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剛下早班，車間主任魏師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隨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來的、當作辦公室用的車間一角。魏師傅轉過身來，麵對著我。咦，他怎麽呈現出那麽古怪的一種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認識我了，或者我犯了什麽錯誤……我忍不住“撲哧”一聲樂了出來。
“你呀你呀，好一個孟小羽！”魏師傅線條剛毅而皮膚粗糙的方臉盤上，一雙不大而放光的眼睛裏流露出失望與關懷的複雜表情；他晃動著裹滿老繭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說：“沒想到你也搞起對象來了……你還早啊，急什麽呢？等你到了亞梅的歲數，我給你介紹個頂呱呱的——你希望什麽樣的，到時候盡管告訴我好囉！可你現在……”
我好納悶。誰向魏師傅“告密”了？難道是我自己不謹慎泄露了“天機”？似乎都不是。於是我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模樣說：“瞧您都說了些什麽呀——沒有的事兒！……”
魏師傅先是緩緩地搖頭，然後歎了口氣，隨之從工作服胸兜裏掏出個對折的信封遞給我：“傳達室老葛送報紙時候一塊捎進來的——那小夥子連郵遞員都信不過，親自把它送到傳達室來啦！”
我慌忙接過封口處粘得死死的信封，一見信皮上那熟悉而親切的字體：“孟小羽親啟”，心口那兒就像裝上了個馬達，而且頓時就覺得臉頰在往外放熱。我撕開信封，隻見信紙上頭簡簡單單地寫著：“買到大華電影院三點一刻的票——《霓虹燈下的哨兵》，千萬別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兩點過八分！又本能地一轉身，正要往外邁步，身後傳來魏師傅威嚴的咳嗽聲，於是，便扭回頭誠懇地對他說：“魏師傅，您放心——我明天把什麽都告訴給您！”
魏師傅顯然不可能馬上對我“放心”，但是我卻對魏師傅一百個放心。我理解魏師傅的心情。他對我們車間“**”當中陸續參加工作的八個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幫助、生活上的關懷，簡直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書。我們當麵跟他頂過嘴、犯過倔，背後卻簡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話來。
我匆匆忙忙地跑進更衣室。別人都走了，隻有亞梅還在仔細地用小立體梳，對著更衣室裏唯一的一麵缺了角的長方鏡子梳頭。在我們車間的八個青工裏，她是年紀最大的，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該滿二十八歲了。她正在公開“搞對象”——誰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連前幾年把她管得緊緊的魏師傅，半年前還給她介紹過一個小夥子呢。她見麵後很滿意，隻是後來了解到這小夥子母親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現在她終於找到了一個“最滿意”的，那優點這些天連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學畢業，工資不用分給家裏，個人還有幾百元的存款；會木工活，為準備結婚已經陸續打好了大立櫃、一套沙發和一個一頭沉書桌；單位有宿舍，據說很有可能分到半個單元；表姐是文工團合唱隊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幾下換好衣服，擠過去對著鏡子用手抿了抿鬢角。這時亞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邊興奮地說：“嘿，趕明兒你想照相，甭客氣，跟我說一聲好啦……他有架海鷗牌的，裝一二〇膠卷……”
我微微一笑，想說幾句話，可是沒說又咽了回去。我想說什麽呢？想問她：“他個人究竟怎麽樣呢？你摸透了嗎？你——愛他嗎？”我想，歸根結底，你亞梅不是嫁給照相機以及那許多東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過今後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沒有了存款折、大立櫃、照相機以及許多現在吸引你的東西，你將怎麽同他生活在一個屋頂下呢？
我怕亞梅傷心，我沒把這話說出口。況且現在我也沒有時間。可是亞梅並不輕易放跑我，她神采飛揚地從提包裏取出一條拉毛大圍脖，抖開圍到頭上，硬挽著我胳膊往鏡子跟前湊，興奮地睜大著雙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語氣問我：“怎麽樣，配得上我這件呢外套吧？”
說實在的，我吃了一驚。洋紅的拉毛圍脖配寶藍色的呢外套，撇開我個人的口味不論，十個人裏怕得有七個要說刺眼——可是我這個團小組長不應當在這類非原則性問題上去幹涉一個同誌，便含混地點點頭說：“嗯啦。”
當我終於擺脫了沉浸在幸福感當中的亞梅，登上開往大華電影院的電車時，已經是兩點二十五分了。
二
我坐電車從來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四人幫”把社會風氣搞壞了。不少同我年齡差不多的青年，上車不排隊，坐車搶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邊站著一位顫顫巍巍的白發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無動於衷。他們為什麽會喪失了起碼的共產主義道德觀念？我心裏常常發痛地思考這個問題。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災發生後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電車，發現一個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單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憊的老大爺吃力地抓住吊環，仿佛隨時可能暈倒。“小胡子”不時翻眼瞥瞥那位大爺。——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厭老大爺不夠整潔的衣褲險些蹭著了他雪白的混紡襯衫，不光是我，周圍的幾位乘客都有點看不下去了——我正猶豫著，要不要鼓起勇氣命令“小胡子”讓座，忽然，一個沉著而堅定的聲音響起來了：“同誌，請你站起來，讓這位老大爺坐下！”
我抬眼望去，發命令的也是個小夥子。他穿著一身看去很和諧的灰色衣衫，寬寬的肩膀，闊闊的額頭，細黑修長的眉毛下，雙眼閃著鑽頭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著雙臂，滿臉不屑的神色：“我不讓。又不是我一個人坐著，誰愛讓誰讓。”
這時候老大爺開口了：“算了吧，我站著行呀！”
倒是另一個座位上一位花白頭發的婦女站了起來：“您坐這兒吧！”
老大爺歎了口氣，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過去了。
可是發命令的小夥子仍然目光灼灼地望著“小胡子”，用聽起來心平氣和的聲調問：“你能不能講講你的道理——為什麽不給老年人讓座？”
“小胡子”立即聳著身子，理直氣壯地吵了起來：“憑什麽給他讓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壞？你要想坐叫聲‘哥兒們’，甭假門假事充好人！……”
胡攪蠻纏的人我也見過一些，可是像“小胡子”這號“高質量”的，倒是頭一回碰上。周圍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憤怒地瞪視著他，有的還出聲叱責：“真不像話！”……
我兩眼緊盯著引起我好感的那個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頓地對“小胡子”說：“總有那麽一天——你要後悔的！”
電車到站了，他在人們欽佩的目光下下了車。我從車窗裏望著他那厚實的背影，直到看不見了為止。當晚在日記裏，我記下了他留給我的強烈印象。
後來我發現，每當我上中班的時候，便很容易在電車上碰到他。他總是一上車便站到車尾角落那兒，掏出一紮外語單詞卡背著。他在哪個工廠工作，或許他是個技術員？有一回，那已經是揪出“四人幫”以後，一九七七年開春的一天，他上車站到“老地方”以後，從兜裏掏出來的不再是厚厚的單詞卡，而是一本夾著鉛筆的袖珍外文書。他翻開書，用鉛筆輕輕點著，翕動著嘴唇，不顧車行造成的身體搖擺，專心致誌地讀了起來，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個研究所或設計院的“後起之秀”。
這一天下著毛毛細雨，那個時間電車上人不多。車上空出了好幾個座位。售票員招呼我和他——隻有我們倆站在車尾那兒——“同誌前頭坐吧——小心拐彎站不穩。”
我微笑著拒絕了。如果說，前幾年我那堅決不坐座位的心理狀態中，還包含著對“四人幫”造成的壞風氣的一種挑戰成分的話，那麽，現在僅僅隻是一種習慣了。
售票員是個樂樂嗬嗬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著我和他，笑著說：“一對怪人！”
這時候，我和他才有了頭一回對視。他微笑地望著我，一雙眼睛仿佛在問：“難道你也有上車決不坐座位的習慣？”我耳根那兒仿佛爬上了螞蟻，忙把頭低下來了。
打這回以後，他上了電車見到我，便浮出一個淡淡的微笑，然後還是靠在車尾一角讀他的外文書。
據說真正的愛情有時會開始在一個偶然事件上。但細想起來，偶然當中往往體現著必然……四月中旬，《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開始正式發行的那天早晨，當我跑攏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口的時候，等著買書的隊伍已經老長老長了，我後悔自己沒有更早到來，同時禁不住用眼睛在隊伍中搜尋熟人——不是想“加塞兒”，而是僥幸地想：每人許買兩本呢，也許，能說服熟人把買到的書給我分一本——就這樣，我在第二十六個位置那兒發現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見了我，當然，我們同時都微笑了。
“你看，我來晚了……”這是我對他說的頭一句話。
“不要緊，我分給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這樣，我們“正式認識”了。當我和他一人拿著一本包著粉紙的五卷，走出新華書店時，不由得隨意交談起來。我們不知不覺就走到了長安街上。當我聽他說上午也恰好休息時，心裏別提有多愉快。我們互相詢問著：給周總理靈車送行那天，你來了嗎？站在什麽位置？悼念周總理的詩集買到了嗎？你最喜歡哪一首？你最早聽到揪出“四人幫”的消息是在什麽時候？當時正在幹什麽？高興成了什麽樣子？……啊，原來他和我有著那麽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願意跟他這麽一直談下去。可是，當走攏東單十路汽車站時，他站住了，簡單地同我告別說：“我要上這個車。有點事得去辦。”
我不記得自己當時說了句什麽，也許是“謝謝你幫我買到了書”，也許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興”，反正，當他乘坐的公共汽車遠去時，我忽然變得那麽悵然若失，而又那麽心曠神怡。我抬起頭，望見澄碧的晴空襯托著白楊樹那飽含汁液的枝丫，上麵的穗狀紫花已快落盡，帶茸毛的小葉正在春陽下閃著嫩綠的光澤……我意識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難以向哪怕是最貼近的人訴說的感情，終於襲上了我的心頭。
第二天，當我們在上班去的電車上再次相逢時，除了互致微笑以外，自然而然地交談了起來。
“你也學外語嗎？”他掏出一本英文書拿在手中，親切地問我。
“正聽日語廣播講座——我叔叔是個日語翻譯，他能輔導我。不過，我現在花工夫最大的是文學……我喜歡讀中外古今好的短篇小說。”
“自己也寫嗎？”
我慌張地點了點頭。
“我也喜歡文學。”他仿佛看出了我內心的羞怯，誠懇地說，“不過，現在好的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好像還不太多……我喜歡契訶夫的、莫泊桑的、歐·亨利的；中國的，李準的《李雙雙小傳》，王汶石的《春夜》，還有孫犁的《山地回憶》……讀過了，隔一段時間還想再讀一遍……”
我心裏像流過了一條溫暖的、明淨的、琤琮鳴響的小溪。在我接觸的同代人當中，幾句話就能使人感到這般知心的，他真是唯一的一個。
每次總是他先下車。這回下車以前，我們約好第二天一早到北京圖書館去。
接下來的十幾次約會，也都是到北京圖書館去。我們每次分手時說好下次到館的時間。開頭，我發現他同我一樣有著嚴守時間的好習慣，我們總是前後腳地來到存物處的窗口前；不過，有一回我因為表撥快了，早到了一刻鍾，當我穿過柏樹牆當中的甬道時，偶然朝柏樹牆的縫隙中一瞥，恰好發現那當中不但有高高屹立的華表，而且有焦急地朝大門口翹望的他——不知道為什麽他並沒有發現我已經提前到達。我沒有招呼他，在一種難以形容的情緒支配下跑進了圖書館前廳。我以為他隨後就到，但是他並沒有馬上就來。直到一刻鍾以後——那正是我們約定的時間——他才仿佛剛剛到達似的走了進來。我沒有戳穿他的秘密，但內心裏感到非常幸福。
就這樣，我們在分手後盼望下一次相會，我們在相會後共同坐在安靜的閱覽室中讀自己心愛的書。常常是這樣，我們不約而同地把眼光從書本上移開，在短促的對視中汲取一種無名的力量，然後又俯首更用心地讀了下去……
不知不覺地，北海公園正門前那幾株梧桐樹的大葉片已經泛黃。滿城都有人在談論大學招生的事兒。這一天，我們從北京圖書館出來，邊走邊談地穿過了北海大橋，來到團城側麵的梧桐樹下。我們站在那兒，各自說出了自己的決定——
我告訴他：“我想寫一些關於青年工人的小說。激發我們的同齡人為實現祖國的‘四化’去拚命勞動、創造……我覺得也許不去上大學中文係更好，我要把工廠和整個社會當作我的大學！”
他使勁地點頭，額上的發尖跳動著，熱情地支持說：“好！我要去考考外語學院，不過，倘若考不上，我也不會‘流自來水兒’——我研究過生活裏的這一部分現象：‘科班’出身的未必都是金剛鑽，‘草台班’出身的也未必都是鐵疙瘩。取消‘科班’是荒唐的，迷信‘科班’也不對……寫小說，好像從來都是‘草台班’出身的更厲害一些哩！”
真喜歡聽他這些話。我想到亞梅在我宣布不考大學時竟“喲——”地尖叫了一聲，並且用兩隻拳頭擂著我脊背笑罵著說：“怪丫頭！把你肚子裏的墨水倒給我該有多美——考上了一畢業就是四級工的待遇呀！”……對比之下，更感到他是多麽能理解我……
就在這一天，當暮色降臨時，在紫禁城的筒子河岸邊，呼吸著馬纓花的芳馥氣息，他先是輕輕、後是緊緊地握住我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沒有鬆開……
這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住在同樓的馮姨。她六十六歲了，卻一直沒有成家。我對她油然產生了一種憐憫的感情。我搶過她那並不沉重的手提包，一直幫她提到了家。我決定今後要更加主動地幫她幹一些家務事——我心中盛滿了那麽多的幸福，我願意盡可能地去幫助在某些方麵欠缺幸福的人……
但是，兩天以後，當我和他在電車上剛一相遇，我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仿佛我要拒絕幸福似的：“我一個月之內不去圖書館了……”
他眉尖微微一顫，笑著，並不是開玩笑地問：“怎麽，為了寫一篇絕妙的小說？”
我也笑著，更加不是開玩笑地說：“先不考慮寫小說的事兒。我們車間成立技術革新攻關小組了。每天班後都要堅持戰鬥，肯定得開它十幾二十個夜車，魏師傅連鋪蓋卷都搬進車間了……他點名讓我參加，開頭我態度不大堅決，後來我也貼出了決心書……”
他仿佛並不是明知故問：“開頭不大堅決，為什麽？”
我白了他一眼：“傻瓜！”
他頭一回當著我紅了臉……
就這樣，我們整整一個月沒有見麵。但是，在這一個月裏，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但沒有褪色，而且在重溫和假想的會晤中，變得更加真切、更加可親可愛了。在攻關戰鬥中，魏師傅表揚我說：“小羽呀，你一個人真有兩個人的勁呀！”我心裏暗笑，魏師傅啊，你算說對囉！可是，魏師傅卻一直到看見今天他送來的這個信封，才發現我的的確確不是“一個人”了。細想起來，這很奇怪，難道當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用新刀具試車零件時，那眼光和整個神態裏所流露出的異樣成分，不就是愛情的力量嗎？魏師傅怎麽就視而不見呢！專能探聽別人秘密的亞梅甚至今天還蒙在鼓中，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三
電車還要開七站才能到大華電影院，我有充裕的時間仔細地想一想。
越往深裏想，我就越覺得有個“愛情的位置”問題，也就是說：在我們革命者的生活中，愛情究竟有沒有它的位置？應當占據一個什麽樣的位置？
我今年滿二十五歲了，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趕上了“**”，後來到中學參加了紅衛兵，再後來是到農村插隊，前幾年又由農村來到了工廠。我們一天天長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發生著變化，但我們麵臨的許多問題卻得不到及時的指引，比如說，愛情問題就是這樣……
前幾年，我曾納悶過，為什麽我們的銀幕、舞台上，不但絲毫沒有愛情的表現，而且，甚至極少夫妻同台的場麵，掐指一算，鰥寡孤獨之多令人吃驚。難道我們的生活就應當是這樣的？
我比亞梅那樣的同伴幸福。我的父母即使在“四人幫”一夥推行文化專製主義的時候，也能及時地指導我，啟發我，允許我在家裏閱讀他們保留下來的中外古今文藝名著，也偶爾比較深入地回答我一些無法在別的地方提出的問題。我就問過他們，是不是凡是涉及愛情的文藝作品，都算黃色的東西？事實上“四人幫”猖狂的那幾年就是那樣一種氣氛，我還記得，當我閱讀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中關於保爾與冬妮婭、保爾與麗達的有關章節時，曾經怎樣地心跳耳熱——不用別人來“揭發”我，我自己就產生了一種“犯罪”的感覺。保爾不是無產階級英雄嗎？他怎麽會對冬妮婭這號人一度產生過那樣的熱情呢？他又怎麽能對麗達產生超出同誌之上的感情呢？無產階級英雄不是都應當像電影《火紅的年代》當中的趙四海那樣，三四十歲也守著一個老母親過活嗎？愛情，在無產階級革命生活中，似乎是不應當占有位置的啊！
把愛情問題驅除出文藝作品乃至於一切宣傳範疇的結果，是產生了兩種不正常的現象。一種，是少數青年把生理上的要求當作愛情，個別的甚至墮落成為流氓，這一種我暫不願加以研究。另一種，可就非常之普遍了——不承認愛情，隻承認婚姻。青年男女過了二十五歲，自己也好，家長也好，周圍的同誌也好，乃至於熱心的鄰居，便都開始公開談論並行動起來——“找一個合適的對象”。我想，人們當然可以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相愛——從一見鍾情到心心相印；經過可靠的親友介紹而相見恨晚；在同一單位中逐漸了解而終於互相傾慕……乃至於像李雙雙和孫喜旺那樣“先結婚，後戀愛”，都是能結成美滿的姻緣、締造出幸福的家庭的。但是，我反對根本把愛情排除在外的那種婚姻。不是連值得尊敬的魏師傅也那樣問我嘛：“你希望什麽樣的？”仿佛我不是要尋求真正的、健康的愛情，而是要挑選一件可心的毛線衣！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搞戀愛，或者說是“搞對象”，總是同經常性的遲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以及花枝招展的裝束聯係在一起的。而我和他，卻並沒有如此這般的行跡，難怪連一心真誠地關懷我的魏師傅，以及號稱“全知道”的亞梅，都遲遲沒有識破我的秘密。倒是爸爸、媽媽，從他們凝視我的目光中，以及他們互相交換眼色的神情中，使我意識到他們已經產生了懷疑——估計很快就會有那麽一個時刻到來，他們請我坐在對麵，要求我把一切“和盤托出”……
四
下了電車，老遠就看見他焦急地等待著我。
我穿過稠密的人群，擺脫開想從我這兒得到一張退票的影迷的糾纏，快步小跑來到他的身邊。
“你真傻！”我嗔怪地說，“幹嗎非寫信，打個電話不成嗎？”
“我買到票，就跑去打公用電話，老占線……恰好我上午辦事要經過你們廠門口，就想了這麽個辦法……怎麽，產生‘副作用’啦？”
我心裏非常高興。我們早就約定，一旦《霓虹燈下的哨兵》複映，無論如何要爭取早點看上。我們都在上小學的時候看過這部影片，當時並沒有完全看懂，我們想懷著濃厚的興趣、以成熟了的眼光來重看這部被打入冷宮達十年之久的影片。我們希望能從中獲得激動心靈、引人向上的東西。我理解他那種急於把消息通告給我的迫切心情，於是我快活地笑著說：“管他的！反正我們總算看上了……”
可是，他的表情為什麽那麽奇怪。他把我引到離電影院門口稍遠的地方，一個食品店的櫥窗下，道歉似的說：“是這麽回事……我們那兒的老賀，家裏孩子病了，中午他跑到我家，求我下午四點去代他的班，我答應了。你別怪我。咱們退掉一張，你先自己看吧……”
我的頭一個反應是深深的失望。我自己看……我怎麽能一個人自己看呢？用一顆心看，與用兩顆貼在一起的心看，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兒。這個闖入我們生活當中的老賀，我祝願他一生幸福，可他的孩子為什麽偏偏要在這個時候生病？他又為什麽偏偏要找我現在最需要的人去代班？顯然，老賀他們摸透了我對麵這個人的脾氣，知道他有著怎樣的一片心地……
我在煩怨中看到了自己映在櫥窗中的麵容。啊呀，我的眉頭怎麽會變得像幾何學中的相似符號？我那一貫閃爍著朝氣的眼睛裏，怎麽會侵入了庸俗的色彩？我那會朗誦《雷鋒之歌》、會演唱《周總理，你在哪裏？》的小嘴，有什麽必要這樣緊緊地抿著？……如果說，當你愛慕的人要去做一件雖然微小、但本質是美好的事情時，你卻容忍卑微的念頭侵擾自己，那麽，這難道還稱得上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愛情？
顯然，我表情中的每一個細微之處，都能在他的心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我聽見他遲疑地說：“如果你不能……不願意……我可以再趕緊打個電話試試，找別的人替他代班，不過恐怕不一定能落實……”
他跟我說話的時候，一直把兩張電影票捏在手中。聽了他這話，我瞪了一眼，說了聲：“你真傻！”便從他手中抽出那兩張票，轉身幾步邁到已經開始絕望的一對等票人跟前，像發布命令似的把票遞到那個嬌小玲瓏的小姑娘手中說：“給你！”
對這從天而降的幸福，他們簡直恨不得立即寫一首讚美詩來感謝我，但是我接過錢便扭身跑回到“自己人”的身前，嘿，他居然還大睜著驚詫的眼睛，我不由得捶了他胳膊一下，更大聲地責備說：“你真傻！真傻！”
當然，他一點也不傻，因為他雙眼裏仿佛一下子充滿了燦爛的陽光。當我們並肩向他的工作地點走去時，我們更加心心相印。現在離四點鍾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不必著忙。戀人們在走路時總是要舍棄捷徑的，我們也不例外。我們的目的地在北邊，卻先拐向了西麵……
五
終於到了該分手的時候了。
我們還有許多的話要說。關於我的一個醞釀中的短篇小說的討論，按理說就不該在興味正濃時戛然而止。可是沒有辦法，我們兩人的手表走得都令人遺憾的準確——恰恰全是三點五十七分。
沒有告別的話。我們明天就會再見的。他扭身邁著敦實的步子朝嵌在一家藥房與一家百貨商店當中的飯鋪走去。那是一家最普通的飯鋪，不僅津津樂道“全聚德”、“豐澤園”、“砂鍋居”的人們絕不會光顧這裏，就是附近居民為招待不期而至的親友、顧不上買菜做飯組織一次“隨意便酌”，也極少來到這裏；這裏接待的幾乎都是純粹為臨時解決一頓“肚皮問題”的過路人。但是我相信絕大部分光顧過它的人都會為這裏桌椅、地麵的整潔，葷素炒麵的實惠，以及那軟硬適度的“蟹殼黃”火燒的質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就是這家飯鋪裏一個烙火燒的炊事員。
正當我戀戀不舍地望著飯鋪那兩扇吸進了他整個身影的玻璃門時，一個人突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我嚇了一跳。
那是亞梅。她那張被洋紅毛圍脖裹住的長圓臉上，充滿了驚疑的神情。她的眼皮雙得更加明顯，眼珠鼓得更加突出。
“小羽，怎麽你——你跟他——搞上了對象？！”
我默默地望著亞梅。我的好亞梅，你這是怎麽啦？倘若我是跟你身後的那株楓樹在“搞對象”，大概你驚詫的程度反倒會減弱一些吧？
亞梅拉著我往前走，仿佛我是站在一處懸崖上，下麵就是隨時可能吞噬掉我的一片狂濤，她必須趕緊把我引開了再說。她這時的自我感覺，一定是充滿了真誠的姊妹之愛——她感到必須拯救我這隻迷路的羔羊。
“我認識他。他不就是陸玉春嗎？我們原來是鄰居。他媽媽癱瘓好幾年了，可是又能吃又能睡，恐怕還能拖上個五年八年的——就是因為離不了他照顧，才把他分到這麽個破飯鋪工作的。他跟你說過這回事嗎？你願意當個給癱子倒屎盆的媳婦去？你這人真是又傻又怪，大學你能考上不去考，找對象又偏找個烙火燒的！我知道陸玉春上個月在全區飯館的技術比賽裏得了個烙火燒的冠軍，可那算什麽冠軍啊！小羽，就憑你這長相，這風度，這才學，找個文工團的名角兒也不難哪……”
鮮血湧到了我的臉上，太陽穴那兒卜卜卜地跳著，我為亞梅感到難過。唉唉，如果有份《中國青年報》或者《中國青年》雜誌，如果現在出版的報刊、書籍當中，能夠有一批是指導年輕人怎樣正確對待婚姻、愛情、家庭的，該有多麽好啊！那樣的話，即便亞梅並不讀書、看報，我也可以向她推薦、轉述，可是現在我卻不能立時找到最有力量的論述和例子來說服她。我隻能單刀直入地向她宣布說：“我了解他。他什麽都沒瞞著我。我愛他。亞梅，你知道嗎？我不是在搞對象，我是在戀愛……這是愛情，你懂嗎？”
亞梅猛地煞住了腳，鬆開了我的胳膊，仿佛她腳下發生了七級地震，目瞪口呆地望著我。是呀，她一定在奇怪，我這個團小組長，今天怎麽會“大言不慚”地公開說出了“愛情”這個字眼；因為，在亞梅這種同誌心目當中，對象、愛人、結婚、登記……這些語匯是合法的、正當的，而“愛情”這樣的字眼，即便不一定宣判為“流氓語匯”，也至少總含有幾分落後、可恥的色彩。唉唉，是誰使得亞梅這樣的姑娘與正當而健康的愛情絕了緣呢？是誰使得這個工作上還比較勤懇，品德上也無大疵的二十八歲的姑娘，在這個問題上變得這樣庸俗和愚鈍呢？
這回是我伸手拉住了亞梅的胳膊。我感到有許多話要對這個同伴傾訴。我坦率地對她說：“亞梅，關於你的對象，你已經跟我說了好多好多……我一點也不反對你們的大立櫃、沙發、一頭沉和照相機，還有別的適用的、漂亮的東西，將來我們成了家，隻要有條件，我們也會置備這些東西的……可是頂要緊的是人啊。他這人究竟怎麽樣？你很少跟我說過。你愛他嗎？如果另外一個人有更多的東西，你是不是也可以嫁給那另一個人呢？別為我的話生氣，亞梅，我隻希望你仔細地想一想……”
亞梅的好脾氣是任何時候也不會變的。她一點也不生氣，而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我說：“如果有條件更好的，當然我不一定非跟他過。可是誰再給我介紹呢？我比你大，不能再等了……再挑下去，也許我連這個也會錯過呢。小羽，你也實際點吧。什麽愛情，我不懂那玩意兒。你說說看，究竟什麽是愛情？……”
我決心認真地來答好這個問題。我這樣開頭：“當然，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愛情……”
亞梅立即打斷我說：“算了算了，別給我作報告。對了，好像報告從來也沒這麽個作法的。無產階級要什麽愛情？你忘了當年咱們聽到的關於舞劇《白毛女》的報告？咱們還當大春和喜兒是一對呢，人家說了，把大春、喜兒看成一對兒是修正主義觀點，大春、喜兒之間隻有階級情誼……”
我正要反駁，她突然伸腕一看手表，“嗨喲”了一聲，頓時就把必須將我從懸崖上解救下來的使命拋到一邊去了。她神色緊張地對我說：“定好五點到他表姐家去，瞧，差點耽誤了……”說完便朝汽車站跑去，中途還扭回身來叮囑我說：“小羽，聽大姐的——實際點兒！”
亞梅當然動搖不了我的信念，但卻掀動了我心中萬千思緒的波瀾。在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生活中，愛情究竟占據著一個什麽樣的位置啊？我應當把這個問題向誰提出、向誰索取答案呢？
六
亞梅既然知道了我和陸玉春的事，那麽，明天這消息便會傳遍全車間。魏師傅大概也會為我歎息的——“一朵鮮花插到了麵團上”——我必得承認各式各樣的眼光、詢問、雙關語乃至於公開的起哄。而且，爸爸、媽媽的“會審”，很可能就會發生在今天晚飯之後……
這一切我倒都不害怕。問題是怎樣正確地對待。
倘若我承認自己愛的是一個在飯鋪裏烙火燒的青年，他們也許會驚訝、惋惜、譏誚、失望……
但是，我必須向一切人說清楚，我不是搞對象“對”上他的，我們之間不存在任何“等價交換”的因素——就是他烙一輩子火燒，隻要他是一個高尚、正直、有道德的革命者，同他在一起我能感受到幸福和向上的力量，我就永遠不離開他——一句話，我愛的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職銜，他的財富！
不知不覺我已經回到了我家所住的那幢居民大樓麵前。這幢大樓有上百扇窗戶，窗裏住著各種各樣的家庭。當然大多數家庭都是和諧的、幸福的。但是，有一回三單元二樓那扇窗戶裏飛出了一個茶杯，幸好沒有砸著人。據說那是一對新婚夫婦在打架。我去過他們那套房間——一切都齊備，從全套家具到用鉤針細心鉤出白鶴圖案的窗簾；從魚形玻璃花瓶裏的塑料花卉到一對茶葉筒中的兩種茶葉，色色精細、樣樣周到。但是頂要緊的一樣東西——愛情——這個家庭裏卻一點也沒有。造成了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四人幫”自己荒**無恥，卻多年不許人們公開談論、研究、指導、表現愛情，形成愛情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局麵，是不是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呢？
可是，我的這個想法正確嗎？也許，一個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應當自覺摒棄愛情的，在他或她的心目中，永遠不許愛情占有一席位置。
我緩慢地一邊思索著一邊登上樓梯。啊，二樓——馮姨住在這兒！她！她不就是個不給愛情一席位置的革命者嗎？而且，誰不認為她是一個優秀的革命者呢？
早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馮姨就是某大學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了，僅僅從我聽到的那些片斷事跡裏，就可以知道她有著波瀾壯闊的生活經曆。解放後她在出版部門工作，“四人幫”猖獗時，她幾次被批鬥，後來實在找不到過硬的把柄，就把她閑置起來。揪出“四人幫”之後，她才又回到出版部門擔任了顧問。幾乎全樓的人都尊敬和喜愛她。同時，在她身上也多少籠罩著一點神秘的色彩——我們這些青年的姑娘更難免私下裏竊竊私議——馮姨為什麽要過獨身生活呢？像她這麽好的一個人，年輕時不可能沒有人追求，那麽，她為什麽要拒絕愛情呢？難道在眾多的追求者當中，就找不到一個值得去愛的人嗎？也許，她是在用自己的一生說明——在革命者的生活裏，愛情不必占據一個位置……真的，如果道理確實如此的話，我又何必戀愛和結婚呢？像馮姨這樣度過自己的一生，豈不是更能體現出革命的徹底性嗎？
都說青年人的心思像青雲般飄**不定。我也是這樣。我突然決定先不忙回到四樓家裏，而要到二樓的馮姨那裏當一陣“不速之客”。我那翻滾在心裏的問題，不是找到了一個最權威的解答者了嗎？
我伸手敲響了門。
七
真是萬萬沒有想到，當馮姨親熱地把我安置到她那獨間單元的沙發上以後，頭一句話便是：“小羽，你怎麽了？你大概正在談戀愛吧？”
我像一個偷嚐糖果而被媽媽抓住的小娃娃一樣，羞得頓時低下頭來揉折衣角——唉唉，馮姨呀馮姨，你有好厲害的一雙眼睛啊！
馮姨一邊給我倒茶，取零食，一邊和藹地問我：“那個小夥子是怎樣一個人？可以告訴我嗎？”
我抬起頭來，於是我看見滿頭白發而顏麵還細膩紅潤的馮姨，正用滿蓄愛憐的眼光注視著我。我被解除了一切戒備。等馮姨坐到我對麵的沙發上以後，我便把一切，一切，關於我和陸玉春，關於我們之間的爭論、憧憬與共同感到迷惑的一些問題，一股腦全向她傾吐了出來。我一直說到夕陽西下，玫瑰色的暮靄射進窗來，落到我們的身上。我最後連魏師傅、亞梅都說到了，結束時，我鄭重地提出了關於“愛情的位置”這一問題。
我的話音消失了。屋子裏霎時顯得出奇地安靜。馮姨雙手捧著已經變涼的茶杯，眯著眼，仿佛在凝視什麽看不見的東西。她好幾分鍾沒有說話。
我緊張而急切地期待著。終於，馮姨把茶杯擱回茶幾上，站了起來。她在玻璃書櫥前背著手踱了幾步，然後停下來，不像是回答我，倒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是呀。‘四人幫’對我們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生活的破壞，特別是對青年人精神上的禁錮、愚弄與摧殘，真是觸目驚心呀！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人們還沒有來得及認真觸及這個問題。這的確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些天正在研究如何貫徹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的精神，我應當把這個問題提上去，我們應當立即著手出版指導青年人正確對待愛情、婚姻、家庭問題的書，包括直接涉及這些方麵的文藝作品……”
這樣的話語是不能讓我滿足的。我刨根究底地問：“馮姨，對於一個革命者來說，即便是健康的愛情，是不是也總是一種牽累，一種奢侈品，一種應當壓縮到最低限度的東西？”
馮姨顯然很驚異我這麽個毛丫頭竟提出了這樣成熟的問題，她揚起灰眉毛，驚愕地望著我，不由得反問：“誰跟你這樣講過？”
“沒人直接這麽對我講過。可是，我是在這麽一種氣氛裏從一個小學生長大到現在這個模樣的。比如說，連舞劇《白毛女》，人們也總是跟我們解釋，大春和喜兒之間隻有一般的階級感情，誰要把他們看成一對未婚夫妻，誰就是修正主義……”
馮姨生氣地坐回到沙發上，右拳一擊扶手，搖著頭說：“否認愛情在無產階級革命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這才是修正主義……”
我應當為自己隨即衝口而出的話後悔還是慶幸呢？當時我冒冒失失地說：“可是您沒有愛情，不也生活得很好嗎？而且這絲毫也沒有妨礙您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啊！”
馮姨頓時變了臉色。一開頭我以為她是因為自尊心受傷而慍怒，後來我又猜想她是在沉思如何告訴我這僅是一種特例。但我全都猜錯了。馮姨靜靜地仰靠在沙發上閉目凝思了一會兒，便下命令似的命令我說：“小羽，請你到屏風後麵去！”
馮姨的屋子有五分之一的地方被一架高大的紫木屏風隔成了一個小間。我估計那後麵擺放著一些箱子和暫時不用的雜物。
聽到馮姨的命令，我懵懵懂懂地繞進了屏風後麵。果然有一摞箱子，不過還有一個五鬥櫥，櫥上放著些零碎東西。天色已暗，又一直沒有開燈。我什麽也看不清楚。也許馮姨的高血壓又犯了，她是讓我從五鬥櫥中取點藥給她。
我正納悶呢，屏風外傳來馮姨的聲音：“你打開台燈，仔細地看吧！”
我這才看見五鬥櫥上有座台燈，我扭亮台燈，於是——啊！台燈下倚靠著一張鑲在栗色鏡框中的舊照片，有一本書的封麵那麽大，那是一個穿著中式大褂，圍著粗毛線圍脖的、英姿勃勃的男青年；他爽朗地笑著，任撲麵而來的風吹亂了他滿頭的濃發……照片旁邊並排倚靠著一個鏡框，裏麵是一首馮姨親自寫成的“自度曲”——《喜相告》：
夢裏千回又逢君，
今朝逢君喜淚盈。
魑魅掃，
天宇清，
黨旗紅豔巨手擎。
撥亂反正奔騰急，
正本清源雷萬鈞。
莫笑白發當年女，
猶向鬼雄訴衷情：
君血未白灑，
君血沸我心，
待到大見成效日，
夢中共賦祝捷吟！
我望望那張雄姿英發的照片，默誦一番這首《喜相告》；默誦一番這首《喜相告》，再望望那張雄姿英發的照片，我一切都明白了。唉，我還曾經為馮姨沒有獲得過愛情的幸福而歎息呢，原來她至今仍保存著愛情的力量！看吧，革命者的愛情，竟是如此的強烈、堅貞、執著，噴溢著永無窮盡的向上之力和奮鬥之光……
我多麽希望陸玉春這時就在我的身邊，我們的愛情，能從這照片和“自度曲”中汲取到多麽寶貴的滋養啊！
我淚眼模糊地回到了馮姨身邊，央告她把自己的愛情講給我聽。馮姨點點頭，緩緩地講了起來：
“我二十歲那年，父母做主，把我嫁給了遠房的表哥。我對他隻有同情，沒有愛情。他是個事事循規蹈矩、與世無爭的小職員。我們在一起客客氣氣地生活了九個月。終於，外界社會的革命氣息，吹開了我那顆被小市民氣息裹得發悶的心。有一天，我向表哥傾訴了自己的苦悶與向往。我對他說：‘要麽，我們一起去衝；要麽，我一個人去闖。’他嚇壞了，竟至於捂住臉哭了起來。他不勉強我。我們離婚了。我記得那是個楓葉飄落的秋天，下著霏霏細雨，我提著自己的小箱子離開了那氣悶的小屋。他高高地舉起雨傘，生怕淋濕了我，同我一起走出了那條窄窄的胡同——他並不是因為對我戀戀不舍，而是要順便到口上雜貨鋪去買東西。我們到了雜貨鋪門口便分手了。後來我再也沒有看見過他，也很少回憶過他。今天若不是你提到愛情與婚姻之間的關係，我怕也想不起他來……後來，我到大學當了旁聽生。漸漸地，我把自己投進了時代的洪流。我找到了黨，同時，我也找到了真正的愛情……”講到這兒，馮姨的語氣急促起來，“小羽啊，‘一二·九’運動裏，他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個兒，簡直是一團火，一團狂風吹不滅、冷水潑不息的通紅透亮的火……我們在共同的鬥爭裏相愛，我們相愛著投入共同的鬥爭……上級批準了我們的結合，在我短暫而熱烈的婚禮儀式進行完以後，我們和來慶賀的同誌們拿起了旗幟和橫幅，徑直進入了遊行示威的行列，高唱著抗日救亡歌曲，挽著臂膊闊步前進……一九三七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回到家裏，興奮地告訴我黨組織的決定：讓我轉移到延安去，他留在白區繼續堅持鬥爭。秋天的沙風撲打著紙糊的窗格，我心裏回旋著喜悅與惋惜的雙重感情——啊，延安，黨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我多麽向往撲到母親的懷中！如果他能和我同去，該有多麽美滿……但是，我理解這是鬥爭的需要。這一夜我們熄了燈，卻並沒有睡。我們約定：由於他不能寫信給我，我也不能寄信給他，我將在延安把寫給他的話記在一個筆記本上，等他有一天幸福地來到延安時，交給他看……到了延安，我果然這樣做了。我很少得到他的消息，但我能從關於白區鬥爭形勢的總消息裏想象出他的身影、他的笑貌、他對敵人的愚弄和他對同誌的幽默……一九四〇年，一個初冬的早晨，我在窯洞裏正往筆記本上寫著第二十五封給他的信，領導同誌看我來了。他默默地把一個布包交給了我。那是從白區輾轉捎來的。我雙手顫抖地打開了布包，裏麵包著的，就是你剛才看到的那張遺像——領導同誌誠摯地同我談了整整一個上午，大滴的淚珠流過了我火燙的麵頰，但是我咬住了嘴唇沒有哭出聲來。他是半年前被捕的，犧牲得很英勇，敵人消滅了他的肉體，但他的形象和精神卻在我和同誌們的心中，獲得了永生。當天下午，我在那個筆記本上寫下了第二十六封給他的信，而且我覺得他是能夠收到的……這習慣我已保持了三十多年，我把革命形勢的新發展告訴給他，同他一起分擔憂喜；我把工作中的困難、挫折告訴給他，同他商量克服的辦法；我把鬥爭中的甘苦告訴給他，同他分享一切……你看到的自度曲，就是從前年我寫給他的信裏抄錄出來的……”
我用整個身心傾聽著，傾聽著。暮色漸漸籠罩了整個房間，甚至我已經看不清對麵馮姨的麵影，唯有她那雙閃動著不滅的青春火焰的眼睛，在灼灼地放光。
“小羽呀！愛情，這畢竟是個複雜而微妙的問題，”馮姨最後一邊思考著一邊對我說，“我認為，愛情應當建築在共同的革命誌向和旨趣上，應當經得起鬥爭生活的考驗，並且應當隨著生活的發展而不斷豐富、提高……當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風度的相互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當一個人為愛情而忘記革命的時候，那便是把愛情放到了不恰當的位置上，那就要墮入資產階級愛情至上的泥坑，甚至做出損害革命的事來。當一個人覺得愛情促使他更加熱情地投入工作時，那便是把愛情放到了恰當的位置上，這時候便能體會到最大的幸福。總之，愛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應當占據一席重要的位置……”
馮姨說著，激動地站了起來。我也激動地站起來，過去握住她的手說：“馮姨，您趕快把今天給我講的這些寫成書吧，我們是多麽需要這樣的啟發和指導呀！”
馮姨想了想，便肯定地點了點頭說：“我一定努力去寫。小羽呀，我覺得你和玉春的愛情是很美好的，你們大膽地相愛吧！”
我不由得撲進了馮姨的懷裏。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麽徹悟，這麽幸福。
幾分鍾以後，樓梯上響起一片激動的足音，那是我正奔回四樓的家中，不管爸爸媽媽今天“審”不“審”我，我決心主動向他們敞開心扉，並有信心得到他們的祝福與指導；而且，我還決定明天一早就找魏師傅匯報，我相信，最終他會舉起那裹滿老繭的右手食指，用完全不同於今天下午的語調點著我的鼻子說：“你呀！你呀！好一個孟小羽……”
197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