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省的省，該花的花，相比怎麽賺錢，如何花錢更能考驗一個人的能力。
在管仲的治理之下，齊國越來越富，而且是從上到下的富，不僅國庫充盈，民間也出現了許多有錢人。於是，管仲開始在齊國修建諸多娛樂場所，專門供齊桓公和大臣消遣娛樂。
當時，大多數讀書人認為：想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就要提倡勤儉節約的理念，不能任由奢靡之風蔓延。但管仲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必須給那些有錢人找到“花錢的去處”，要不然，富人的錢花不出去，窮人就沒有賺錢的門路，經濟一定會受影響。因此，管仲不僅修建了許多娛樂場所，還鼓勵奢侈消費。管仲提倡厚葬，特別支持富人給自己或親人修建豪華墓地，購買大型棺槨。管仲對別人說：“富人修建豪華墓地，泥瓦匠就有錢賺；購買大型棺槨，木匠就有錢賺；使用高檔壽衣，女人織的布就有了銷路，那些專門做壽衣的手藝人也不愁沒有工作。這是多好的事情啊！”
修建墓地畢竟是一個人一生僅有一次的消費，不屬於日常消費，因此產業規模不可能太大。為了刺激齊國的民間消費，管仲決定想辦法增加人們在“吃”這件事情上的消費熱情。為了在齊國營造“貪吃”的消費氛圍，管仲巧妙地利用了齊桓公的“名人效應”——他首先給齊桓公招來一位叫易牙的知名廚師，天天給齊桓公換著花樣做美食，齊桓公自然也樂在其中。正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臣們見齊桓公成了美食家，自己也不能落伍，於是紛紛尋覓各種美食。民間見國君、貴族都喜歡吃，也開始效仿，一時間，齊國餐飲業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管仲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為了提高齊國的就業率，讓每個人都能有工作。如此，齊國才能成為真正的經濟強國。當然，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荒唐事。比如，當時有些貴族為了炫富，讓人在自己家燒的柴火上“雕花”，然後再燒掉，這樣做雖然增加了木匠的收入，卻也造成了勞動力的極大浪費。不過管仲並不認為這樣做有錯，他的核心想法是：奢侈消費，是富人的專屬，可以讓富人把自己的財富通過消費重新“分配”給窮人，是一種平均社會財富的手段。
管仲非常重視社會財富的公平性，他說過：
“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製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遊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幹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幹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並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國家沒有調節社會上的貧富差距，那麽奸商、富人就會把大部分利益裝進自己的腰包，窮人就會越來越貧窮。如此一來，國家的法令就難以推行，因為富人太富，國家也驅使不動他們；窮人太窮，就沒有什麽可以失去的，國家的刑罰對於他們來講也就失去了作用。
這是管仲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給奢侈消費提供的一個“政策依據”。更難得的是，管仲之所以能夠提出奢侈消費的理念，背後是他對於經濟學的超前認識。春秋時代的管仲，就認識到了消費與貨幣、消費與商品以及消費和生產的關係。他說：“儉則金賤……侈則金貴。”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的人都非常節儉，隻儲蓄不消費，這個國家的貨幣就要貶值；一個國家的人如果非常熱衷於消費，這個國家的貨幣就會升值。
當然，管仲並非一味提倡擴大消費。當遇到災荒年，農民失去耕地、生產遭到很大破壞、經濟受到嚴重挫傷時，管仲就會提倡節儉消費。而且，管仲隻支持有錢人用個人財產進行消費，對於國家的財政支出，一貫提倡節儉。他認為國家應該把錢花在有用的地方，一切過度的財政支出，都是對國力和民力的損耗。管仲說：
“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
意思是說：國家如果十分奢侈的話，就會浪費開支，人民會因此陷入貧困。人民一貧困，各種社會問題就會層出不窮。所以要節用，禁止奢侈，這才是治國的當務之急。
總而言之，無論奢侈還是節儉，都是管仲根據社會經濟形勢做出的理性選擇，而不是由他個人的“好惡”來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