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本文中，還有許許多多進行曆史敘述研究的專家以及他們的成果沒有被提及，[74]但從上述那些主要代表者的研究中，我們能看到一種後現代的趨勢，即人們不再指望曆史敘述文本能夠符合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相反，不通過曆史敘述，任何真實性、客觀性都將無從表述。再者，如果忘記了曆史敘述作品是由具有曆史性的曆史學家所敘述、由同樣具有曆史性的讀者來閱讀的，我們也就得不到可理解的曆史。後現代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家已經將傳統意義上被視作形式的曆史敘事進行了轉換，使它在曆史理解和曆史解釋的領域內具有了創造曆史的本體論價值。
曆史敘述研究的深入發展有其曆史背景。首先，英美分析哲學中邏輯實用主義與歐陸語言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將目光投向人們用來交流思想的語言。對於一個聽眾來說，某人說出的語言如何才能被理解成該人所要表達的意義呢？如果像邏輯實證主義那樣簡單地認為語言中的歧義完全可以澄清，那麽曆史敘述研究永遠不可能涉足曆史文本的曆史性問題。正是因為我們理解一個曆史敘事文本時，不得不考慮文本的語境不同造成的理解差異、其語言中包含的意識形態因素以及語言的曆史性等問題，研究者才不得不重新思考曆史敘事本身的性質。當哲學家們開始尋找一般敘述理論時，曆史敘述作品很自然地被當作了研究的對象。鑒於曆史學給普通人的印象如曆史實在論者們一貫聲稱的，他們敘述的是真實、客觀的曆史，因此將曆史敘述作品作為一切敘述作品的代表進行分析將更具典型性（如巴爾特這位文學家竟因此在曆史哲學界獲得崇高地位），這樣哲學乃至文學理論的最新成果都被運用到曆史敘述研究上，從而也大大推動了敘述主義曆史哲學研究的進程。其次，美國曆史相對主義在曆史哲學界影響頗大，對曆史實在論的排斥不時表現出來。另外，沉浸在認識論領域中的分析、批判的曆史哲學研究質疑曆史認識的可能性，卻沒有為探索曆史與曆史學的意義這樣的本體論問題提供任何途徑。一些曆史哲學家創造性地將認識論與本體論研究結合起來，試圖發現曆史的意義及其生成與實現曆史理解之間的關係，於是曆史敘述作為二者之間的橋梁就被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如海登·懷特、安克施密特的研究）。最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各學科學者之間的思想交融越來越頻繁，人們不再將自己的研究領域局限在某個專門領域，這也造就了一批知識廣博的學者，他們將各學科的精華聚於一身，其結果有利於一些跨學科問題的研究，如敘述問題，極大加速了研究的深入與發展。
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展現給我們的是，曆史敘述是一種組織機製，它不但組織文本，如果我們對這種組織機製的產生進行細致分析的話，我們就能發現它也組織曆史，組織人們的曆史意識。我們在接受敘述文本時，思考一下，曆史是如何對我們發生作用的，它帶給我們的是什麽，書本知識還是意識？如果是後者，曆史敘述便成了傳遞曆史意識的手段。曆史意識如何通過敘述進行傳遞，曆史如何在敘述中被組織，進而成功地借助於曆史敘述文本這個工具，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敘述主義曆史哲學研究將影響、製約敘述的意識形態、曆史性等因素都抖落了出來，從而使自身開始占據曆史哲學研究的最主要位置。
在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情境下，不僅存在曆史哲學領域，在文學、哲學等領域內，敘述/敘事問題都已經成為一門顯學。而利科等人在研究中對曆史性高度重視，也給敘述主義曆史哲學家一種啟示，即曆史敘述研究與其他學科的敘述研究之間的界線有可能從此消失，它們將共同形成一門相對獨立的“敘述學”。
不過，如果站在曆史哲學的角度看，隻要“敘述學”專家們始終注意分析一切敘述文本的曆史性，那麽，我們同樣可以將一切敘述文本都看作曆史敘述文本（具有曆史性的敘述文本），甚至將這門基礎理論學科稱為“曆史敘述學”。我們這樣做，“曆史敘述學”就會被理解成涵蓋一切能夠被敘事化的文化現象的新的曆史哲學，它涉及的範圍會遠遠超越迄今以來存在過的曆史哲學研究的範圍，成為跨學科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麽說來，以往幾十年來關於曆史敘述研究的努力，則僅僅意味著是構建其他新的思辨的曆史哲學的開始。試想，當我們運用這種“曆史敘述學”重新分析黑格爾、湯因比式的思辨曆史哲學，我們看到的除了有關曆史進程的假設之外，還能看到黑格爾、湯因比等人生活時期的人類生存狀況，看到他們進行敘述的條件、限製，以及個人和集體麵向未來的理想。
可以設想，未來的“曆史敘述學”研究將更加深入地揭示思辨曆史哲學產生、存在和作用的方式。思辨的曆史哲學沉寂了半個世紀後，當前西方思想界重新開始展開普遍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性質及敘述方式的討論[75]，這難道不正是多種思辨曆史哲學即將誕生的前兆嗎？
[1] Narrative一詞可以作為名詞，意為敘述的故事、敘述的行為；也可以作為形容詞，意為敘事的，敘事體的，故事形式的。這時，在曆史哲學中討論的“historical narrative”就可能會有“曆史敘事”（強調曆史故事）與“曆史敘述”（強調敘述曆史的行為）這兩種含義，而“narrative history”則通指“敘事史”（以表現故事為核心的曆史作品）。
[2] 亨普爾：《普遍規律在曆史中的作用》，何兆武：《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71頁。
[3] 亨普爾：《普遍規律在曆史中的作用》，何兆武：《曆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869～870頁。
[4] 參見亨普爾：《普遍規律在曆史中的作用》。
[5] 理查德·範：《語言學轉向：1960～1975年的曆史與理論和（曆史與理論）》，陳新，譯，《哲學譯叢》，1999年第3期，第58頁。
[6] 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A Introduction（New York，1960），p.31.引文為張文傑譯。
[7] W.H.Walsh，Philosophy of History：A Introduction（New York，1960），p.33.
[8] 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版，第8頁。克羅齊認為：“編年史與曆史之得以區別開來並非因為它們是兩種互相補充的曆史形式，也不是因為這一種從屬於那一種，而是因為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精神態度。曆史是活的編年史，編年史是死的曆史；曆史是當前的曆史，編年史是過去的曆史；曆史主要是一種思想活動，編年史主要是一種意誌活動。一切曆史當其不再是思想史而隻是用抽象字句記錄下來時，它就變成了編年史，盡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體的和有表現力的。”
[9] 克羅齊：《曆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傅任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3頁。
[10]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65），p.138.
[11] Arthur C.Danto，‘On Explanations in History’，Philosophy of Science，XXIII（1956），p.22.
[12]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34.
[13]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42.
[14]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143.
[15] Arthur C.，Danto，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p.248.
[16] W.B.Gallie，‘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2，p.149.關於該問題的論述還可見W.B.，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
[17]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66.
[18]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108.
[19] 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London，1964），pp.22-23.
[20]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X（1971），No.2，p.166.
[21] Morton White，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5），p.222.
[22] Morton White，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ew York，1965），p.4.
[23] Maurice Mandelbaum，‘A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3，p.417.
[24] Maurice Mandelbaum，‘A Note on 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3，p.419.
[25]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p.281-282.
[26]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287.
[27] Richard G.Ely，Rolf Gruner & William H.Dray，‘Mandelbaum on Historical Narrative：A Discussion’，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2，pp.287-294.
[28]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p.154.
[29] A.R.Louch，‘History as Narrative’，History and Theory，VIII（1969），No.1，p.54.
[30] Frederick A.Olafson，‘Narrativ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on’，History and Theory，IX（1970），No.3，pp.265-289.
[31] W.H.Dray，‘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arrative in Historiography’，p.154.
[32]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London，1961）.
[33] J.G.A.Pocock，review essay on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1，p.121.
[34] J.G.A.Pocock，review essay on Hexter（Reappraisals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Ⅲ（1963），No.1，p.121.
[35]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p.3-13.
[36]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5.
[37] Hexter，‘The Rhetoric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I（1967），No.1，p.6.
[38] 理查德·範：《語言學轉向：1960～1975年的曆史與理論和（曆史與理論）》（續），陳新，譯，《哲學譯叢》，1999年第4期，第34頁。
[39] Paluch，‘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Language’，History and Theory，VII（1968），No.1，p.82.
[40]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p.111-134.
[41]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12.
[42] Had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27.
[43]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24.
[44]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30.
[45] Hayden White，‘The Burden of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1966），No.2，p.131.
[46]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頁。
[47] 保羅·利科：《哲學主要趨向》，李幼蒸、徐奕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168頁。
[48]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頁。
[49]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頁。
[50]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頁。
[51] 李幼蒸先生對能指這個結構主義術語的解釋是，它是符號的物質性（可知覺的）方麵，結構主義者認為，能指和它所標誌的所指之間的關係是任意的，非代表性的。請參見上引書第93頁。
[52]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頁。
[53] 羅蘭·巴爾特：《曆史的話語》，李幼蒸，譯，張文傑：《現代西方曆史哲學譯文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頁。
[54] 在懷特高度重視“敘事”（narrative）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敘事一詞的定義被他拓展了。在《元曆史學》出版前，懷特曾經指出，敘事是“任意一種寫作形式，在其中，敘述者依托一種無知、不了解或健忘的背景發出聲音，來引導我們有目的地注意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組織起來的經驗片段”。見Hayden White，‘The Structure of Historical Narrative’，Clio，I（1972），p.13.這意味著，敘事可用來指代一切曆史敘述/寫作形式，無論是傳統曆史學敘述故事的形式，還是新史學以社會事實為中心主題的論述性敘述形式（如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計量史學的諸多乏味作品等采取的形式），它們都被納入了懷特定義的“敘事”之中。這樣，在懷特眼中，所有的曆史文本都是敘事文本。另外，他還在1984年說道：“我早就注意到narrative的觀念本身也含有一種歧義，與運用‘曆史’這個詞時通常發現的一樣。敘事同時是一種話語模式，一種講話的方式及采用這種話語模式產生的產物。當這種話語模式用來表述‘真實’事件，如在‘曆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中，其結果是得到一種有著特定語言的、語法的和修辭的特征的話語，即‘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見於Hayden White，‘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XXIII（1984），No.1，p.32.綜上所述，我們應該注意到，懷特在運用“敘事”一詞時通常包含兩重意思，它既指代敘述/寫作形式，也指代由這些形式表現的內容，二者結合於一體。
[55]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reface，p.ix
[56] 理查德·範也曾明確指出懷特在曆史編纂上持有一種強硬的現在主義和構成主義觀點。參見《轉向語言學：1960～1975年的曆史與理論和（曆史與理論）》（續），第38頁。
[57]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1.
[58] 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1973），p.34.
[59] 例如，伊格爾斯和他的弟子邵立新，參見伊格爾斯：《20世紀的曆史科學》（續五），《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1頁；邵立新：《理論還是魔術——評海登·懷特的（玄史學）》，《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0～123頁。
[60] 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1987），preface，p.ix.
[61] 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1978），p.86.
[62] History and Theory，XIX（1980），Beiheft，Metahistory：Six Critiques，XXXVII（1998），No.2，Hayden White：Twenty-five Years On.
[63]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
[64]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
[65]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p.104.
[66] 安克施密特用了一個專門的詞語“narratio”來代表敘述作品，它包括一切敘事的或非敘事的曆史作品。
[67] Ankersmit，Narrative Logic，A Semani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Groningen，1981），p.3.
[68] 懷特與安克施密特都是敘述主義曆史哲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研究中都賦予隱喻以極重要的位置，據此，克裏斯·洛倫茨甚至稱他們的研究為“隱喻敘述主義”。見Lorenz，‘Can Histories Be True？Narrativism，Positivism，and the ‘Metaphorical Turn’’，History and Theory，XXXVII（1998），No.3.
[69] 懷特在《當代曆史理論中的敘述問題》一文中將討論敘述問題的學者分為四種主要流派，第一種是以沃爾什、加利、莫頓·懷特、丹托、德雷、明克（Mink）、加德納（Gardiner）等為代表的英美分析的曆史哲學派；第二種是有社會科學傾向的法國年鑒學派成員，如布羅代爾（Braudel）、菲雷（Furet）、勒華拉杜裏（LeRoy Ladurie）等人；第三種是有符號學取向的文學理論家或哲學家，如巴爾特、福柯（Foucault）、德裏達（Derrida）等人；第四種是哲學解釋學家，如加達默爾（Gadamer）、利科等人。參見《當代史學理論中的敘述問題》一文，第7頁。實際上，海登·懷特自己代表的美國新曆史主義學派是敘述研究的第五種主要流派。國內關於新曆史主義學派的主要介紹見張京緩主編的《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裏麵收錄了海登·懷特、弗雷德裏克·詹姆森（Fredric Jamson）等人的文章，其中前引懷特的《作為文學虛構的曆史文本》一文也被收入。新曆史主義學派是一個鬆散的團體，其成員強調文學與曆史文本中的曆史性和所受到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認為曆史與文學同屬一個符號係統，想象是它們構成文本的方式，這種思想同時受到了英美後期分析哲學與歐陸解釋學的雙重影響。
[70] Mario J.Valdes，‘Paul Ricoeur's Post-Structuralist Hermeneutics’，in Ricoeur Reader：Reflection and Imagination（New York，1991），Valdes（ed.）.
[71] 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I，II，III（Chicago，1984）.
[72] 保羅·利科：《敘述的作用》，《解釋學與人文科學》，陶遠華，等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頁。
[73] 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in Ricoeur Reader：Reflection and Imagination，p.99.
[74] 其他有成就的研究者及其著作有：Fredric Jam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Ithaca，1981）；David Carr，Time，Narrative，and History（Bloomington，1986）；Wellace Martin，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New York，1986）；Callinicos，Alex，Theories and Narratives：Ref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ambridge，1995）。以上僅是筆者所接觸的一部分，另外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曆史與理論》雜誌上發表關於曆史敘述方麵的文章及作者部分有：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XXV（1986），No.2，pp.117-131.；Peter Hanns Reill，‘Narration and Struc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Thought’，XXV（1986），No.3，pp.286-298；Hans Kellner，‘Narrativity i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Since’，XXVI（1987），Beiheft，pp.1-29；C.Behan McCullagh，‘The Truth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XXVI（1987），Beiheft，pp.30-46；Stephen Bann，The Odd Man Out：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Cinematic Image XXVI（1987），Beiheft，pp.47-67；John Passmore，‘Narratives and Events’，XXVI（1987），Beiheft，pp.68-74；Jerzy Topolski，‘Historical Narrative：Towards a Coherent Structure’，XXVI（1987），Beiheft，pp.75-86；Jorn Rusen，‘Historical Nattation：Foundation，Types，Reason’，XXVI（1987），Beiheft，pp.87-97；George A.Reisch，‘Chaos，History，and Narrative’，XXX（1991），No.1，pp.1-20；Andrew P.Norman‘Telling It Like It was：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heir Own Terms，XXX（1991），No.2，pp.119-135；Kerwin Lee Klein，‘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XXXIV（1995），No.4，pp.275-298.
[75] 1995年，《曆史與理論》雜誌推出一期專號（第4期），名為《世界史家及其批評》，其中討論的主題有：世界史觀念發展、世界曆史的終結、價值觀與世界史模式、經濟與世界體係、世界曆史的分期、世界曆史的同一性、連續性、間斷性，等等。另外，最近10多年中，還有大量論文討論後現代狀況下，元敘述（metanarrative）、權威敘述（master narrative）、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或譯“宏大敘述”）、世界史（world history）、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等概念，其主題無不與思辨的曆史哲學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