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對曆史實在論的批判本是相對主義史學思潮的主要任務。相對主義者以曆史理解、曆史解釋中的主觀性和多元性為前提，反對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史學家所認為的有一種獨立於人們意識之外的客觀曆史事實或曆史規律等待人們去發現的觀念。曆史實在論的產生顯然深受近代自然科學觀念的影響，持有這種觀點的曆史學家往往希望將曆史學改造成一門科學。從另一種角度看，在曆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爭論中，傾向於指出曆史學具有藝術特性的史學家，則或多或少會帶上反曆史實在論的色彩。當海登·懷特、巴爾特的曆史敘述研究明顯表現出要將曆史敘述納入藝術的範疇時，其思想中的反曆史實在論傾向也就不言而喻了。20世紀60年代的曆史敘述研究做出了語言學轉向的嚐試後，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語言學的基礎上，曆史敘述研究明確了自己的主要任務，即必須表明自身批判曆史實在論的鮮明立場。事實上，研究的主流繼承了巴爾特的衣缽，反對以往文本中暗藏的曆史實在論狡計。如果將這一時期的曆史敘述研究置於西方後現代思潮興起與發展的背景下，我們同樣可以稱其主流是後現代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巴爾特、海登·懷特都由於自己曾經表述過的觀點，普遍被研究者當作後現代主義者來對待了。而懷特之所以被稱為後現代主義曆史哲學家，有賴於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建樹。
1973年，海登·懷特出版了《元曆史學：19世紀歐洲的曆史想象》。他繼續了《曆史的重負》中的主導思想，希望比較完整地建構一種能夠說明一切曆史敘事[54]文本的一般敘述理論。這種理論應該能夠闡明曆史學家特意選擇某個中心主題進行敘述的目的，揭示一個普通曆史文本在總體上可能具有的意識形態蘊含，最終證明每一個曆史文本中都包含著曆史學家的某種思辨的曆史哲學。海登·懷特將該書取名為《元曆史學》（Metahistory）準確地說明了他的理想。
海登·懷特指出：“各種曆史（和曆史哲學一樣）都融合了一定數量的‘資料’，‘解釋’這些資料的理論概念，以及一種敘事結構。因為作為一種事件集合的象征，這些資料預先被假定出現在過去的時間中。另外，我認為，它們還包含了一種深層的結構性內容，其本質上通常是詩意的，尤其是語言上的。這種結構性內容充當了一種特定‘曆史’解釋應該毫無批評便接受的範式。在所有的曆史作品中，這種範式的作用是當作一種‘元曆史學的’要素，它比專題文章或資料性報告有更大的理解空間。”[55]據此，如果曆史實在論者仍然認為曆史事件是客觀存在的，那麽，懷特相信，曆史事件本身是通過敘述構成的，[56]而且被構成的曆史事件中深藏著一種詩意的“結構性內容”。顯然，隻有這種“內容”才是曆史真正要宣示的東西。
《元曆史學》必須首先證明曆史文本中那種“深層的結構性內容”存在，才有可能進一步實踐作者的理論設想。於是，海登·懷特選擇了19世紀的史學來進行實證分析，提取他希望得到的結構要素。
用懷特的話來說，《元曆史學》中包含的內容，“既是一種特定時期曆史思想發展的說明，也是一種被稱為‘曆史的’思想模型的一般結構理論”[57]。懷特認為，每一位曆史學家編纂的文本都會表現出他自己的語言風格，這種風格是情節化模式、形式論證模式與意識形態蘊含模式之間的特殊組合。上述三種模式是曆史學家在敘事中，為了讓事件獲得解釋效果而運用的三個層次上的策略，它們各自分為四類。形式論證的策略分為：形式論（Formism）、機械論（Mechanism）、機體論（Organicism）、具體環境論（Contextualism）；情節化策略分為：傳奇（Romance）、悲劇（Tragedy）、喜劇（Comedy）、諷刺（Satire）；意識形態蘊含策略分為：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激進主義（Radicalism）、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懷特認為，一位曆史學家的語言風格基本上都可以從三個層次的解釋策略中各選一種搭配而加以說明。例如，蘭克的風格體現在喜劇、機體論和保守主義結合的解釋策略中，而布克哈特的風格則體現在具體環境論、諷刺和保守主義結合的解釋策略中。不過，懷特指出，可能的解釋策略並不是無限的，事實上，有四種基本類型，對應著詩性語言的四種主要比喻，它們是隱喻（Metaphor）、轉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諷喻（Irony）。由此，我們看到懷特在《曆史的重負》中有關隱喻的觀點此時被具體化了。雖然他在此處提到四種比喻，但根本上，“諷喻、轉喻、提喻都是隱喻的一種”[58]。懷特沒有忘記他長期以來的學術目標，即證明隱喻作為一種啟發性規則，控製著曆史解釋，最終控製著曆史的意義。
海登·懷特認為，曆史文本中，一般結構理論的特征“本質上”是詩意的，尤其表現在語言上，結構的要素是由曆史學家語言的風格確定的。這意味著不同比喻代表的語言風格也能夠決定著曆史的意義。然而，選擇何種比喻或語言風格來表現曆史，這並不取決於“客觀曆史”本身的特征，它隻與曆史學家的個性，以及使他生成這種個性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相關。如此看來，懷特的立場是：語言、曆史資料也隻不過是曆史學家用來表達自身思想的手段和工具。《元曆史學》要證明意識形態蘊含的普遍存在及其對曆史意義的決定性作用，這無疑是對曆史實在論者無情的嘲諷。
從表麵上看，海登·懷特關於曆史敘事的一般結構理論會給讀者一種模式化、僵硬的感覺，使人們懷疑他是否機械地將複雜的曆史敘述簡單化了。有的學者對此不滿，[59]甚至認為懷特的理論整個是一種謬論。懷特理論的確不能排除具有模式化色彩的嫌疑，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理論嚐試也揭示出曆史學家個人的立場，以及他的語言風格在曆史認識中具有的重要地位。曆史學家在敘述曆史時，有意識地運用不同的語言風格，能夠有效地引導讀者按照曆史學家設想的方式進行曆史理解。懷特對曆史敘事深層結構的分析，是為了提出一種有關曆史知識的功能與性質的新觀點，進而為當代曆史學擺脫長久以來的實在論幻覺提供一條新途徑。
海登·懷特認識到，“敘事不隻是一種能或不能用來表述作為自身發展過程方麵的真實事件的中性推論形式，而是一種在本體論或認識論上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甚或某種特別的政治蘊含的必要選擇”[60]。要表述曆史就不得不采用敘事的方式，而進行敘述的曆史學家在敘事之前，已經帶有的意識形態特征也就隨著敘述進入了曆史文本。文本的構成並不取決於所謂的事實，而是取決於虛構，一種在眾多方麵與文學虛構相同的語言虛構。懷特給人們帶來的驚訝不亞於巴爾特關於事實與想象的解釋。在他看來，曆史學家敘述曆史時，根據自己的意識（這種意識往往是由文化傳統與個人生存處境相互綜合後決定的），將一些他認為可以編成故事的曆史材料按照他所設想的模式組織起來，然後交給讀者閱讀，讀者將這個故事與自己意識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對比，當讀者確定了新故事的模式時，他也就理解了曆史的意義，同時他的閱讀也實踐了曆史學的意義。[61]如果以傳統的眼光看，曆史敘事研究是一種敘事的形式分析，但這種形式已經影響到曆史與曆史學的意義這種本體論領域中的核心範疇，因而形式本身具有了內容，這就是為什麽懷特要將自己的一本有關敘事話語與曆史表述的論文集取名為《形式的內容》。
海登·懷特的研究不僅涉及敘述者、敘事的形式，還涉及敘事作品的接受者，即讀者。曆史學家通過運用某種敘事結構構成曆史文本，其中包含著他對曆史的意義具有的看法，而讀者通過閱讀曆史文本，結合自身的情境融合文本中的意義。當這一過程完成時，曆史學的意義也就實現了。從曆史文本的產生到被讀者接受，這正是一個曆史敘述的循環。懷特以敘事形式為核心探討了這個曆史敘述循環的不同環節，並確認運用任何一種敘事形式構成的曆史都是一種“元曆史學”的產物，即其中都包含著相應的思辨的曆史哲學，曆史也就可能有各不相同的意義。這樣，懷特以其研究極大地促進了當代曆史哲學研究中認識論與本體論結合的進程。不過，總體上，懷特的研究本身依然停留在曆史認識論的範圍內，而並非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思辨的曆史哲學，他隻是為分析、批判的曆史哲學複歸思辨的曆史哲學開拓了一條思路，準備好了條件。
《元曆史學》出版之後的幾年內，曆史哲學界普遍開始在認識論的層麵上，分析曆史敘事的結構、類型、方式，然而，這些研究在本體論上有著自己的要求，它們將研究目的明確地指向揭示曆史敘述行為的價值，以及曆史對現實的意義。
近30年來，西方曆史哲學界的研究狀況本身證明了《元曆史學》的價值和地位。它提供了一個爭論的話題，無論曆史哲學家們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元曆史學》關心的問題已經成了諸家爭論的核心。針對《元曆史學》與海登·懷特整個的學術思想，國際權威的曆史哲學研究雜誌《曆史與理論》分別在1980年和1998年出版了兩個專號[62]，而其他曆史哲學家出於正反等方麵論證的需要，在自己的論文中引述懷特作品的次數則難以計數。當然，我們不能在此將有關曆史敘述研究的闡釋局限在懷特一人，但後現代曆史敘述研究的主題基本上與懷特的主題是類似或一致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安克施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是曆史敘述研究的積極參與者，他的著作《敘述邏輯：關於曆史學家語言的語義分析》[63]同樣深刻影響著同行們的研究。在《敘述邏輯》中，安克施密特研究的對象是曆史解釋，然而其意圖不是想在諸多曆史解釋理論籮筐裏簡單地添加一種新的解釋理論，而是要從整體上考察各種曆史解釋理論的本質。他稱這種本質為“敘述實體”（narrative substances），以便區別於曆史實體（historical reality）[64]。例如，“文藝複興運動”這個詞在傳統曆史學家看來，指的是一個過去實際存在的文化運動；以安克施密特的觀點，“文藝複興運動”作為一個“敘述實體”，並非過去發生的事件，而隻是有關過去的敘事解釋的一個專有名詞而已。[65]安克施密特認為，“敘述實體”是通過曆史學家敘述曆史而創造出來的，它包含著曆史學家在“敘述作品”（narratio）[66]中表現的所有關於過去的看法、觀點、立場。所有敘述作品都是曆史解釋的產物，而敘述邏輯的研究目的旨在揭示敘述作品中的陳述與敘述實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清晰地看到，安克施密特並不像曆史實在論者那樣，關心曆史本身究竟是怎樣的，他要研究的是曆史學家與他的解釋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他想弄清楚，曆史學家是如何通過曆史敘述作品的結構布局與語言陳述，來表現自己在現實中所具有的立場。
安克施密特認為，他的敘述主義曆史哲學澄清了曆史敘述者在曆史建構中的三大支柱：其一是人們普遍注意到的“關於過去的主題”（曆史學家必須先選定主題，才有可能進行研究、敘述）；其二是他所研究的敘述實體；其三是隱喻與敘述作品之間極大的相似性。[67]事實上，關於這三大支柱的論證與分析本身也是安克施密特敘述主義曆史哲學的三大支柱。
安克施密特希望自己能闡明曆史的意義源於何處，在具體的思路和做法上，他與懷特非常類似，[68]也需要考察曆史敘述文本的生成過程。如曆史學家會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等因素貫注到敘述作品中，他們通過敘述/敘事構成曆史，這種曆史並非曆史實在，而是關於曆史的圖畫和想象，這種圖畫和想象同時是他們各自立場和態度的一種隱喻，通過傳遞和接受這種隱喻，曆史的意義便被讀者接受了。據此，人們也必須明白，如果說曆史具有意義的話，它不是來自曆史實體本身，而是來自曆史學家的解釋與讀者的接受。要理順這條思路，曆史實在論顯然是絆腳石，若不清除它，曆史學家必然會回到樸素的客觀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窠臼。實踐中，安克施密特對敘述實體的闡釋、對隱喻的注重正表現出反曆史實在論的強硬姿態。
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中，有一種現象值得重視，那就是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就曆史敘述研究這個專題而言，除了曆史哲學界的投入外，其他學科的學者作出的貢獻也不容忽視。[69]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一些學者稱利科的解釋學是一種“後結構主義解釋學”（Post Structuralist Hermeneutics）[70]。利科致力於解釋理論研究，他與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家之間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注重曆史性、意識形態與語境、作者的敘述行為與讀者理解敘述文本之間的緊密關係。不過，利科繼承解釋學的傳統，對時間與曆史性的關注更多。在他的諸多論文及1984年至1988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時間與敘述》[71]中，利科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敘述理論。
利科主要通過重新認識時間與敘事的關係來對抗索緒爾（Saussure）及列維-斯特勞斯（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曆史的敘事性及敘事的曆史性。利科通過三步來實現自己的理論設想。首先，他要證明曆史中的虛構成分比曆史實在論者們承認的要多；其次，他闡明了敘事性虛構中的模擬成分之多也出乎曆史實在論者的預料；最後，承認上述兩點，就能夠進一步指出，經驗主義敘事（曆史實在論者認為的真實、客觀的敘事）與虛構敘事（如通常所說的小說、戲劇）有著共同的參照，這一參照就是作為人類曆史狀況的曆史性。於是，敘事性與曆史性之間的關係就有可能澄清了。[72]
利科研究的結論是，敘事性與曆史性之間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一方麵，利科認為，敘事不僅僅是一種表達形式，它還是將事件符號化的工具，沒有它，曆史事件的意義就無法表述。在曆史敘事中，總是隱藏著時間的概念，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事件是在一個事先被給予的時間框架中發生的，其實不然，敘事中的時間不同於物理時間，它是在敘述中被構成的，時間中有敘事性的存在。另一方麵，敘事中也包含著時間性。利科認為“敘事性是一種話語模式，它經由我們稱為時間性或時間性存在的存在模式而通向語言”[73]。時間性是敘述得以進行的必經途徑。敘述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曆史性的行為，而曆史性本身是一種時間性的結構。在敘述曆史之前我們已經存在於將被我們敘述的曆史中，而我們敘述曆史的行為也正成為可以被敘事化的曆史，這一切都在曆史時間中發生。由此可見，時間性與敘事性的關係是相互交織的。
在處理曆史敘事與曆史意義的關係上，利科認為，曆史敘事涉及的都是過去人們的行為，這些行為暗含了一種文本結構；否則我們就無法將它們敘事化。如果不經過敘事化，我們又通過什麽方式表述它們而達到理解曆史意義的目的呢？利科告訴我們，假如曆史敘事是一種形式，而被敘述的東西是一種內容，那麽當二者相結合時，它們就表現為符號。這種符號要揭示的隻是曆史性，隻有認識到敘事文本的曆史性，我們才能真正把握被建構的曆史的意圖，把握曆史敘述者的意圖，最終理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曆史，理解自己的命運。這樣，利科也將曆史實在論中曆史實在與曆史意義之間的對應關係截斷了，現在，隻有閱讀經過敘事化的曆史文本，人們才能獲取曆史的意義。
當然，利科不僅僅是針對曆史敘述文本而進行敘述理論研究，他同樣想提出一套針對一般敘述作品的解釋學理論。與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家一樣，利科對文本的作者、讀者，以及文本的生成與被接受過程進行過認真、細致的研究，而他特別強調曆史性（人類生活狀況）在敘述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客觀上將曆史敘述研究推向了探索曆史文本生成與接受的更為廣闊的理解背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