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癡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譯文】
一個有才學有品德的讀書人，雖因家貧而不能以財物救助他人，可當別人遇到困難之事迷惑不解時，如能從旁指點使之有所領悟，或者遇到別人發生危急之事時，如能從旁說句公道話使得解救，也算是一種很大的善行了。
【解讀】
幫助他人，行善積德，除了物質的資助以外，還有很多種方式：在一個人痛苦傷心的時候，最需要給予安慰；在一個人無法申冤的時候，最需要說句公道話；在一個人灰心喪氣的時候，是需要鼓勵和理解。所以哪怕自己物質上不富有，隻要精神是富有的，仍然可以播種愛心，積下無限的功德。
【事典】
我不當家誰當家
人的一生處世為人未必都全部為己，更甚至多時都在給“別人”做事，但無論怎樣，別人的成功，還是自己成功，能力和舞台都是決定成功與否的兩個關鍵要素。曾國藩說：“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
凡大成功者，必須把自己的人生使命與解決時局之弊結合起來，所謂“以天下為己任”，匡時救世。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某一方麵的成就。他們的活動，雖不是永遠，但必定是有敢於將自己的思想鋒芒直刺社會要害的時候。曾國藩在對鴉片戰爭以來至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十餘年間，清朝吏治的腐敗、軍隊的無能而憂心忡忡的同時，敢於一再上疏“教訓”剛剛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屬此舉。
麵對清朝的腐敗，曾國藩看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也感到了問題的日益嚴重性，所以他在鹹豐皇帝上台之初，連上奏折，希圖勸說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頹風，從政治上來一番整頓。然而，奏折遞上，並未發生什麽實際效果，相反，滿清政局越來越向著風雨飄搖的軌道邁進。太平軍自1851年1月金田起義後，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東南各地蔓燃。清軍前往鎮壓，結果都節節敗退。
麵對東南數省烽煙紛起的形勢，曾國藩擔心清政權根本無法對付這場階級的大搏鬥。更為可慮的是：當權集團中的絕大多數人對時勢或是茫然無知，或是根本不當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無所事事。曾國藩懷著焦慮的心情寫信給友人說：
內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現鄉裏，饑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
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為了提醒清廷及時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撲滅農民起義的烈火，他於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節餉，加強訓練軍隊建設的建議，試圖首先從軍隊著手，打開一個新的局麵。他以自己的“血誠”揭露清朝軍隊的腐敗狀況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見回音，鹹豐皇帝並未采納曾國藩的意見。相反，在軍事上，失敗的消息從廣西等前線不斷傳來。曾國藩甚感局勢愈來愈嚴重，而自己的建議又屢不被采納，真是“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感”。
然而，這種“血誠”愈多，“憤滿”愈甚，則使曾國藩對政局的發展愈來愈關注，對朝廷的希望愈來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報”。於是，他壯著膽子，於1851年5月再上一疏，語詞激烈，鋒芒直指鹹豐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為了杜絕皇上“驕矜”之氣和扭轉廷臣“唯阿之風”。關於這個問題，他在家書中說得非常明白，當今皇上雖天資聰穎，但“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好談。”因此，他不顧個人利害得失，決心犯顏直陳。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於：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急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
氣，冀在廷皆趨於骨，而遇事不敢退縮。
他不滿鹹豐帝的“官樣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發，或者以“無庸議”了之，這對於如火如荼的形勢，無異拒絕了任何“靈丹妙藥”，也就隻能走向死亡。曾國藩是個有作為者，他不願與王朝共沉淪，他要振臂一呼，為王朝鼓與吹。
此疏警告鹹豐皇帝：“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於此。”
“此疏一上，鹹豐帝覽奏大怒，摔清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此後，曾國藩雖不敢直言批評皇帝，但他對朝廷大政方針仍為不滿，尤其是太平軍斬關奪隘，所到之處，貧苦農民紛紛加入，各地會黨更趨活躍的局勢，使得他憂心如焚，一度發出了“補天倘無術，不叫且荷鋤”的感歎。
眾所周知，中國專製政體，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體製益嚴，君臣之分，儼若天淵，奏疏措詞，務為巽順；遇有諫淨，必先竭力頌揚，然後折入本題，字斟句酌。因而。
清末奏議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風遠甚。曾國藩能在一二年之內連上數折，不厭其煩，屢屢陳言；尤以不阿諛奉承，不顧利害得失，犯顏批評皇上，言中時弊，詞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確為少見。曾國藩之所以能有此舉動，除了他受中國古代剛直大臣遺風影響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在於他對國內政治的密切關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力維護，對清朝統治集團的血性忠誠，一句話，他的使命感和道義感致使他放膽高論，不避斧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