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一個人發表什麽樣的言論，做出什麽樣的姿態，十分難以判斷他的真正用意，這個情況在博弈論中就被稱為“言語博弈”。像外交簽約、談判、社交場合的言論、公開發表的感想心得之類，都屬於言語博弈。通過言語博弈，能夠透露出發言者的一些信息，他是要通過這些信息來和別人進行博弈，來試探他人的反應和態度，並且給能夠理解自己真正用意的人以信息提示的。所以，人們常說的“商場無真話”、“官樣文章”、“空頭支票”，都是對言語博弈試探行為的一種形象概括。
具體到應用上，言語博弈不但有和他人進行試探和彼此探底的作用，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讓了解自己的人能夠從中獲取真實信息。所以，對於言語博弈，有人就會當真，認為那是一個確實存在的保證，也有人覺得全部是假話，但隻有真正了解的人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麵，諸葛亮和劉備一向被稱為君臣一體、君臣同心，尤其是劉備臨終托孤的表現，更是讓人覺得他十分信賴諸葛亮。實際上，劉備正是通過托孤，進行了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博弈——對諸葛亮進行拉攏的同時將真實信息透露給他。
作為三國中苦守西陲的國家，蜀漢政權從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內外的危機。而蜀漢的開國君主劉備雖然在建國過程中沒有太多的功業，完全靠自己和諸葛亮的縱橫之術發展勢力，但在身後的繼承人問題和國策轉移的問題上，他卻煞費苦心，炮製出一個絕妙的方案。
蜀漢章武三年（223年）春，劉備因為發兵攻打孫權失敗而病死在永安（白帝城）。在此之前，劉備因為病倒在永安，無法回到成都，便緊急下令，把諸葛亮從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後事。劉備的托孤之語十分有意思，他對諸葛亮說：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諸葛亮不敢怠慢，馬上一麵磕頭一麵哭著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隨後，劉備又頒下詔書留給兒子後主劉禪，稱“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表麵看來這是劉備、諸葛亮君臣之間互相推心置腹交往的結果，曆代的評論家也覺得劉備雖然一生糊塗，但是在臨終之前並不吝惜自己的江山，而是希望把國家交給賢明的諸葛亮來治理。其實不然——確實，這一托孤之語，是劉備一生中真正精彩的地方，但這精彩之處在於他這番話背後的意思。我們可以從圖中得到啟發：
劉備可輔輔之；君可自取諸葛亮輔之劉備：有遠見，信任屬下
諸葛亮：賢相，萬世仰慕自取劉備：用人失察，保住子孫性命
諸葛亮：小人，為後世所唾棄
劉備托孤博弈
蜀漢政權建立的基礎本身就不穩固，劉備的江山取自劉璋，而劉璋則是繼承了父親劉焉的勢力範圍，劉焉又是漢政府派到益州的外來勢力，所以和本土大家族向來關係不合。劉焉、劉璋父子在益州經營二十多年，吸收了從關中等地區進入益州的外來官僚、從外地歸鄉的益州本地官僚和雄霸一方的益州本地大地主這三部分力量，形成了自己麾下的鬆散政治集團。劉焉接受東漢政府的任命來到益州的時候，就曾經屢次和益州本地的豪族發生摩擦和矛盾，甚至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用武力消滅對方才能鞏固自己的統治。劉璋在位期間，則注重吸納外來的人才，一方麵充實自己的勢力，一方麵對抗益州本地的豪強，讓益州的統治趨於穩定。
而劉備不但從劉璋那裏繼承了和本地士人的不和關係，而且還背負了劉備集團和劉璋集團之間的衝突。因而，蜀漢政權在和孫吳交兵大敗之後，最大的威脅並不在於作為敵國的曹魏和孫吳，而是在於國家內部。蜀漢內部由於政權更替而形成的劉備嫡係和劉璋舊部之間的矛盾糾葛，是蜀漢政治中的隱患，隨時可能爆發成為急症，所以劉備不得不防，但由於時目無多，已經無力處理，隻能寄希望於和他心意相通的諸葛亮了。
劉備最初是接受了劉璋的邀請進入益州的，而進入益州之後，劉備的部屬和劉璋的舊臣之間，就形成了“主客”、“新舊”的關係。而劉璋舊部因為已經和益州本地政治與社會相結合，在統治上占據主動地位，劉備奪取了劉璋的政權之後，廣泛任用自己的親信下屬，一時間讓主客、新舊的地位倒轉過來，一切重要的正職都被劉備屬下的“新人”所占據，劉璋舊部怎能沒有怨言?所以，為了平息劉璋舊部的怨氣和不滿，劉備把原來劉璋手下的董和、黃權、李嚴進行重用，意在安撫人心。
雖然劉備十分注重平衡矛盾、處理內部新舊關係，但劉備從稱帝到去世，中間不過短短三年左右的時間，根本沒有時間完全彌合益州舊臣和蜀漢新政權之間的所有矛盾，也不能將自己手下所有的政治資源一一整合，在這樣的情況下，用諸葛亮後來的話說，那確實是“敗軍之際，危難之間”。所謂敗軍之際，是指劉備在與孫吳的戰爭中大敗而且自己染病身亡；所謂危難之間，就是因為劉備的去世，剛剛建立不久的蜀漢政權因為新舊臣僚的衝突矛盾而趨向內亂和倒台的危險。
劉備是個一生善用權謀的政治家，他不會不知道蜀漢政權內部有潛在的危險存在，所以，他在白帝城托孤的時候，安排諸葛亮和李嚴共同接受遺詔——諸葛亮是劉備的班底，李嚴是劉璋的舊部，二人接受遺命共同輔佐幼主，諸葛亮為正，李嚴為副，這種安排本身就出於尊重新舊雙方的利益，共同尊崇等量齊觀的考慮。在安排輔政大臣方麵劉備都考慮得如此周密，那麽在他一生最後的命令中，對諸葛亮所說的托孤言論，怎麽可能會不考慮到如何處理他身後蜀漢政權內部新舊臣子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擺平小皇帝和舊臣之間的關係這些難題呢?
從蜀漢政權內部結構來看，以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在數量上占多數，而劉備的心腹班底在其中隻是少數派。但是，因為劉備打敗了劉璋成為益州的主人，所以劉備的舊部也就隨之反客為主占據了朝中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是劉備成為蜀漢政權皇帝的基礎，失去了這一點，劉備及其繼承者也就失去了統治蜀漢的力量，所以，劉備絕對不允許在他死後出現形勢逆轉的現象。
使用李嚴，並且任命他做托孤的輔政大臣，就是出於這種考慮——平衡勢力，安撫矛盾，避免雙方起衝突。但是，李嚴獲得了輔政大臣的身份之後，既可以作為劉璋舊部的領軍人物，率劉璋舊部與劉備部下合作，又可以利用其輔政身份和在劉璋舊部中的威信與地位圖謀不軌。因而，劉備還要準備好厲害的後著防備李嚴才行。所以，他在托孤的時候，對諸葛亮說出了“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
在劉備看來。當時自己的兒子劉禪年紀尚幼，無法和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周旋抗衡，所以隻能依靠自己的心腹來完成平衡內部矛盾、整合新舊政治資源的工作。而朝中大臣裏，真正可以托付的，隻有諸葛亮，因為諸葛亮既是自己的心腹，又是自己在進入西川之前的班底，更是自己老部下中的領袖人物。諸葛亮在接受劉備的遺詔，輔佐年幼的君主執政方麵，和李嚴是地位平等、不分高下的。但是，如果要預防李嚴為首的劉璋舊部發動內部的叛亂，就必須授予諸葛亮特別的權力，讓他可以有控製李嚴而不被李嚴壓服的特殊名義。所以，劉備的托孤遺言，所謂在關鍵時刻令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君可自取”的囑咐，正是為了在接受遺命的李嚴麵前，突出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如果在劉璋舊部有所行動、陰謀叛變的危急時刻，通過國家行政方麵的力量無法有效處理時，諸葛亮可以為了劉備集團的利益，不顧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來與舊人們相抗衡。
果然，諸葛亮明白了劉備的用意，在劉備去世之後，諸葛亮以蜀漢皇帝的名義，把劉璋手下最有權力的李嚴外放到江州（今重慶市），還委派親劉備的將領陳到為永安都督，起到隨時監視李嚴的作用。這樣一來，李嚴對蜀漢中央政治沒有插手的餘地，隻能做一個象征性的朝臣領袖。通過這個前期的和平策略，讓諸葛亮抓住了任用親劉備集團的新人充實統治基礎，而進一步徹底解決新舊關係的休養時間。
李嚴在鎮守江州期間，曾經去信勸諸葛亮封王。對李嚴的這個建議，諸葛亮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他說：“我確實應該接受封賞為王，可是沒有，並不是因為我沒有這個資格，而是現在時機還不到。”李嚴和諸葛亮二人在這裏通過封王的問題，對劉備的托孤遺命進行了一次引申。因為劉備托孤時的言論，讓李嚴覺得諸葛亮肯定要位居群臣之上，成為蜀漢的“影子皇帝”，所以他以封王為借口試探諸葛亮本人是否有此心意。諸葛亮也知道李嚴的用心，所以毫無顧忌地表示自己完全可以封王，表示自己始終處於李嚴之上，可以控製蜀漢形勢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