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覺寺監獄裏，有兩個著名的女同誌，一個叫肖理，一個叫鄭瑛。她們兩個都是延安出來的老革命，都在省裏擔任著重要的領導工作，肖理是省輕工業廳的副廳長，鄭瑛是省婦聯主席。鄭瑛還曾經到中國科學分院來和我搭檔過，作黨委副書記。她們兩個自然都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派了。但是她們兩個還有不同尋常的身份，前者是西南局書記的夫人，後者是四川省委書記的夫人。所以在“文革”中，造反派都把她們說成是“第一夫人”。她們被抓到這個監獄裏來，據說和這個“第一夫人”的身份是有關的。
可能是這樣。在那“你走資來我走資，大家一齊來走資”，走資派滿天飛的時代裏，像她們那樣的走資派，實在夠不上列入像我們這些正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可之間的大案要案案犯的檔次裏來。她們應該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進入“走五七道路”的行列，到米易彎丘“五七幹校”去鍛煉。通過在那裏自我反省和互相幫助，特別是通過勞動改造，和省革委專門派到那裏去的改造專家們的批判改造，來他一個脫胎換骨，洗心革麵，把自己鍛煉得紅通通的了，便可以調回機關，去走社會主義道路了。她們兩位為什麽也弄到這裏來關起，當反革命來對待呢？這可能就和她們的夫君有關，也就是說和“第一夫人”的身份有關吧。
這兩位“夫人”，說句公道話，其實算不得是夫人，和那種入城後便什麽也不幹，或者掛名不做事，或者三天兩頭請病假，不去上班，在家裏養尊處優過好日子的真資格的“夫人”，完全不同。她們都是抗戰初就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入城以後擔負著一個方麵的領導工作，如果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她們是實打實地在走的同誌。我和她們過去比較熟，所以我可以證明。
這裏說的雖然是實情，可是她們到底被造反派、以致被“新生的紅色政權”當作兩個“第一夫人”，捉到這裏麵來關起。而且似乎把對於兩位“第一把手”的憤恨，都弄到她們的身上來發泄，對她們的態度特別惡劣。我想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現在在省革委會裏最“關火”（就是“權威”的意思），最有勢力的所謂“二挺”，就是因在宜賓地區自造的獨立王國裏作惡多端，被兩位“第一把手”打落下去的。他們對於兩位“第一把手”自然是恨之入骨，所以一當“文革”開始，他們就下結造反派，上連“中央文革”，平步青雲，坐上省革委的權力寶座，自然是要“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了。對於兩個“第一把手”，自然是要抓起來大批特批，大鬥特鬥，並且株連一大片當權派的了。但是中央卻忽然把兩個“第一把手”都弄到北京去監護起來，“二挺”想要在他們的身上發泄仇恨，辦不到了。於是順理成章地把兩位“第一夫人”抓起來，弄到這個監獄裏來細細地打磨，也就不足為怪了。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的，把她們兩個抓起來，要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劃清界限，揭發西南地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兩位“第一把手”的走資行徑和罪惡勾當，不是革命的需要嗎？但是據我所知，她們兩個，無論在外麵時，造反派怎麽用觸及靈魂、觸及皮肉、以致觸及筋骨，啟發她們的階級覺悟；無論抓到這裏麵來，對她們管理得如何苛嚴，責令她們老實交代她們丈夫和她們自己的罪行，她們似乎都無動於衷，一直不肯低頭認罪，不肯寫交代材料。於是軟硬兼施的辦法都使了出來。“二挺”是有名的報複能手，豈能叫她們好過？這一點她們是深知的。後來的事實也是我親眼得見的。
她們兩個的性格我知道是很不相同的。省委的“第一夫人”鄭瑛是一個倔強的人，不肯信邪，也許按現在的說法，可以叫作“女強人”。西南局的“第一夫人”肖理看起來卻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雖然大字報上說她在輕工廳裏稱王稱霸，在這個監獄裏卻是溫文爾雅，不大作聲，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一切都照監管人員的指示辦。她們兩個都常常被拉出去批鬥，把對她們夫君的憤怒都傾倒在她們的頭上，吃的苦頭不少。一個回來看上去憤憤不平，滿腔怒火的樣子；一個回來看上去卻是不動聲色，心安理得的樣子。
鄭瑛在監獄裏是有名的“女強人”，常常和管理人員對著幹，硬頂牛。於是多吃苦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沒有進這個監獄前，是被關在錦江賓館二樓。她被關在我的房間的斜對麵。那時不僅革委會的人常來找她的麻煩，有時造反派的人也來或就地審問，或拉她出去揪鬥。於是我就常常聽到這位“女強人”在和他們對抗，或者在吵，或者在喊。有時就聽到“低頭！”“站起來！”的訓斥聲，有時聽到“嘭嘭”的聲音，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她正在被觸及靈魂和觸及皮肉中。而且聽起來她不肯屈服，在進行抗辯，所以折磨的時間就比別的人久些。最使我驚心動魄的是有一回，我聽到改造者在她的房間裏折騰一陣後，忽然看到兩個大漢倒提起她的腳，“乒乒乓乓”地從我的門口拖了過去，她的頭拖在地上，我看到她披頭散發地一頭是血，令人膽戰心驚。開飯的時候，我問那送飯的服務員，他說，他們拉她出去批鬥，她就是不去，罰她的站，要她請罪，她還是不幹，於是被狠揍了一頓，強製倒拖出去上批判會去了。他最後似乎是欣賞地說：“這個女人，硬是強得可以。”
我們都被關到昭覺寺這個監獄來以後，她被關在另外一個小院，武鬥她的聲音我自然是聽不到了，可是有時開飯的時候，她到我們的小院來拿飯，倒開水，卻看到她不知是為了什麽，站在那裏被罰站。看她還是那樣昂頭不語，桀驁不馴的樣子。那看守的戰士叫她拿起飯走，她也不理，站在那裏，好像要等那個處罰她的改造者來，向他討個“說法”似的。我就知道她在這裏麵的日子大概也不好過，然而她還是頂著，不肯低頭。這真叫我肅然起敬，夠得上一個“女強人”的稱號。
肖理卻和鄭瑛不同。她在這個監獄裏表現出是一個比較柔順的女人。或者在監管的看守看來她是一個“弱者”，一個好對付的人。但是我知道她過去卻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隻是到了這裏矮簷下，才不得不低頭罷了。她對於一切都看得很淡，保持沉默寡言的樣子，其實她是在奉行“沉默是最大的抗議”這句格言。也許她才是真的“強人”。她明白在這裏麵是沒有什麽道理和是非可說的。而且她估計“二挺”絕不會讓她輕易過去，一切都隻有等著瞧了。她到這裏麵來和我住同一個小院，她的號子在我住的號子的背麵一排，斜靠著我的號子。
她本人其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問題，最多是隨大流走過資本主義道路罷了。但是她卻比關在這裏麵的別的走資派所受的“照顧”多得多，不僅總少不了有許多外麵來的造反派來監獄裏提審她，每一次提審實際上就是一次批鬥會，而且常常把她拉出去上這兒哪兒的批判鬥爭會，把對她丈夫的批判都堆到她的頭上來。而且上那種鬥爭會，實在不是文明社會裏所常見到的，她遭的罪比我們哪一個都要慘些。這是我跟她去作過一次陪鬥，而親眼得見的。
有一次，外麵來人拉她出去鬥爭，不知為什麽也通知了我去作陪鬥。拉我們的汽車還沒有來，我們兩個人坐在地壩邊石條上等。她向我打招呼，想和我說話。說實在的，過去我和她雖然有些往來，可是由於她的丈夫那樣無情地把我拋出來，毫無道理地點名批判，結果落個到這裏來坐牢的下場，我不想理會她。她卻偏要找我說話，她說：“今天輪到你來作陪鬥了。”
我說：“怎麽把我拉來做你的陪鬥？”
她冷冷地說：“我這也是代人受批，不是說你是他的‘車馬’嗎？怎麽沒有資格作陪鬥？”
我明白了，原來大家批她，實際上是批關在北京的西南局的第一把手的。我是他的部下，自然就沾上邊了。她好像已經習慣於這樣的批判會了，滿不在乎的樣子，寬慰我說：“出去經風雨，見世麵也好嘛。”接著她提醒我說：“你該穿得厚點才好。”
其實她不知道，我也算是一個挨鬥爭的老把式了，早有挨鬥的經驗。我出來時早已作了準備，把棉坎肩穿在襯衣裏麵，從外麵看不出來，而且我還有秘密的防身武器，在褲子裏綁上了護膝。因此我可以經得起下跪和武鬥。但是我不想告訴她。
過一會，車子來了，平常我們被拉出去，是坐的大汽車，省委書記楊超被拉出去也是坐的大汽車。今天來的卻是一部吉普車，對她可算是優待了。我們上車後，我自覺地坐在車子中間的地板上，把頭低下去，不得東張西望。肖理卻不學我的樣，而是坐在吉普車的坐板上，而且抬頭望著外麵。這對於她又算是特殊化了。車子還沒有開動，她用手拉我一把，指著她旁邊的坐板說：“坐起來。”我看一看押解我們的戰士，好像沒有不準的樣子，我就起來坐在她的旁邊了，而且也抬頭看車外的景象。這的確要舒服得多。
車子彎來拐去，不知道是開到什麽單位，我們對於這個毫無興趣。反正和過去上批鬥會的標準格式一樣，一下車就有幾個彪形大漢，把我們揪了起來，像提小雞一樣，一趟子提到大會場的台子上去，照規矩做成噴氣式模樣，然後在一片打倒口號聲之後，愛聽不聽地等到那千篇一律的又臭又長的批判稿念完了，再提回到車上去開回來，完成任務。隻是有點不同的，肖理不肯認罪，一要她交代她丈夫的罪行，她總說“不知道”，再說就是“你們去問他本人嘛。”這不是故意放刁嗎？於是憤怒的拳頭就雨點般地落到她的頭上了。她還是沉默著，忍受這一切。這大概已經成為她的家常便飯了。回來的路上，我看她好像沒有那回事似的，木然地望著外邊。
從那次以後，肖理在放風的時候，總想和我打招呼，或者無言地向我笑一笑。很顯然她想取得我的好感。有一次放風，肖理忽然走到我坐的台階邊來，和我坐在一起。說實在的，我對她沒有什麽好感，我不想多和她打照麵。現在她坐到我的身邊了，我不得不打招呼。說了幾句閑話後，她顯然是有意識地對我說：“我知道他做的有些事情，對不起你，希望你能諒解。那個時候他也是莫奈何，從北京宣布中宣部是閻王殿後，各地都拋出宣傳部長來，他不得不把你和李亞群拋出來呀。”
我當然知道她說的那個‘他’，指的是誰。但是我對於第一把手，不分青黃皂白地把我拋出來，宣布為反革命，在報上點名大肆批判，心中是有氣的。她現在來替她的丈夫表白，我聽不進去。我說：“你現在來說那些所謂‘莫奈何’的話，還有什麽意思呢？現在我們都被抓進來了，不都是一樣的命運嗎？”
她聽後默然。過一會她又說：“你的命運和我不同，你是出得去的，我是出不去的了。他們強迫我寫揭發他的材料，我一張也沒有寫。我隻希望你出去後，告訴他，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他的事。”
哦，我明白了，她今天特地來和我坐在一起放風，說閑話，原來她是有打算的，她想要我將來出去替她給她的丈夫傳話。
但是我自己的命運到底怎麽樣，我並不能自己掌握。劉結挺一回四川，發表的第一篇施政綱領式的大塊文章《打倒西南區最大的赫魯曉夫》上，就捎帶地點了我的名，把我算進他的反革命黑名單裏了。說我是走資派，這倒沒有什麽，反正大家都走資，按大家的規格檢討就是了。但是省革委裏我的專案組來追究我的是：我是不是四川叛徒集團的首腦，以及我是不是一個國際間諜的問題。這種誣陷是可大可小的，誰說得清？既無法去台灣查證，更無法到蘇聯和美國去外調，誰知道什麽時候才算有個頭呢？我什麽時候才能走出這個地獄呢？肖理自然不知道我的這些莫須有的問題。而且說實在的，就是我被放出去了，也沒有興趣替她去傳話。因此我隻用這樣的話來回答：“誰知道我兩個哪一個先出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還沒有起來呢，忽然聽到我的號子後邊一排號子外邊，有許多人在說話，就像是在肖理的號子門口。過一會，聲音更大，來的人更多。一會我從窗邊望出去，一個人用被單包著抬過去了。打早飯的時候，我便聽說：“肖理自殺了。”
我乍一聽說，很是驚異，但隨後一想，我才明白，她是早已蓄謀自殺的了。她前幾天在放風時來找我說話，其實就是她來向我作最後的交代，想要我替她出去給她的丈夫傳話，說她沒有揭發她丈夫的任何問題，她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他的事。現在想起來，她最後來給我替她丈夫作解釋，希望我能諒解，並要我替她出去傳話，都是出於她的一片好意，我卻一點也沒有理會。想起來我的心裏很不是滋味。
後來聽說，她的自殺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充分準備的。在這個監獄裏，最難的事恐怕就是自殺了。每時每刻不僅有看守的戰士一直在盯著你。吃飯和喝水的時候盯著你，放風的時候盯著你，勞動的時候盯著你，上廁所的時候盯著你，睡覺的時候更盯著你。號子裏的燈吊得老高，通夜照明，還要你的頭向著窗戶睡，便於他們觀察。還要你的兩隻手放在被上睡，怕你的手在被子裏搞什麽小動作。不準自己帶藥物進去，外麵也不準送藥進來，有病吃他們開的藥的時候，也要看著你當麵吞下去。把你的衣物中一切可以作為自殺工具的東西，都要沒收，一切布條布帶不能有，腰皮帶不能係，超過頸圍的鞋帶也不能有，刮胡子的刀片更是禁物，小釘、針頭、可以吞下去的金屬物件，都要沒收。可以說，要想在這裏麵自殺，真是難上加難。但是肖理還是克服一切困難，自殺成功了，真可說是費盡了心機。
聽說肖理有失眠症，她每天睡前都要服安眠藥。在這裏麵關起來的人不特年歲較大，本來多有失眠毛病，經過這樣那樣的折騰，又在高燈長明下，誰能安睡？很多的人差不多天天睡前都要求服安眠藥，這已經成為常規。肖理天天要求服用安眠藥，並沒有引起誰注意。不過有嚴格的規定，服用安眠藥，必須在監視下當麵看你吞服了才算數，一片也不準留下。你想服用安眠藥來自殺，是根本辦不到的。但是肖理正是用安眠藥自殺的，她哪來的足夠數量的安眠藥片呢？據說是她在服用安眠藥片時玩了花樣，她當著看守的麵把安眠藥片放進嘴裏，吞一口水，看來是吞下去了，其實她把藥片放在舌根下，根本沒有吞下去，等看守走後，她把安眠藥吐出，積攢起來，達到足夠自殺的片數，然後一次吞下去，便達到自殺的目的了。一個人在這裏麵想自殺，要經過如此複雜和詭秘的過程，要每天當著看守的麵，用巧妙的辦法積攢安眠藥片，不動聲色，堅持二三十天，可見她真是用心良苦，也可見她的決心是多麽大了。
後來又有人說，肖理不是吃安眠藥死的，是她把她的一條布床單偷偷撕成小條，連接成布繩，在木床架上吊死的。到底是怎麽自殺的，大家實在沒有興趣去深究，反正肖理是已經自殺死了。除開這兩種辦法，在這裏麵恐怕是再也沒有可以采取的自殺辦法了。
肖理自殺了，在我們這些走資派裏，好像並沒有引起多大震動。在沒有進這個監獄前，在外麵聽說這個走資派被打死了，那個走資派被迫上吊了，還有本來有病被折騰而死的，還有不願受辱受苦吞了安眠藥片安樂而死的，還有的人從錦江賓館九層樓上跳樓壯烈而死的，真是見多不驚了。然而肖理自殺的事，卻驚動了監獄的管理當局，他們除開遵照省革委的指示，當眾宣布肖理畏罪自殺，成為不恥於人類的可恥的叛徒外，便是實行大清查，把我們每一間號子都翻他個底朝天，把一切認為可以作為自殺工具的東西都沒收了。放風和勞動也看得緊一些了。這麽鬧騰了幾天，監獄重新歸於平靜。
但是我的心裏卻久久不能平靜。我老在想肖理自殺的事。我想她是在自己感到自殺有把握了，才來找我說話，傳達她的遺囑的。來找我談話的前一些日子，她在放風時總想接近我，向我微笑，對我表示好感，我跟她出去陪鬥時，她那麽表示關懷，恐怕都不是無所謂的吧。可惜我竟然一點也沒有察覺，而且沒有答應替她傳話，她在死前恐怕是抱憾終天的吧？我一想到這裏，真是失悔之至。我好糊塗，竟然忘記了“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這句古話。
直到後來我出獄後，我的心裏總想著肖理的自殺，記掛著她最後囑托我向她的丈夫傳話的事，我總感到良心的不安。過去我在挨她的丈夫、我們的第一把手的整治時，立下了誓願，將來我要是平反了，他如果不向我表示道歉，我決不再去看他，無論他作了多大的官。後來他果然被解放後，做了大的京官。許多老部下都去看望過他，我到了北京，就是不去看他。連我當了全國人民代表，到北京開會，每次他都要到四川代表團來看望大家，每次我都借故上街去了，不想見他。曾經被他在四川整過、後來在紡織部任副部長的劉瞻告訴我說，他曾見到過我們第一把手，他對劉瞻表示了道歉之意，並且托劉瞻轉告在中紀委工作的張黎群表示歉意，可是就是沒有我。甚至他後來到四川來，還在南充說過地下黨的一些壞話，我更不想見他。連鄧小平同誌來成都，接見大家，一塊照相時，他也來了，我避開了他，坐得遠遠的，不和他打招呼。
但是我一想起肖理的自殺和她對我的囑托，我在良心上又受著折磨，總覺得對不起肖理。後來有一次我們到金牛賓館去看戲，進了小禮堂，才知道第一把手又到成都來了，就住在金牛賓館，今晚上也來看戲。他坐在前排沙發裏，我坐在後排椅子上。過了一會，忽然，我仿佛聽到肖理給我說話的聲音，我經受不住良心對我的譴責，不知怎麽地，我站了起來，徑直走到前邊，坐在第一把手後邊的椅子上，他見是我，向我打了招呼。我來不及向他打招呼，匆匆地對他說：“我和肖理關在一個監獄裏，她自殺了。她自殺前對我說，要我出來告訴你，她沒有寫一份揭發材料，沒有做一件對不起你的事。”
我親眼看到，他的眼圈登時紅了，用手絹在擦淚。不斷地在“唔唔”地哼，我知道他很傷心。我沒有告辭一聲，便走到後邊坐下了。
我完成了我應該完成的任務，心裏馬上感到平靜了。奇怪，我忽然在心裏產生一種快感，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你也有今天呀。你的愛人在‘文革’中自殺了，你很傷心。你哪裏知道我在‘文革’初挨你的整時，我的愛人也被折騰死了，我很傷心。”
但是隻有一會的快感，幸災樂禍的心理馬上消失了。我自己責備自己，我這個人怎麽有這麽壞的心理，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不覺得可恥嗎？其實我們不都是一樣地受“文革”之害嗎？他的痛苦落淚，反倒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光彩的烙印，給了我痛苦。
作為弱者的肖理自殺了，作為強人的鄭瑛後來被放出來了。我一直在想，鄭瑛臨大難而不屈，不害怕被整死，敢於對著幹，骨頭很硬，誠然是強者。肖理自殺了，沒有等到平反，難道就是弱者嗎？她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在壓力麵前便打胡亂說，不惜昧著良心去揭發自己的同事、朋友，以致親人。有的甚至順杆溜，為了自己脫禍，為了成為新貴，不惜去告密，打小報告，坑害別人。她沒有屈服，甚至不惜以死相抗爭，她不也是一個強者甚至是最強者嗎？
我很想歌頌這樣的強者，在那監獄裏的時候就想寫詩來歌頌在那種時代不可多得的硬骨頭。然而不知怎的，我竟然沒有寫出來，而且現在也還寫不出來，實在抱憾。現在我把她們在監獄裏我知道的事寫出來，也算是一種彌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