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國科學院來的造反派，自認為他們在北京得的造反真傳，專門到成都分院來傳經。他們特地把我拉出去作一個示範性的批判鬥爭會。
說實在的，他們準備的批判發言，並不比我們機關的造反派從被他們“炮轟”掉了的原西南局那些筆杆子那裏抄來的批判稿的水平更高。但是他們好像不在乎批判的內容，而在於鬥爭的形式，顯示他們說的“赤色恐怖”的威力。他們再不是像原來的鬥爭會那樣讓我坐著記批判發言，或者最多是點名站起來，站著聽批判發言。他們的做法是把他們的革命群眾集合起來，進行了戰前動員，並且履行那一套標準儀式，首先是念毛主席語錄（主要是念“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兩段）。接著是摩拳擦掌地高呼口號，無非是“把反革命某某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和某某人血戰到底！”以及“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等。最後是由那個造反司令一聲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揪出來！”我就被他們的兩個彪形大漢揪著，像提小雞似地從會場外提進會場，拖到前排，麵向群眾。但不是站著，而是按到地上跪著，並且據說為了叫群眾看清我的罪惡的嘴臉，硬要抓住我的頭發，把我的臉仰起來，麵對群眾（那時還沒有發明“噴氣式”，沒有叫我把雙手向後邊高高舉起來，做成一個噴氣式飛機的模樣。後來我們每上鬥爭會，就自覺地照標準的噴氣式低頭站在那裏聽候鬥爭了）。我第一次麵對這樣的場麵，自然是不自覺的。稍有不樂意的神色，一頓拳打腳踢就上來了。據北京來傳經的造反派說，要這樣才像個革命的樣子，而這是根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經典而演化出來的。
這時，一個才轉到我們機關做小工的轉業兵，走到我的麵前來。他對於架在我的鼻梁上的眼鏡，看得特別不順眼。口裏念著“我看你這個戴眼鏡的臭知識分子就討厭”，伸手就把我的眼鏡抓去折斷，扔到地下。看來他把戴眼鏡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標誌的。然而對於我說來，眼鏡卻是我至關緊要的東西，沒有眼鏡我就寸步難行了。我不得不叫起來：“我的眼鏡。”幸好北京來的造反派看來都是知識分子，其中就有好幾個戴著眼鏡的。他們雖然不臭，卻是知識分子無疑，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出來糾正那位戰士的階級仇恨，說“把眼鏡還給他。”當我把眼鏡摸起來一看，已經折成兩段，我說：“怎麽辦？”總算恩準我拿回去用線綁起來戴上。
眼鏡風波的插曲過去，批判開始了，他們一個又一個上台去，先念一段《語錄》，然後義憤填膺地讀批判發言稿。我跪在那裏，迷迷糊糊，根本沒有聽清他們說了些什麽。當然也用不著聽清，那些陳詞濫調，我早已聽厭了。
從此以後，經過一大群南下成都來串聯的北京造反派、傳授最具有權威性、最標準的造反格式，並且由南下的和本地的紅衛兵進駐成都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傳經送寶，切實地實行起來，成都的革命形勢便變得“大好”起來。正像他們在報紙上吹的，“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比較的好，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而是百分之百的好。”
成都沸騰起來，各種各樣名目的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了。當然是一個賽一個地革命，也就是一個賽一個地能打善鬥，而走資派被揪出來的越來越多。鬥爭走資派的辦法越來越花樣翻新，虐待俘虜的創造發明越來越古怪。我雖然以“吾道不孤”，我們走資派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而感到欣慰，可是我們受的罪也越來越叫人難以忍受了。
我們機關，由於從北京中國科學院來的真資格的造反派，加以批評，加以鼓動，加以示範，加以打砸搶，革命形勢便大大地改觀了。
我這個被領導拋出來，早已在機關裏被批得體無完膚，在報紙上被批得臭不可聞，後來又被北京來的“標準”造反派視為“土”造反派的機關造反派揪出來，批判得也可以說是夠深夠透的了。可是中國科學院來的造反派還認為批得很不像樣，還要把我拿出來回爐。於是洋的土的造反派聯合起來，把革命群眾再動員起來，重新把我像烤燒餅似地翻過來掀過去地批判鬥爭，又搞了一陣。我的人身可以被隨便什麽派的英雄們拉到這裏去示眾，捉到那裏去現相。機關裏某些“昨天並肩呼戰友”的人，忽然“今朝反目疾深仇”，揚揚得意地對我反戈一擊，贏得造反派的青睞。有些過去對我恭順得令我生厭的“好”幹部，忽然也寫出洋洋灑灑的大字報，揭我的“老底”，到“打馬聯絡站”當狗頭軍師去了。還有在機關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斷，鬱鬱不得誌，年年泡病號，走過幾千裏路，有相當資格的幹部，也忽然抱病站出來，義形於色地擔任對我進行監管的勤務員，在我打掃樓房地壩和廁所的體罰中，故意挑剔。這時候真是“洶洶者天下皆是也”，正如有人說的連平常呆在角落裏的臭嘎渣子也跳了出來，趁火打劫來了。我的家門戶洞開，無論白天晚上，無論什麽人都可以提起皮帶，大搖大擺地進來，愛拿什麽就拿什麽。
這樣又搞了一兩個月，我終於被造反派認定夠得上批深批透，鬥倒鬥臭的標準，定讞為死不改悔、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的標準人物了。於是我被扔在一邊，被勒令搬到一間不過十平方米的小屋子，監管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