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卡斯貴為一國之都，說實在話，卻很難同我見過的任何一個首都聯係在一起。在我的外交職業生涯中，我當過幾年外交信使，到過不少國家，見識過大大小小幾十個國家的首都，象貝卡斯這樣的首都，卻是第一次見。到基比時，基比首都在我看來最多隻能算是我們家鄉的一座小縣城，而且還是山裏的小縣城。貝卡斯充其量隻能算是一個小山鎮，不，是小漁鎮，有一個小集市，幾家破舊的小商店，隻能買到最basic的商品，很多商品想買都買不到。
還好，郵局貝卡斯還是有的。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我們外交官的家信都是由外交信使來回傳遞。那個時代，外交信使應該是駐外使館最受歡迎的客人。我當過信使，也曾在使館負責接送信使。信使每個月來一次。信使來的那天便是使館所有人的節日。無論信使什麽時候到，到得有多晚，使館上至大使，下至司機，每個人都會耐心而焦急地等待。隻要信使一到，大家都會全體出來迎接，就像迎接凱旋的英雄。真的，英雄有的時候很簡單，就是能滿足你的某一點需求。信使滿足的就是我們同親人們溝通的需求。使館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收到來信，有的人多一點，有的人少一點。信收得最多的人最得意，往往會被別人羨慕。我最多一次收到過18封信，有從家裏來的，有同學來的，有原來單位的同事寫來的，當然少不了還有呂淑琴的信。但那樣風光的時候不多。一般情況下，我收到的隻有呂淑琴和家裏的來信。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信使不再遞送私人郵件，確實也不應該再遞送私人郵件，原來的做法改變了，變成通過郵局直接寄送。外交官們也就從原來望眼欲穿地盼信使，變成隔三岔五勤著跑郵局。
到了貝卡斯，我自然先去郵局，給呂淑琴寄了一封信。信早幾天就已寫好，隻是因為忙著準備招待會，一直沒來得及寄。我在信裏告訴呂淑琴，我已經到了吉多，一切都已經安頓好，請家裏放心。我還在信裏寫了我在吉多的詳細地址。前一封寫給呂淑琴的信，還是從基比寄出去的。我告訴她我要到吉多常駐，讓她等我的信，信裏會有新地址。我怕呂淑琴擔心，沒有在信裏告訴她我是一個人到吉多來的，使館也隻有我一個人。我不願讓她擔心。多年來，給呂淑琴寫信，給家裏寫信，我早已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報喜不報憂。確實，呂淑琴一個人在家帶孩子已經不易，我不能再把自己的壓力轉給她。其實呂淑琴給我來信，我知道基本上也采用相同的方式，報喜不報憂，隻有實在扛不住了，才會抱怨一兩句，但那樣的時候少之又少。在我常駐國外的日子裏，我知道，呂淑琴逐漸變得堅強。
從郵局出來，我去了趟集市。貝卡斯的集市以海產品為主，這也對，吉多的特色就是靠海吃海。集市內海鮮品種十分豐富，都是漁民一大早剛打回來的，新鮮誘人，而且價格便宜，看著由不得你不動心，我買了兩條當地人喜歡的紅魚。這種魚長得有點象大黃花，魚鱗是偏紅的深粉色，所以叫紅魚。我想買點豬肉，轉了幾圏也沒有找到，問集市裏的人，都說沒有，隻得作罷。想買蔬菜，結果發現隻有幾樣塊莖類的，我們喜歡的葉子菜壓根兒就沒有。我隻能將就著買了點土豆西紅柿。轉出集市，我又去雜貨店買了幾樣日用品。
買完東西，時間已到中午。我有過一轉念想去海葡萄旅館看看布萊恩，順便感謝他這幾天來幫的忙，想想在吃飯的點上去找他，不禮貌，就打消了這個想法。往回走，正是吉多太陽最毒辣的時候，照在身上，像是要把人給烤熟。我盡量找有樹蔭的地方走。即使這樣，不多一會兒就汗流浹背。我一路走一路歇，終於遠遠地看見了鐵橋。見到鐵橋，也就差不多到家了。一過鐵橋，再上一個小坡，就是使館。
走到橋頭，我聽見身後有馬達的聲音傳來，由遠而近。我聽出那是摩托車的聲音，起初我並沒有當回事。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在吉多騎摩托車的大多也是年青人，喜歡招搖過市。我不喜歡摩托車，對摩托車從來沒有過任何好感。在吉多，我似乎更討厭摩托車。摩托車噪音大，常常將島上本有的寧靜攪得支離破碎。
摩托車的馬達聲越來越大，越離越近，我下意識地感覺到了威脅。摩托車似乎正朝我衝過來。我一邊本能地往橋邊讓，一邊想回過頭去看個究竟。就在那一刹那，摩托車直直朝我猛衝過來。我躲閃不及，被狠狠地撞倒在地。
我失去了知覺。
不知過了多久，我才慢慢醒過來。醒來時，我發現身邊圍著幾個人。他們都是吉多當地人。我感覺頭暈，伸手摸摸腦袋，腦袋上鼓起了一個包，但竟然沒有破，也沒有流血。我伸伸手和腿，發現左手和左腿疼得厲害。我想坐起來，卻怎麽也坐不起來，掙紮了幾下，身體還是不聽指揮。幾位好心的吉多人上前幫忙，扶我坐起來。我低頭一看，發現自己的左膝蓋和左手臂摔破了，血跡斑斑，皮膚上還沾著沙子。我伸手小心摸了摸，剛一碰到，就感到刺骨的疼。我買來的東西，包括那兩條紅魚散落一地。
“Whathappened?”我張口問。但我意識到，我的嘴張開了，聲音卻沒有發出去。
“剛才我是不是被摩托車撞了？”我強忍著痛，又試了試。這回總算發出了聲音。
“是啊，”有人回答。
“那，那輛摩托車呢？”我問。
“走了，逃走了，”還是剛才那個人的聲音。
“那你們看見騎摩托車的人長什麽樣的？”我又問。
幾位吉多人不約而同地搖了搖頭。我想起被撞倒前，我回頭看過一眼，騎摩托車的人是戴著頭盔的，看不清臉。
“那你們看清車牌沒有？”我再問。
“這裏的摩托車不用上牌照，”有人告訴我。
我無語。在吉多人的幫助下，我掙紮著站起來。
“要不要送你去醫院？”有人問。
“不用，”我邊說邊擺了擺手，順便指了指前方，還剩沒幾步路，我無論如何都能自己走到家，我想。
我剛試著向前邁腿，一陣刺心的疼痛傳遞全身。我無奈地發現，我根本沒法走路。
“要不，我用車把你馱回去，”圍在我身邊的吉多人當中，有人騎著一輛我們的國產自行車，見我走不了路，提出用自行車馱我回家。
這一次，我點了點頭，沒有拒絕。我沒有其他人可以幫我，使館隻有我一個人。我隻能依靠當地人幫忙了。
在場的幾個吉多人幫我把散落在地上的東西撿起來，包括那兩條紅魚，交給我。我拿著東西，小心翼翼坐上自行車的後座。那位好心的吉多人推著自行車，一路把我送回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