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關進省革委在昭覺寺辦的這個文明監獄裏的有幾十個人。除開很少數不知是何許人也外，其餘我全都認識。其中有一個省委的走資派楊超書記就和我相當熟。
我被鎖在這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小房裏，實在憋悶，我盡量爭取如打飯，打水，上廁所和放風的時間，在外麵活動身體。我常在牢房外的走廊裏跑步，可以跑到各個號子的窗口。有一天，我跑到隔我有四間號子的一個窗口，我發現關的是省委的一位書記楊超。他放風的時候出來在走廊裏散步，仰著頭老是在思考什麽，像個哲學家。他的確也是大家尊敬的一位革命理論家。他在延安時就以研究哲學著名，對黑格爾很有研究。我和他平常有些往來，在這裏見了麵，他雖然知道我是屬於“死老虎”之列的犯人，卻並不拒絕和我打招呼。看他巋然不動甚至怡然自得的神情，我也得到一種自持的精神力量。
我知道他是因為“文革”的旗手江青的一句話而被抓起來的。那個時候，是一言可以使人青雲直上，一言可以置人死地的時代。一個並無多少學問卻善於投領導之好寫幾篇打人的臭文章的上海灘的無聊文人姚文元，可以因寫了一篇《評海瑞罷官》而飛黃騰達，成了金棍子，一下爬到最高領導層，掌握全國的輿論大權。而楊超這樣的出生入死幹了幾十年革命、長期坐過牢的老同誌，卻因江青一句話“楊超是右派黑格爾”而被打入地獄。這句話出自江青1968年3月15日的《3·15講話》。這個《講話》點了一大串四川的人，全是胡說八道。楊超是其一，叫他“右派黑格爾”。
我們在這個文明監獄裏很不安心，看楊超卻那樣的安然。我每次散步到他的號子窗前時，總看他在讀書，不斷在寫什麽。後來才知道他正利用這種不可多得的閑暇時間，抓緊讀書，做讀書筆記，進行理論研究。聽說他寫了十幾本筆記，洋洋大觀。我問他哪來那麽大的耐性，他說這是他被關在國民黨蘇州監獄裏時養成的。他的這種把吉凶禍福置之度外的寬闊氣度，也影響了我，是應該利用空閑時間來好好讀書和寫作了。從此我也認真讀起書來，特別是利用時間寫起作品來。
關在這裏的“走資派”，經過各單位造反派的要求和省革委的批準，常常要被拉出去到這個機關那個學校或工廠去接受批鬥的。有一回，楊超被拉出去不知是到什麽工廠批鬥，他是省委管工業的書記，自然是“罪”有應得，活該挨鬥。但奇怪的是，那一次竟然把我也拉出去陪鬥，叫我莫名其妙。我雖然50年代管過幾年工業和基本建設，但是後來我轉到文化陣線，和工業陣線再無往來，為什麽把我拉來陪鬥呢？可是我沒有發言權，不好問一個為什麽，隻得整裝爬上大汽車。所謂整裝，就是首先把棉袞身穿在襯衣裏。我知道造反派在教訓我們這種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時，除開用口頭大批判和大聲喊打倒的口號以觸及靈魂外，難免有時還要觸及我的皮肉，根據我的長久經驗，首當其衝的往往是我的肩頭、背部和腰部，穿上棉袞身就可以減少打擊的痛楚。我還趁我要求上廁所的功夫，在廁所裏悄悄把護膝綁在褲子裏的膝頭上，因為按著受批判的走資派跪在不平的土地上以致碎瓦片上，是造反派歡迎走資派的第一個儀式。我必須有備無患。
我和楊超被拉上大卡車後，被置於車廂中間，一周圍坐著兩排押解的戰士。我們奉命把頭低下，因此根本不知道這一次到底要拉到哪裏去批判。搖搖擺擺地走了一陣，卡車停下，但聽得人聲鼎沸，打倒楊超的口號聲四起，我知道我們已經陷入所謂群眾的汪洋大海了。一下爬上來幾個戴著紅袖套的彪形大漢，不問一句話，就把我們揪起，像提小雞似地提到車下，兩個大漢挾持著楊超，拖起一路小跑，穿過夾道叫罵和揮舞拳頭的人群，到了大會場後的休息室。在路上我看到楊超穿的布鞋被拖丟了，光穿著襪子走。剛坐下，一周圍的窗戶便被人擠滿了，都想來看一眼。互相在問：“哪個是楊超？”“哪個是馬識途？”指來指去地像在動物園裏，看珍奇動物似地來看我們。看了一會，好像並沒有發現我們有什麽珍奇之處，有的在說：“哦，啷個樣子喲。”便散去了。要啷個樣子？難道真以為我們是三頭六臂的魔怪嗎？
過了一會，還是那幾個大漢進來，把我們像提小雞一樣地雙人挾著揪了出去，到了大會場的主席台上。到了台口，我隻覺得身後有一個人給我背上踢了一腳，於是跪了下去。下麵的程序我已經很熟悉，自動把頭低下去，雙手向後高舉起來，作噴氣式的樣子。有個人說：“這老倌倒自覺呢。”我真想說：“你不知道我是老資格呀？”不過這次有點苛刻，硬要我把低下的頭還要仰起來，無非是如他們說慣了的，要看看我這張醜惡的嘴臉吧？但這個姿勢實在是一個吃力的姿勢，過一會我的頸便覺得要扭斷了似的難受。
大批判開始了。但見像走馬燈式地一個又一個的批判家走上台來，在喇叭麵前照稿子念了一通，不時插進一片口號，如打倒什麽和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的口號。我照過去老樣子，微閉著眼睛養神，根本不聽他們批了些什麽。我敢說楊超和我一樣，也算是挨批的老油子了。我側頭看，他也一樣地半開半閉著眼養神，什麽也沒有聽。任你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隻是有一點奇怪的，整個批判過程，沒有聽到批判我的發言，批楊超的批判稿裏也一句也沒有提到我，也沒有喊打倒我的口號。這是怎麽一回事？莫非監獄裏的人提人時提錯了，把我誤提出來陪鬥一場？我們回去後，下了車回到號子，我問監管我的頭頭：“今天大批判會場裏，根本沒有人發言批我嘛。我根本不是管工業的，為什麽把我拉出去陪楊超挨鬥？你們是不是弄錯了人了？”
他用一種挖苦的腔調說：“這哪裏會錯，你是臭名在外的人。你的小說上了報紙的，是大作家嘛，工廠的人提出，想要看一看你是什麽模樣。”
他所說的大概是指我的《清江壯歌》在《成都晚報》上連載過的事。這真是莫名其妙，我能有個什麽特別的模樣？莫非我是頭上長角身上有刺的妖怪嗎？怪不得到了那個工廠，那麽多人來圍著看，真像看珍稀動物一般。我這是冤枉地上了一回批鬥場。
夏天來了，天氣悶熱，號子裏像蒸籠，就是把放風的次數加多，時間放長，大家也不好受。於是我們要求有更多的戶外活動。我們提出來把窗外那幾塊長滿雜草、堆滿垃圾的壩子，讓我們開墾出來，種上蔬菜，還提出把放風的土壩，由我們自己動手，修成平整的磚壩，在壩邊修上石條凳子，供大家放風時休息。在自來水龍頭邊修上洗衣服的平台。並且把通往廁所的泥濘路修成石板路。大概這是符合勞動改造的意思，都批準了。許多人都踴躍出來參加。我是當過建設廳長的，領導修過房屋和馬路，懂得一點工程知識，便指定我當了領班，大家都叫我工頭，向我要求分配活路。我請省總工會的主席彭光偉擔任副領班。他是地道的工人階級，身強力壯，最有資格。可惜他後來忽然被放了出去。聽說後來去了北京，派出國當大使去了。
省委書記裏隻有楊超出來參加勞動。他很積極，自成一個班子，把他們號子外麵的那塊垃圾成堆的荒地開了出來，種上蔬菜。他十分勤快，一放風就見他在他那塊地裏東看西看，一直在侍弄，捉蟲、淋水、上肥、整枝，興趣挺大。我和艾蕪等幾個人在挨著他的地上也種了蔬菜，我和他隔畦相望。有時他看我們種的冬瓜長勢好，就過來取經。我也過去看他種的番茄，長得很好。傍晚放風時，他常常在庭院邊坐著，看他的勞動成果，頗為滿意。我勞動完了，有時就走過去，在他那豆棚瓜架下休息，喝著茶，扇著扇子歇涼，於是就閑談起涼熱來。這個“涼熱”，自然是多義性的了。我們也談到誰遭了災，誰得了福。
我們往來了一段時間，不期而然地我想作一首詩送他。我作成了，是一首七律詩。可是當時沒有送成，後來他出來後，我去看望他時，寫成條幅送給了他。這首詩是這樣的：
淩煙書記種瓜來，
古廟拓荒兩鬢衰。
鬥室窮思揮汗雨，
空庭苦坐聽蚊雷。
豆棚搖扇評涼熱，
瓜架品茶說福災。
誰謗廉頗三遺矢，
看君重上指揮台。
這首詩裏說到“看君重上指揮台”，居然應驗了。楊超後來被“解放”後，派到省革委生產組去當副組長，又登上了全省工業的指揮台，又成了當權派，當然是不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了。不過也難說，因為後來我又在街上看到造反派貼的大字報，說“楊超這個走資派還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