭示出：“曆史學家的作用是預斷性的，因為他知道還沒有被講述的東西，所以曆史學家像說神話的人一樣，需要一種雙層時間來把主題的時序與報道主題的語言行為的時序編織起來。”[48]
另外，曆史學家習慣於在曆史文本中“故意省略對作品創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使“曆史似乎在自行寫作”，這種方法“適合曆史話語的所謂‘客觀的’方式，而曆史學家本身則從不在這種方式中出現。實際的情況是，作者放棄了人性的人物，而代之以一個‘客觀的’人物；作者的主體依然明顯，但他變成了一個客觀的主體”。而“在話語層次上，客觀性，或者說對講述者的存在的任何提示的缺如，結果就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虛構，這是可被稱作指示性幻覺的產物，曆史學家企圖通過指示性幻覺給人以這種印象：所指物在自言自語”[49]。巴爾特認為，曆史學家隱藏自己的這種做法與現實主義小說家的做法沒有多大區別，其最終結果是，曆史話語成了虛構的產物。
進一步，巴爾特指出，“一般來說，一個陳述可能是肯定的、否定的或疑問的。然而在曆史話語中陳述卻隻是肯定的——曆史事實在其語言表達上具有本體論的優越性；我們講述發生的事物，而不是沒有發生過的事物，或講述可能與不可能發生的事物。簡而言之，曆史話語沒有（或極少有，或在極反常情況下才有）否定句”[50]。巴爾特根據這種情況，結合上述討論中談到的曆史學家的預斷性、隱藏自身使曆史文本成為一種幻覺的產物，以及類比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話語，他得出了一個可能令大多數曆史學家憤怒的結論，即追求客觀曆史話語的曆史學家與精神病患者在話語表達上是類同的。事實上，巴爾特此時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即曆史敘述方式與小說、虛構故事的敘述方式沒有根本的區別。
為了加強這一結論，巴爾特對曆史話語的意義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曆史話語至少在兩個層次上有意義。在第一個層次上，意義是曆史內容固有的，曆史學家對這種意義提供解釋；在第二個層次上，意義通過曆史學家個人的執意表達出來，它獨立於曆史話語本身。例如，通過對希羅多德著作的結構分析，可以發現他在敘述結構上的不完整性表達了作者的一種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曆史哲學。從古往今來的曆史敘述來看，曆史著作的結構中無不表現出作者搜集事實更像是搜集“能指”[51]。由此，巴爾特指出“曆史的話語，不按內容隻按結構來看，本質上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或更準確些說，是想象的產物，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觀點的話，即對言語所負之責，正是經由想象性的語言，才從純語言的實體轉移到心理的或意識形態的實體上。……正因為如此，曆史‘事實’這一概念在各個時代中似乎都是可疑的了”[52]。
巴爾特的這種觀點顯然難以為曆史學家所接受，但他卻一針見血地揭示出，曆史學家在敘述曆史時完全在自身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中。試想為什麽擁有同樣資料的兩個曆史學家可能撰寫出不同結論的文本？這種差異來自何處？它隻能來自曆史學家本身。曆史學家的意識為他提供了與眾不同的想象力，它在組織曆史資料中發揮作用，作者企圖通過被敘述的文本表達自己的意圖，即運用曆史話語將那第二層意義表達出來。“事實”這種曆史學家或分析的曆史哲學家視為實在（real）的東西受到了質疑。在巴爾特眼中，不存在沒有語言介入的事實，而一旦語言介入，事實就不可能再是某種“實在”的複製品了，因為超脫於語言的曆史“實在”不可能以曆史話語的形式表現出來。巴爾特將事實與實在的分離弱化了事實的可證實性（verifiability），正是通過這個方式，事實與虛構之間的距離縮短了，曆史與文學之間的距離也拉近了。從此，曆史敘事不再僅僅是描述曆史事實的一種手段，而當代史學實踐中曆史敘事的消亡代表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轉變，可理解性取代了實在性，成為曆史的試金石。[53]在巴爾特的理論中，曆史的意義隻能通過曆史敘述來形成，並且這種意義並不來自曆史事實或事件的自我解釋，而來自曆史學家的意識形態及據此安排的敘述結構。
巴爾特的研究表現出一種徹底的反實在論傾向，他擺脫了實在論者們沉迷於認識論而忽略探究曆史與曆史學的意義的狀況，將曆史敘事與曆史解釋之間關係的研究擱置起來，首次係統地在曆史敘述研究中將曆史認識論與本體論結合於一體進行考察，這樣，曆史敘述既是一種話語形式，又是一種帶來意義的內容，從而克服了形式與內容的簡單二分法。
20世紀60年代那短短的幾年中，在曆史哲學界內，波科克注意到曆史術語的多義性及其與社會語言狀態的關係；赫克斯特借助於分析曆史文本中獨特的修辭方式，論證曆史學不同於科學；帕盧奇闡明曆史學術語具有道德與美學的維度；海登·懷特指出隱喻是曆史文本被組織、被敘述以及獲得解釋的核心要素。所有這些，都顯示出語言哲學在曆史敘述研究中的作用已不可避免。作為一位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家，巴爾特以其獨特的眼光掃視了曆史文本及其話語結構。雖然《曆史的話語》在發表初期，其影響僅僅局限於文學批評界，對曆史實在論根深蒂固的曆史學界和曆史哲學界沒有太大的觸動，但是，它畢竟在曆史敘述研究中樹立了一個反曆史實在論的優秀範例。巴爾特借助語言哲學的成果所做的工作，意味著在理論和實踐上曆史敘述研究語言學轉向的條件都已經具備。巴爾特的研究正是這種語言學轉向上的一塊界碑。事實證明，自20世紀70年代起，曆史敘述研究的每一點進步，都將表現出對語言哲學的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