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用以對技術上和戰略上的建議進行論證的實用的商談，與經驗商談有某些類似之處。實用商談的作用在於，將經驗知識與假設的目標設定及優先考量聯係在一起，並且根據作為根基的準則對（並非是基於完善的信息之上的）決策的後果進行評估。技術上或戰略上的建議的有效性，最終來源於作為這建議之基礎的經驗知識。其有效性與建議之接受者是否決定對行動指令加以采納這一點無關。實用的商談涉及可能的應用關聯。這種商談隻是通過行為者主觀的目標設定和優先考量與他的實際的意誌之形成相聯係的。在理性與意誌之間並無內在的關聯。而在倫理—實存的商談中情況就不是這樣，因為論證形成了一種使觀念發生變化的理性的動機。

在這樣的自我理解的過程中，商談參與者與行動者的角色是重疊的。誰要想對他的生活弄得清清楚楚，對重大的價值決策進行論證，使其自我同一性得以確認，那麽他在倫理—實存的商談中是不能被別人所取代的，別人既不能代他作為當事人，也不能代他作為證明者。然而這恰恰就是商談，因為即便是在這裏，論證的步驟也不可以是隨意的，必須是具有主體間的可理解性。個體要想贏得與自己生活曆史的反思性的空間，隻有在一種生活形式的視域中才能實現，這種生活形式是他與他人分享的並且構成了他們各自不同的生活綱領的關聯。共同的生活世界的成員是那些潛在的參與者，他們在自我理解的過程中扮演著未參與的批評者那樣的催化性的角色。這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某一分析家的治療性的角色，隻要可普遍化的現實的知識參與了進來。當然，這種現實的知識本身恰恰是在這樣的商談中形成的。

自我理解涉及一種獨特的生活曆史的關聯，並導致了有關對某一特定的人什麽是好這一點的價值評估性質的陳述。這樣的評價——它是基於一種既被意識到了又被把握住了的生活曆史的重建——具有一種獨特的語義學的狀態。因為“重建”在這裏並不隻意味著對自我的一種塑造過程的描述性的把握；它同時還意味著一種對已獲得的因素進行批判性的清理和重組性的排列，就其自身的過去借助於現實的行為可能性的映照、被認可為一個人們未來想做並想一直做下去的那樣一種人的塑造之曆史而言。“設計好了的規劃”中的存在主義的思想人物闡明了那些重大價值的兩重性的特點，這些價值是通過對自身生活曆史的批判性的把握而贏得論證的。在這裏，形成過程與有效性並不是像技術上和戰略上的建議的情形那樣相互脫節。隻要認識到，什麽對我是好的，我也就以某種方式給自己做出了建議——這就是一種自覺的決策的意義。隻要堅信一個現實建議的正確性，我也就已決心依照忠告對自己的生活重新進行定位。另外，我的同一性在一種變化了的自我理解之反思性壓力麵前，隻有在下述情況下才具有可縮性的或者說是無抵抗力的，即如果這同一性服從於與倫理—實存的商談本身同樣的真實性之標準的話。從接受者這邊來看，這樣一種商談已經以他追求一種真實**的努力為前提條件，或者是以一個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的病痛壓力為前提條件。就此而言，倫理—實存的商談與一種自覺的生活方式的在前的目的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