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um根植於人性之道，不管人們說什麽語言、做什麽工作，它都能幫助人們充分發揮潛力，幫助組織把事情真正做好，釋放出我們慘遭浪費的人類潛能，重新審視這個世界，在不斷的變化中獲得自由。
19世紀，主要的疾病傳播理論被稱為瘴氣理論(Miasma theory)。該理論認為腐爛物質釋放“瘴氣”，或者說是疾病顆粒，在空氣中傳播疾病。據信這種壞空氣主要在夜間散發。
瘴氣理論是千百年來盛行的疾病傳播理論，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不僅僅在歐洲，印度和中國也有類似的疾病傳播理論。問題是，一旦對疾病的傳播媒介判斷錯誤，所采取的防禦措施必定錯誤。
19世紀40年代，倫敦。當時，大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倫敦是大英帝國的首都，作為政府、金融和帝國的中心，再加上工業革命的到來，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倫敦擁擠的街道上。隨之而來的是疾病。下水道往往因為規劃不良，汙水橫流。許多房屋下麵都有化糞池，裏麵滿是人的排泄物，下雨時常常會溢到街上。偏偏倫敦又多雨。
居住條件差，人們不得不擠在狹小的空間裏。最可怕的疾病之一是霍亂，動輒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1841年、1849年，還有1854年，倫敦三次暴發重大霍亂疫情。當時，威廉·法爾博士是公共衛生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法爾博士確信，霍亂通過空氣從泰晤士河肮髒的河岸傳播到人們家中，將人們擊倒。他仔細研究霍亂疫情，得出結論：海拔高度與霍亂感染呈負相關關係。住在山上，感染霍亂的可能性較小。很明顯，是瘴氣，即壞空氣，引起了疾病。
約翰·斯諾博士持有一種不同的觀點，一種不常見也不被接受的觀點。斯諾是一個令人關注的人物，擁有多方麵的醫學成就，是將麻醉應用於醫療的領軍者，是最早將麻醉應用於分娩的醫生之一，包括將麻醉用於維多利亞女王的第8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利奧波德的出生。
斯諾也被公認為現代流行病學之父。他懷疑造成霍亂的不是瘴氣，而是進入倫敦人飲用水中的某種汙染物。1849年，一場奪去近1.5萬人生命的霍亂暴發後，斯諾寫了一篇論文《論霍亂的傳播模式》，認為水可能是罪魁禍首。但他的理論沒有被醫學權威和公眾接受。
1854年，霍亂再次暴發後，斯諾迅速采取行動，並在1855年校正的論文中寫道：
王國最可怕的一次霍亂暴發，可能是數周前發生在布羅德街、黃金廣場和鄰近街道上那次。劍橋街和布羅德街交界處250碼範圍內，霍亂疫情極為暴烈，短短10天之內，有超過500人死於非命。這一有限區域內的死亡率可能不亞於王國曆史上任何疫情造成的死亡率，甚至不亞於黑死病造成的死亡率；而且情況更加突然，多數病例幾個小時內即告斃命。
幾個小時內，霍亂就像黑死病一樣嚴重。
布羅德街有一口很受歡迎的水井。斯諾懷疑井水中有什麽東西，給附近居民帶來了毀滅性災難。他前往司法常務官那裏，拿到該地區所有死者的名單，以及死者的家庭住址，根據名單繪製出一份霍亂地圖，如後所示。
圖中，黑色小矩形表示有多少人死於那個地址。繪製好霍亂地圖後，斯諾開始按圖索驥，進行采訪，詢問人們從哪裏汲水，發現幾乎全部死者都住在布羅德街水井附近。隻有少量死者住在距離另一口水井更近的地方。布羅德街的水井確實很受歡迎。
周圍所有酒吧都用該井的井水勾兌烈酒，食堂和餐館也使用該井的井水。附近一家餐館的管理人(在9月6日)告訴我，已經知道有9名顧客死亡。這家餐館經常有機械師光顧，而且晚餐時間用的是該井的井水。許多小商店也使用該井的井水，在水裏加一茶匙泡騰粉，調製成名為冰凍果子露的飲料出售。該井的井水也可能以其他式散布出去。對此，我尚不了解。
自然，調查也發現了異常值。家住倫敦西區的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侄女也死於霍亂。老太太家附近沒有出現其他霍亂病例，而且老太太已經幾個月沒去布羅德街。但是，據老太太的兒子回憶，其母喜歡布羅德街井水的味道，訂購了布羅德街的井水，每天都有馬車送一大瓶到家裏。
水是在8月31日，即星期四送的，老太太當晚飲用過，星期五也飲用過，星期五晚上霍亂發作，星期六去世……一位侄女來老太太家串門，也飲用了同樣的水，回家後霍亂發作，即告不治。侄女的住處在伊斯靈頓，地勢高，屬於健康區域，無論是她家附近的社區，還是倫敦西區，當時都沒有發生霍亂。
斯諾把調查結果提交給當地理事會。理事會命人把布羅德街水井的手柄卸掉後，死亡人數立即開始下降。進一步調查發現，這口公眾飲用水水井挖在一處化糞池附近，二者相距僅3英尺遠，化糞池汙水滲漏，進入井水中。死亡浪潮的罪魁禍首是誰？是被其他地區的人給一位霍亂兒童洗尿布汙染過的水源。
這是現代流行病學的奠基事件，使細菌理論(Germ theory)，即通過從可觀察到的證據和模式進行推論來證明疾病，得到證明。這一事件一舉改變了倫敦處理廢水的方式和保證水純度的方式，對吧？
哪有這等好事。要等付出又一次霍亂流行的代價之後，倫敦才會做出改變。倘若承認約翰·斯諾是對的，就意味著醫療當局多年來為保護公眾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勞的。權威人士堅持認為，他們是對的，斯諾是錯的，疫情平息後，又把水井手柄裝了回去。直到公元1866年，也就是約翰·斯諾去世8年後，法爾博士才承認斯諾可能是對的，僅僅是承認可能而已。
當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出現，取代舊的做事方式時，這種反應經常發生。今天，疾病的細菌理論不僅被接受，而且得到了證實。我們知道，許多類型的微生物都能引起疾病。我們可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微生物，可以繁殖微生物，用微生物給人類免疫。我們知道這是真的。
本書開篇，我講述了安托萬·拉瓦錫的故事。拉瓦錫聲稱以前的化學理論言之無理，進而提出自己的新理論，世界從此天翻地覆，日新月異。新技術使我們能夠窺視到物質的基本組成方式，看清其組織係統。這是觀念上的根本轉變：世界曾經是一種方式，後來又變成另一種方式。煉金術時代一去不複返，是的，多年來，我們有過辯論和爭鳴，也有人給編輯寫過刻薄的信件，但最終，真正奏效的理論體係還是勝出了。我們現在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不久之前，鬥爭還異常激烈。
推導出的框架
像約翰·斯諾一樣，我並不是說Scrum的實踐者掌握全部答案，甚至懂得一切問題，但是我認為我們有足夠的證據來重塑看待事物的方式，有足夠的模式來推導出一個通用框架。
Scrum的開發和迭代與許多新發現完全相同。首先，成功不是總會發生。有些做法在這兒行得通，有些做法在那兒行得通。這些年來，我們不斷學習，不斷發現有用的新東西、新模式。但是，一切發現都回到單一的、不複雜的Scrum框架。
但Scrum的實施依然阻力不斷。人們仍然堅持使用甘特圖、項目計劃和業務要求。即使麵對證據，也固執己見。我不厭其煩，列舉Scrum在各種地方被用於做各種事情的例子，原因就在這裏，要證明Scrum確實是一種更好的工作方式。
更好的世界
開始寫本書時，我震驚於世界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震驚於舊的社會和舊的政治鬥爭中你死我活的纏鬥，震驚於對推責諉過的孜孜以求，震驚於對他人的不信任，不管他人是近在咫尺的鄰居，還是遙不可及的陌生人。世界似乎莫名其妙地日趨黑暗，我們豪情不再，寧為雞毛蒜皮之事爭吵不休，也不肯攜手合作解決重大問題。
如今，我不再奉行沉默是金，我敢說我們所做的工作能夠幫助人們充分發揮潛力，幫助組織把事情真正做好，釋放出我們慘遭浪費的人類潛能。我相信我們所做的工作至少可以為世界加一把力，使天平向好的方麵永久傾斜。
不知你是否知道，丹麥可能是地球上最平坦的國家，是樂高、馬士基(Maersk，全球最大的集裝箱運輸公司)和嘉士伯集團(生產嘉士伯啤酒)的所在地。這些企業都使用Scrum。Scrum在丹麥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幾乎已經成為一種默認的工作方式，尤其是在技術領域。“這是我的直覺，軟件領域尤其如此。我們的工作方式不外乎就是Scrum。”卡斯滕·雅各布森說。
2006年，卡斯滕在丹麥的係統化軟件公司裏開啟了第一次Scrum轉型。他們為醫療保健、國防、情報和國家安全等領域開發軟件。這些領域事關生死，不允許出錯。卡斯滕當時正在試驗4個試點項目，意圖將其轉變為一種增量的、迭代的方法。有人告訴他，這種工作方法叫作Scrum，所以他打電話請Scrum公司去培訓他們。結果速度增加1倍，缺陷下降41%。顧客和團隊皆大歡喜。
“這是我僅有的一次看到全部指標同時提高，”卡斯滕說，“通常你會嚐試一些方法，也許其中一項指標會有所改善，但不會全部都改善。”
接下來幾年裏，Scrum在整個係統公司傳播，最終到達領導層。卡斯滕說，首席執行官非常注重數據驅動，看到團隊取得的進步後，便在領導層實施Scrum，要求每個領導都要參加每日立會。
此後，卡斯滕創辦自己的公司，增越公司，並在奧爾堡大學任講師。他告訴我，他非常肯定丹麥的每一所大學都在教授Scrum。現在他在與製造業、金融業和保險業等領域的一批更古老、更成熟的公司合作。他說，就連傳統的管理部門現在也流行起Scrum來，原因很簡單：企業意識到，要想適應變化的步伐，必須做出改變。“要麽求變，要麽求死，”他說，“你如果這樣改變公司，就會生存下來。否則，就死定了。”
這是我從許多高管那裏反複聽到的論調。每個公司都必須開始像科技公司那樣思考：市場瞬息萬變，企業必須求變，否則就有可能被更靈活的競爭對手超越，變得無關緊要。
KDDI株式會社是日本的一家大型電信公司，也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去年夏天，我受KDDI株式會社邀請，去了日本，去看他們是如何在工作中構建Scrum的。KDDI株式會社認為Scrum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經濟的發展軌跡。
KDDI株式會社成立於1953年，成立之初是一家規約公司，是日本和美國第一次合作電視直播時的日本方，是第一家在聯接美國和亞洲的數千英裏跨太平洋電纜上提供服務的公司，很早就與國際通信衛星組織(Intelsat)簽約。解除管製之後，他們進入移動、寬帶等整個電信行業。這是一家大公司，一直認為自己在推動技術進步。
為利用Scrum，他們於2016年邀請Scrum公司。他們認識到，隨著物聯網和5G成為現實，需要迅速為客戶開發服務和設備。邀請Scrum公司，也是為了讓我們把Scrum推向日本的產業界。
幾十年來，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增長緩慢，甚至零增長，外國競爭不僅在價格上，而且在創新上擊敗了他們。這裏的文化和我習慣的文化大相徑庭。最聰明的大學畢業生不會去做工程，而是去從事管理。他們知道，一旦得到夢寐以求的企業管理工作或政府管理工作，就前程無憂了，一輩子都沒有人會被解雇。但管理工作並不創造新事物，並不帶來更多創新，隻是掌管管理工作的人而已。因此，日本的大部分技術工作都外包給承包商、係統集成商。總將核心工作外包出去的公司已經失去了真正做任何事情的能力。
藤井昭仁是邀請我們赴日的人。藤井昭仁的人生道路非凡，與大多數日本高管截然不同。他曾在太陽計算機係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駐日本辦事處工作過，也曾在穀歌工作。他習慣於向美國的管理層匯報工作，一直沉浸在矽穀的心態中，喜歡美國公司開放創新的氛圍和心態。重要的是，他開闊了視野，認為需要轉變心態的不僅是一家公司，整個國家同樣需要轉變心態。所以他發起了幫助日本的努力。
“那種工作方式——令人難以置信的競爭，創造性的破壞，唯一重要的是成功——對我很適用，J.J.。”他告訴我，“但是其他人呢？怎麽才能幫助他們，怎麽才能使受益者不僅限於我呢？”
故而，我們一起周遊日本，和成群的日本高管交談。所到之處的感覺和談話都是一樣的：日本陷入墨守成規的狀態不能自拔。意欲拯救，必須改變商業文化。他們視實踐Scrum為拯救日本的一部分。KDDI株式會社建起一個孵化器，名曰KDDI數字門(KDDI Digital Gate)，用於培訓工程師、供應商和客戶如何使用Scrum，以及如何快速迭代產品，成效斐然。
但此次旅行帶給我的是希望。我產生一種感覺，即我們可以通力合作，用Scrum來消除束縛日本企業的癱瘓狀態。
通過使用增進熱愛
如今，一切都變成了交易：你為我做這個，我為你做那個。這意味著，一切的供給都是有限的，一切互動都必須好好計算，以判斷事情是否公平。將生活和選擇視為經濟交易是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方法。我有兩個未成年的女兒，相信我，我知道公平的重要性。
但在某些事情上，公平性和交易性思維是行不通的。一個人能做的善事有限嗎？仁慈的力量有限嗎？我的快樂會削弱你的快樂嗎？
已故經濟學家阿爾伯特·歐·赫希曼對這些問題多有思考。他指出，如果愛或公共精神被視為稀缺資源，可以耗盡，成為罕見的東西，那麽吝嗇就是合乎邏輯的反應。但是，他寫道：
首先，這些資源的供應量很可能通過使用而增加，而不是減少；其次，這些資源如果沒有使用，就不會保持完好無損，這就好比說外語或彈鋼琴的能力，倘若不用，就荒廢了。道德資源如果不使用，便易於萎縮、枯竭。
道德資源用則進，廢則退。如果把彼此的支持當成交易，支持就會減少；如果主動提供支持，支持就會增加。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此乃正道。
此時此刻，我們生活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原子化。社區過去提供的一些服務，如托兒、互相照應、看護老人等，都外包給了私人機構。這樣做，服務可能更細致，社區共同體意識卻淡漠了。我們把自己看作孤獨的演員。這使得我們成為孤立的個體，愈加無力。因為聯係，真正的聯係，很重要。我們是有這方麵的數據的。
我讀過許多研究報告，其中有一項我最喜歡，題目是《社會關係和對普通感冒的易感性》，這標題起得毫無罪惡感。研究人員所做的是找來幾百人作為實驗對象，研究他們有多孤獨，然後，進行有那麽一點點殘忍的實驗，將他們曝露於有感冒病毒的環境中。研究人員首先按照社交網絡指數對所有實驗對象評級：
這些關係包括與配偶、父母、公婆或嶽父嶽母、子女、其他親密家庭成員、親密鄰居、朋友、同事、同學、誌願者同伴(如慈善或社區工作同伴)、無宗教信仰團體成員(如社交、娛樂或專業團體成員)和宗教團體成員的關係。每種類型的關係被分配1分(可能的得分為12分)。受訪者如果至少每2周(親自或通過電話)與某類關係中的某個人交談一次，即可獲得1分。
好吧，我知道你做過這樣的問卷調查。我得了5分。嗯，也許我應該在人際關係方麵多加努力。你猜怎麽著——你與外界的聯係越緊密，生病的可能性就越小。人際關係少於3個的被調查者患感冒的概率超過60%；有四五個緊密關係的被調查者患感冒的概率略高於40%；而那些擁有6個或更多關係的被調查者患感冒的概率略高於30%。如果你有6個或更多的社會角色，你生病的可能性是隻有3個社會角色之人的一半。一項對近7000名成年人進行了為期9年的跟蹤調查發現，在這段時間裏，社會關係最不密切之人死亡的可能性是社會關係最密切之人的2倍多。孤獨會要了你的命。
這是為什麽呢？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壓力緩衝(Stress buffering)的概念。如果麵臨壓力事件，擁有社會網絡的支持可以幫助你分擔壓力。這種方式頗為值得關注。重要的不是支持是否真正存在，而是對獲得支持的感覺是否存在。沒錯，就是這樣。即使不求助，隻要知道可以得到幫助，這一感覺本身就有幫助。有助感能讓你活下去。一項對50歲以上的瑞典男性進行的為期7年的研究發現，沒有高度的情感支持感，經曆過若幹壓力事件的人，比如經曆過離婚、親人去世、失業等的人，比有支持感的人更容易於死亡。
其次是群體效應。要了解你在別人眼裏扮演什麽角色，以及你自己在世界上所處位置。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謝爾登·科恩寫了一篇被引用了近5000次的論文。論文標題是《社會關係與健康》，文章認為理解群體中的角色和規範是身心健康的關鍵因素：
角色概念為一群人所共享，為共享者提供應該如何扮演不同角色的共同期望，以此引導社會互動。在滿足規範的角色期望的過程中，個人獲得認同感、可預測性和穩定性、目標感、意義感、歸屬感、安全感和自我價值感。
人要擁有預期的支持網絡。對誰做什麽以及如何扮演某些角色要有一套共同的期望。要建立目的、意義、安全和自我價值。這些都是Scrum幫助創建的東西。Scrum建立了一個框架，每天給人們提供這些東西。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社會聯係、支持和共同的期望，人們就會遭受痛苦，力量就會被削弱。眾誌成城，可以移動山嶺，動搖天柱。離心離德，則每況愈下，無法發揮個人潛能，難有作為。你一旦改變對世界運行方式的看法，看到舊公理不再適用，一旦做到這一點，就能化可能為現實——對你如此，對世界亦然，二者同理。凡有人一起工作之處，Scrum均能起作用。數學真理適用於一切可能的宇宙，而不僅僅適用於我們碰巧棲居的這個宇宙。因此，盡管牛頓的運動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在預測太陽明天會升起方麵能發揮作用，但是，“1+1=2”這一表述比牛頓的兩個定律更基本。在宇宙規則不同的世界裏，牛頓定律描述的情況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生。但是數學保持不變，可以描述不同的世界。Scrum根植於人性之道，不管人們說什麽語言，不管人們做什麽工作，Scrum都是釋放人類潛能的基本工具。
人類狀況令人興奮的一件事是，人們經常會發現，人們認為世界運行的方式，實際上並不是世界運行的方式。我喜歡這種發現，這讓我重新審視世界。
回顧
抉擇時刻。正如你所看到的，世界正在改變。改變可以讓你喪失行動能力，宛若癱瘓，也可以讓你獲得自由。看似做不到的事也能做到。我不能強迫你去做，隻能教你怎麽做。你有工具，有溫馨提示，有前進之路。未來並非一成不變。不要生活在匱乏中，要生活在富足中，未來，擁有無限可能。
待辦事項清單
√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