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成都後，兒女都回來了，一家歡樂。家裏人也來看我，見我身體很好，看來這回出去沒有受什麽罪，都放了心。我說：“這回出去心情雖然仍舊不好，監管的幹部卻沒有把我當作反革命，對我嚴厲專政。我們倒是遊了不少地方，我還有雅興，做了不少的詩呢。”
他們說：“做什麽詩？現在很亂，哪個也說不清誰是革命的，誰是反革命。都說自己是堅定的革命左派，敵對一派卻總說對方是反革命。亂整一氣，搞得沒了個章法。所有原來當權的人都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成了反革命了。大頭頭們都被批判鬥爭，整得雞飛狗跳，自殺的人不少。西南局就整死了好幾個。……宜賓的劉結挺、張西挺兩口子跑到成都來造反，成了響當當的革命派，據說還得到北京的支持，說不定將來要成為又一個‘四川王’呢。劉、張現在得了勢，就實行報複，把第一把手抓起來，拉來扯去地鬥得不可開交。”
這麽一說，倒叫我心裏發虛了。照常理說，我是被西南局第一把手整成反革命的，現在他們成了反革命，那我就應該是革命派了。但是現在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革命和反革命難分的時代，況且，劉、張這兩口子的底細，我是略知一二的。他們是四川公認的品質惡劣連共產黨員也不夠格的人。前幾年他們在宜賓工作時違法亂紀，整死了不少的幹部，其中還有老紅軍。所以兩人都被中央批準開除黨籍。像他們那樣的人，能容得下我嗎？誰知道他們會怎麽看我呢？家人主張我應該主動站出來揭發第一把手迫害我的事實，爭取造反派和劉、張的了解，也好有個解脫。要我向劉、張這兩口子低頭？起初我不願意，但是家人說，人家現在是響當當的革命派，造反派好多都聽他們的。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我不向他們申訴，我怎麽能出頭？於是我同意這麽辦了。
我閉門造車，花了幾天功夫，也編出了揭發西南最大的走資派、我們的第一把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行錄。反正像他們過去給我編的那些東西一樣，把他所有的政策都和資本主義掛鉤，把他所有的講話都編派成是修正主義的，隨便編派他不隻“十大罪狀”，而是幾十條罪狀。筆杆子在我手裏，愛怎麽寫就怎麽寫，真是得心應手。反正胡說八道，說得越玄越好。當然和他們過去批判我的一樣，要從《毛主席語錄》中引用大量的“聖言”，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同時也少不了對於現在的革命造反派要表示擁護。在題目的上方，還不能忘記要寫上“四個偉大”，並且寫上大字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樣一段標準的話。這都是從他們過去批我的“奇文”上抄下來的。不過幾天功夫，洋洋數萬言的“控訴狀”寫出來了。我到底還是一個以操筆墨為生涯的筆杆子嘛。我親自刻蠟紙油印出來，裝訂成冊，寄給西南局的造反司令部。
我回來這麽多天了，沒有人來找過我，我也可以隨便走動，可以出去看大字報，的確成為大家說的“逍遙派”了。我從大字報裏知道西南局的造反派們正在狗咬狗地互相攻擊。都說自己是響當當的革命派，是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士，而說對方是反革命，是“保皇黨”。那互相攻擊的用語之惡毒，是過去社會的爛師爺的爛筆杆子下的爛文章也相形見絀的。我讀了這些文章，不覺拊掌大笑，這實在是文體的新創造呀。
但是我且慢點發笑吧。我發現那些批判文章裏，也出現了說我也是走資派的文章，並且舉發機關內幕，說我也是第一把手的幹將，把我首先拿出來批判，不過是玩的“舍車馬，保將帥”的把戲而已，要求把我也要當作走資派來批判。於是接著就出現了批判我的大字報。最奇怪的是，這些批判我的大字報，和過去第一把手組織筆杆子寫的批判我的大字報比較，如出一轍。我知道這些筆杆子已經改換門庭，投到新的造反派的麾下，又發揮他們“筆杆子”的作用了。這才真是叫作“有奶便是娘”呀。
我看了這樣的大字報，不免懸心吊膽。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我的命運如何，我並不能掌握。我寫印的揭發我們第一把手的材料，寄出去好久了，一點反響也沒有。我在機關貼了一些揭發第一把手的大字報，似乎也沒有反應。我這個“逍遙派”一點也不感到逍遙了，倒是心裏懸著，惶惶然不知是什麽命運將要落到我的頭上來。我的心境十分複雜，情緒十分波動。山雨欲來風滿樓，我預感到了，但是毫無辦法，像一個判了刑的人等著上法場一樣。這樣的境遇，本來是作詩的好時光。但是我早已沒有作詩的情緒了，隻寫了“待決囚徒欲何之，逍遙時刻更無詩”兩句便再也寫不下去了。
是禍果然躲不過，終於有一天，省裏所有的報紙都以頭條整版篇幅登出了“中央文革小組”欽命的新貴、“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劉結挺寫的一篇批判我們第一把手的皇皇大文，說他是“西南地區的赫魯曉夫”，理所當然地是“西南地區最大的走資派”了。以前那些造反派的娃娃們，不管跳得多凶，說誰誰是走資派，那都是不足為意的。但是炙手可熱的欽派四川當權人物的權威發言，那就是定性的了。我拿到報紙馬上閱讀，當我讀到第四版，我的心馬上涼了。劉結挺在他的氣勢洶洶的批判文章中，把我也捎上批判了一通。說我是第一把手的黑幹將，是文藝黑線周揚黑幫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那當然是罪大惡極的了。他說第一把手之所以把我先拋出來批判，是在玩“舍車馬、保將帥”的花招雲雲。
這一下完了。原來的當權派把我批判了一陣，現在新來的當權派也把我批判一通，我兩邊都挨打。他們兩個都把我拿來作他們上台的墊腳石，祭旗的犧牲品，哪裏還有什麽公道可言？命也如此，我這冤案是鐵定的了。我知道我的前途更加險惡了，能不能活得出來，是很難說的了。原來第一把手批我鬥我，總還有幾十年搞運動的傳統章法，無論現在鬥得多麽凶，最後還要降溫，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的。現在劉結挺、張西挺這兩口子上台，他們的政策水平我是知道的，我十有八九是要受到更大的打擊，說不一定要弄得死無葬身之地。我真不明白為什麽中央要把這麽兩個人弄到四川來當權。據我過去所知，他們那點本事，隻能把事情整爛，要說治理天下，恐怕還不如我們這些走資派呢。
我打聽一下，據說北京的康生、陳伯達、江青這些才上台的權勢人物，在四川找不到他們認為合適的幹將，最後終於看上了這兩個打手，把他們沐猴而冠，捧上四川革委會籌備組的寶座。他們是帶著一股冤氣和殺氣來的。他們把第一把火就燒到我們第一把手的頭上，並且把我也捎上了，還會有我的好日子過嗎？劉結挺一回到四川，就到那些造反的娃娃們的造反司令部去，把那些江青誇獎為“天兵天將”的紅衛兵收羅起來，變成自己的蝦兵蟹將。他號召他們到處造反，說是“造反有理”。大打大砸大抄，說是“舊世界要打它個落花流水”。他們到處捉走資派，說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些口號當然都來自北京的“文革”司令部。眼見一個他們說的“紅色恐怖”已經造成，真叫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人人自危。各機關、學校、事業企業單位裏，但凡有一個“長”字在頭上的，都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鬥、批、抄、關、打，那自然是革命行動，成為走資派麵對的家常便飯。
一般的走資派，尚且如此，我這個已經被第一把手拉出來批得體無完膚的大號走資派，又被劉、張他們這個“新生紅色政權”順手接了過去，一網子網住，自然要成為他們批鬥和專政的對象了。我有如籠中一隻困獸，成天在小房裏轉來轉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曾經想逃出去，但是現在到處布下了天羅地網，在捉走資派，沒有“紅色政權”頒發的通行證，我哪裏跑得掉？最可能逃遁痛苦的辦法就是自殺，我已經聽到不止一位西南局的領導同誌，用這樣的辦法來逃避造反派和“新生紅色政權”的折磨。但是他們死後也沒有逃脫戴上一頂“畏罪自殺”的“革命叛徒”的帽子。
對於我這個已經受了不知多少令人難以忍受的折磨的人來說，自殺，的確不止一次向我眨過**的眼睛。而且做起來也實在十分簡便，比如跳樓，觸電，落井，前麵已經有不少的“走資派”和“叛徒”做過示範，都是一次成功。這種辦法有的人大概還嫌有一瞬間的痛苦，於是又有吃安眠藥的新辦法，前幾天一位部級領導就是用的這個辦法。據說那樣做簡直就是“安樂死”，一點痛苦也沒有。他安臥**，麵不改色，恍如睡著了一般，說來還有一點浪漫主義色彩呢。這些辦法對我好像都沒有**力，甚至我在流放峨眉山時，路過千丈懸崖邊，曾經在心裏萌動過向外跨一步，便可以了結一切，而且能夠享受“乘風歸去”、“羽化登仙”的快樂，我也沒有下決心。我不想死，我不甘心，我要活下去。我要看一看那些整我的人們的下場。我不相信這個不知用多少烈士鮮血換來的新社會，便這樣被他們幾爺子葬送了。
這麽一想，我的心平靜下來了。反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已經成為他們刀板上的肉，是掙不脫的，隻有一任宰割，紅燒清燉，隨他們便了。他們可以整死我，但是想要我自尋短見，然後給我很方便地戴上一頂“叛徒”的帽子，沒有門兒！
要來的災難就快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