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這個詞的積極意義，是源自個人想要成為自己的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與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於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意誌而不是別人意誌的工具。我希望成為主體，而不是他人行為的對象；我希望我的行為出於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識之目的，而不是出於外來的原因。我希望能成為重要的角色，不要做無名小卒；我希望成為一個“行為者”（doer）——自己做決定，而不是由別人決定；我希望擁有自我導向，而不是受外在自然力影響，或者被人當作是一件物品、一隻動物、一個無法扮演人性角色的奴隸；我希望我的人性角色，是自己設定自己的目標和決策，並且去實現它們。當我說我是理性的，當我說理智使我成為一個人，而有別於世界其他事物時，我所指的，至少有一部分就是上述的意思。人，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夠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有思想、有意誌而積極的人，是一個能夠為我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並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來解釋我為什麽做這些選擇的人。隻要我相信這一點是真理，我就覺得自己是自由的，而如果有人強迫我認為這一點不是真理，那麽，我就覺得在這種情形下，我已經受到奴役。
以做自己主人為要旨的自由，和不讓別人妨礙我的選擇為要旨的自由，表現上來看，似乎沒有什麽重大的邏輯差距，隻不過是同一件事的“消極”與“積極”描述方式而已。但是，在曆史上，“積極”與“消極”的自由觀，卻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而且不一定依照邏輯常理，終至演變成直接的衝突。
要弄清楚這個現象，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去了解自主（self-mastery）這個比喻，本身所造成的影響力。最初，這也許是並無害處的影響力。“我是自己的主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隸”，這種想法並沒有害處可言。但是，如柏拉圖學派（Platonists）或黑格爾學派所想探討的：我會不會是自然的奴隸？我會不會是我自己那種“不受約束”的**的奴隸？這些，難道不也同樣是“奴隸”？進而言之，有些人是政治上的或法律上的奴隸，有些人則是道德或精神上的奴隸？人類不是曾經有從精神的奴役中得到解放，或者從自然的奴役中，得到解放的經驗嗎？同時，在這個解放過程中，人類不是曾經一麵知覺到那個在主宰事物的“自我”，另一麵，又知覺到在他們內心裏，有某些東西也被馴服了嗎？隨後，人類就把這個“自我”看成理智，看成“更高層次的本性”，看成那個計算並爭取終能使它滿足之物的自我，看成“真實的”“理想的”或“自主的”自我，或看成“表現得最好時候”的自我，接著，人們就把上麵這種自我，對比於非理性的衝動、不受控製的欲望、我之“較低層次的本性”、立即樂趣的追逐以及“經驗界的”、“被他人或別種律則支配的”自我，從而認為：這個自我被欲望與**所左右，如果要上達它“真實”本性的充分高度，就必須受到嚴格的紀律。目前，我們更可以認為這兩種自我，還被一條更大的鴻溝隔開：那個真實的自我，還可以被看成某種比個人（一般意義下的個人）更廣泛的東西，它可以看成個人隻是其中一個因素或一個層麵的社會整體，例如：一個部落、種族、教會、國家，以及由現在活著的人加上已逝者和未到人世者，所構成的“偉大社會”等。這個“整體”於是被看成“真正的”（true）自我，它將集體的、“有機的”、獨一無二的意誌，強加在頑抗的“成員”身上，從而獲得它自己的“更高層次”的自由。思想史上，有人強製他人，要將他們提升到“更高”的自由水平；而使用有機體的比喻，來辯護這種強製，也已經有人指出其中的危險。但是，這一類語言之所以能顯得有理，是因為我們承認：以某種目標的名義，例如正義或大眾健康的名義，來對人們施以強製，是可能的，而且有時是有理由的；因為群眾若是在民智已開的階段，他們自己也會去追求這些目標，如今他們沒有去追求，隻是因為他們盲目、無知或腐化。如此一來，我很容易認為，我是為了他們自己、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強製他們。於是，我就是在宣稱：我比他們自己，更明白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麽。其中隱含的意思，充其量隻是：如果他們和我一樣理性、睿智，並且也和我一樣，了解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就不會抵製我。但是，我卻可以利用這一點去作更多的要求。我可以聲言，他們實際上是在追求他們於蒙昧狀態下有意抵製的目標，因為他們內心裏有某種奧妙的東西，某種潛在的理性意誌（rational will）或“真正的”目標，這種奧妙的東西，雖然被他們表麵上的感覺、行動或言語所掩飾，卻正是他們“真實的”自我。而處於現實時空中的、可憐的“經驗自我”，對這個“真實的”自我一無所知或所知極少。隻有這個內在精神的自我，才是唯一的自我，它的願望，才值得我們考慮。[11]一旦我采取這樣的觀點，我的立足點，就可能使我忽視人類或社會的實際願望，借人們的“真實”自我為名，並且代表那個自我，去欺淩、壓迫、折磨他們，同時心裏卻還堅持認為：隻要是人類的真正目標，諸如：幸福、責任之履行、智慧、公正的社會或自我完成等，便一定能和他們的自由相吻合，而這自由即是：自由地選擇他“真正的”但卻經常埋沒而未得表明的“自我”。
這種吊詭，經常被人揭露出來。主張說：“我知道什麽對X君有好處，而他本人並不知道”，甚或說；“我為了X本人好，才忽視他的願望”——這是一回事；但是，這和以下的說法，是完全不同的事，此即：他自己選擇了那些事情，雖不是有意識地，不是日常生活裏的他所做的選擇，而是那個“經驗自我”所不知道的“理性自我”做出的選擇，也就是那個能體察何者為善，且當善一經揭露，就經不住要選擇“善”的“真實”自我，所做的選擇。把X實際上追求並選擇的東西，和假如X是另一種人或X還未發展成的那一種人，可能會去選擇的東西之間，畫上等號，是一種可怕的作為，是一切主張“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政治理論的核心。主張說：基於某些我自己無法看到的“好處”的緣故，別人可以對我施以強製力，認為這樣做有時會對我自己有好處，實際上，它還可能會擴大我的自由範圍，這是一回事；主張說“如果對我有好處，那我就不算是被人強加壓力，因為不論我自己是否知道，這是我的‘意誌’本身要求我這麽做的，而且，不論我這可憐的臭皮囊、我這愚蠢的腦袋，如何強烈地反對它，不論我如何絕望地反對那些由於仁心善意，而努力把它強加在我身上的人士，我仍是自由的或仍是‘真正’自由的”，卻完全是另一回事。
對“消極的”自由概念，人們無疑也可以輕易施展這種魔術般的轉化或“戲法”，威廉·詹姆士曾很公正地以此來嘲弄黑格爾學派的人物。在轉化後的情況下，“不準別人幹涉的自我”，已經不是一般人心目中，擁有一些實際希望與需求的個人，而是內在的“真”人：這個內在的“真”人，在追求某些“經驗自我”所無法想象到的理想目的。同時，就像“積極”自由的自我一樣，這個東西還可以膨脹成某種“超個人的”（super personal）的東西，如國家、階級、民族，曆史的邁進等。這些東西都被認為是比“經驗自我”更能代表某些特征的、更“真實”的主體。但是，事實上，“積極的”自由觀念，認為自由即是“自主”（self-mastery），實已暗示了自我分裂交戰之意，在曆史上、學理上以及實踐上，已經輕易地助成了人格的剖分為二：其一是先驗的、支配的控製者，其二是需要加以紀律、加以約束的一堆經驗界的欲望與**。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就是這一曆史事實。如果這麽明顯的真理，也需要舉證的話，那麽，這個事實證明：自由的概念，直接導源於自我、個人、人類，係由何物構成的看法。對人的定義施以足夠的操縱，則自由是什麽意思，便唯操縱者的意願是從。近代曆史已經昭然顯示，這個問題不隻是個學術問題而已。
將自我一分為二的後果如何，隻要考慮要求自我導向的欲望、要求以一個人“真正的”自我為導向的欲望，在曆史上采取的兩種形式，就更加清楚。這兩種形式：其一是為了獲得獨立，而采取自製（self-abnegation）的態度；其二是根據某一特定的原則或理想，來“實現自我”，或將自我完全認同於某一特定的原則或理想，以求取自我獨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