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街上到處看大字報，卻通街一直沒有看到揭批我們的第二把手，我們的常務書記的大字報。我們一直在他的領導下工作，要說搞修正主義的話，應該說他的“罪行”比我大得多。後來我才知道，他在被抓起來批了一通之後，得到北京的禦批，結合到省革籌當第幾把手去了，自然也就不會有批判他的大字報。那時的事情就是這麽怪，隻有利害，沒有是非。北京的造反司令部明白，四川這麽大一個省，不找出幾個有威望的老幹部來結合進省革委，要把事情擺平，也是不容易的。於是就選中了我們的第二把手，也不管他是不是走資派了。
我們這位第二把手，過去工作嚴肅，為人厚道，作風正派，對我們這些他下麵的幹部也了解，當時我想，有他結合進新領導班子裏去，對於解決我們這些老同誌的問題，也許會有幫助。後來果然是這樣。許多原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工作的老幹部，都由他以工作需要人為理由，哪怕弄出來名列造反派之後當第四把手五把手，以致有當第八把手的，總算解決了問題。許多老同誌都是這樣被“解放”出來的。連我這個大家認為十惡不赦的“死老虎”，也是由他催著查清問題，宣布“解放”的。
當時，外麵有傳說，第二把手能夠結合進省革籌，是得力於他和江青有一段往事的淵源。後來我從印有江青的《3·15》講話的一份傳單上，果然看到江青認他是她的入黨接受人的含糊不清的記載。當時我們的第二把手，似乎也沒有持異議，一樣地含糊過去。我獲得“解放”後，他正任省委書記，有一回，我到他家裏去看他，閑談起來，問起他是不是江青入黨的接受人，他卻說，哪裏的話，30年代他在北京作地下黨領導工作時，是曾經和江青接過一次頭，僅此而已。然而當時江青要那麽說，在那種場合，他能怎麽樣呢？隻得哼哼唧唧地混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