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在我國曆史上應該說也占有一席之地的。在當時，這個不起眼的西南小邦能成為天下的霸主，是與它的都城“郢”有很大關係的。
楚國發展到楚文王時，已經有了四百多年的曆史。四百多年來，楚人曆盡艱辛，自強不息地把楚國從初受封時疆域不過百裏的贏弱小國，建成了一個“蠻夷皆率服”的強盛國家。同時，楚人更要以此為基礎興建一座稱雄中原、獨領南半個中國**的“大廈”。然而，要興建起這樣一座“大廈”，楚人所麵臨的困難不亞於其先王熊澤“辟在荊山，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時所遇到的困難。這是因為，楚要想趁勢發展，就必須走出“辟在荊山”的丹陽，把觸角向外伸展。對此，自楚武王時就已開始嚐試。首先是楚武王揮師北上，力圖征服位於南陽盆地的中、呂等國，打通北進中原的通道，結果遭到了中、呂、蔡、鄭等國共同抵禦。其次是楚武王想得誌於漢東，曾三次率兵伐隨。前兩次均以失敗告終，最後一次雖然迫使隨與楚簽訂了城下之盟，但楚武王卻終因心力交瘁，病死於進軍的途中。再就是楚在漢西也遭到了絞、羅、盧等小國的多次騷擾和抵抗。麵對這一次又一次的失利，楚國深有鞭長莫及、力不從心之感。如果再不考慮在丹陽以外建立一個具有一定戰略意義的新基地，那麽楚人向外擴張，發展壯大自己的戰略目標將會成為泡影。因此，楚人遷都已是勢在必行了。
遷都是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大事。什麽樣的地方才是楚國的新都之所在呢?
楚人在認真分析了當時周圍的地理環境和政治形勢之後，發現漢江中遊宜城河穀平原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建都之地。這是因為，宜城河穀平原所處的地理位置有利於楚國向外擴張戰略目標的實現。它扼據於荊州、襄陽兩地之間，東有隨棗走廊，西有沮漳(今蠻河)河穀地帶。從這裏向北可進擊平原，向南可征伐百越，向東可威懾漢陽諸侯，向西可吞並群蠻之地，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方。加之宜城河穀平原是因漢江與蠻河(古為沮漳河)衝積而成，土地肥沃疏鬆，舟楫灌溉便利，是一個自古農業經濟都高度發達的區域。於是，楚武王死後，楚文王即位的當年(公元前689年)就將國都由淅川境內的丹陽沿漢江而下遷到了宜城河穀平原上，其具體的位置就是今市區南的楚皇城古城址，史稱“文王始都郢”。
楚國自文王始都郢，到秦將白起拔郢，其間又經曆了四百餘年。在這四百餘年裏，楚國正是憑借了宜城河穀平原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戰略位置，開展了一係列的軍事擴張行動。首先是春秋時期，楚人北渡漢江，一舉滅掉了鄧、申、呂、繒、應、息等國，進而又繼續北上，在敗晉國之師於邲之後，圍攻宋國，迫使魯、宋、陳、鄭等中原諸國，依屬於楚國，使楚莊王當上了中原的盟主，成為春秋五霸之一。楚悼王以吳起為將南平百越，占據蒼梧；楚威王用兵東滅越國。至此，“楚地五千裏，帶甲百萬，車千乘”，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終春秋戰略一世，楚國先後滅國達五十之多，其強盛時的疆域東至海濱，南達雲南境地，西到川西，北據豫南，整整占有了南半個中國。然而這一切莫不是楚人都郢之後的結果。因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認為，正是楚人都郢，才帶來了楚國的強盛。由此可見，楚郢都在楚國的發展史上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由於曆史的原因，自唐初以來，眾對楚郢之所在產生了爭議，其主要論點有宜城楚皇城和江陵紀南城兩說。
一千多年來，這兩種學說各領**，自成體係，直到近些年代，隨著楚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史學考古工作者依據唐宋以前的文獻資料對以楚郢都及江陵地望為核心所涉及到的一係列古地名進行全麵的探討和重新定位，並對楚皇城、紀南城各自所出土的楚文物進行科學地分類比較之後，發現江陵紀南城之說不可信，而宜城楚皇城之說較為符合曆史的客觀。
不管怎麽說，楚都郢在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