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出號子去打飯，一個管理人員來對我說：“今天下午有人來看你，到時候我來叫你出去。”

我聽了莫名其妙。往常有外調的人進來找我外調，都是臨時由看守打開囚室，帶我到一間辦公室去，和外調的人見麵。或者是提出去上批判會，也是先通知我一下，到時候叫我出去上車出發。今天卻是早上就通知我，說下午有人來看我，又不說是什麽人，這就有點怪了。那個時候，關在這裏麵的人，已經陰一個陽一個被放了出去，大概是在這裏關了幾個寒暑，問題已經搞清楚，於是放了出去。放出去的人，聽說許多都調到省革委下這個組那個辦裏工作去了，而且不管是第五第六副組長，或是第七第八副主任，總是又去當權，而且是實際當權。名字擺在他們前麵的組長副組長，主任副主任，不是造反派的頭頭，就是部隊來“支左”的。他們對於地方黨政部門的工作怎麽個抓法，其實是一抹黑，特別是有關國計民生的部門，抓不好就連飯也吃不上。所以又把打倒了的關在監獄裏的走資派放一些出來，已經下野、在家賦閑當逍遙派的請一些出山來，重登寶座。雖然不是官複原職，卻是仍舊當實權。自然他們都是不敢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了。我們昭覺寺監獄這裏，可以說是一個人才庫，用這些走資派組織一個省的班子也夠了。所以近來東一個西一個放出去，聽說又上崗了。放出去前，照例省革委要來人談話。

現在忽然通知我，說下午有人來看我，莫非是我的案子終於了結，要放我出去了？我心裏揣摸著，出去以後，資本主義道路我是不敢走了，就是社會主義道路我也不想走了，還是逍遙一陣子再說吧。

下午我被叫了出去，走進一個會客室，抬眼一看，原來是我的女兒看我來了。一見了她，不知是悲從中來，還是喜從中來，我不禁潸然淚下。女兒卻並不怎麽樣，一派喜色。過去每逢星期六下午，關在這裏的走資派，都懷著滿心喜悅，等待接受自己的家人子女送東西進來。但是不準和家人見麵，送的東西都經過檢查，連問好的紙條子也是不準夾帶的。我也每星期六下午收到家人送來的東西，無非是些衣物和吃食。但是是誰送來的，我不知道，想必大半是我的女兒送來的吧。今天她不是送東西進來，而是看我來了，這是誰批準的呢？為什麽會讓她進來？這裏麵會不會有什麽陰謀？我什麽話也沒有說，實在也是說不出來，故意冷冷地問她：“你怎麽能進來看我呢？”

她說：“我是經過省革委批準，才進來的。”

我問：“為什麽？”

她說：“我們同學都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就要下鄉去插隊落戶去了。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隨大家下鄉去落戶。我向省革委再三申請，才批準我走以前來看望你。”

什麽“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什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一概不懂。還是我的女兒給我作了解釋，我才明白了。原來是這些學生娃娃，在毛主席的號召下起來造走資派的反，憑這些“天兵天將”，奮起孫猴金箍棒，把走資派的舊政權砸爛，迎來了“新生紅色政權”。現在省革委既然建立，造反派的頭頭們已經在各級革委安排了座次，其餘大量的紅衛兵已經派不上什麽用場了。學校停辦了，成千成萬的學生，整天留在城裏遊逛，難免惹是生非，這對於紅色政權是不利的。於是毛主席發出最高指示說：“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既然偉大領袖說很有必要，大家豈有不響應的？於是全國成百萬成千萬的學生娃娃，背起背卷，上山下鄉去了。

據女兒說，我們這些是不是反革命還沒有定性的走資派的子女，表現好的，被稱之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女兒因為在學校第一批報名下鄉，表示願意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算是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於是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讓她隨學校的同學一起下去插隊，接受教育，在勞動中改造。她也因此得到省革委的恩準，下鄉前到監獄裏來看望爸爸。

我問她：“你們到哪裏去插隊？是不是要去落戶？”

女兒說：“我們是到西昌地區靠近雲南省的寧南縣插隊。大家都表了決心，要在那裏落戶，幹一輩子革命。”

我問：“你和哪些人一起去？有女娃娃嗎？”

她說：“有好多個女的。”於是她說了一些名字，原來基本上都是一些走資派女兒，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女兒說的那些地區，我解放前走過，都是最偏僻的荒涼之地，十分落後。而且那些地方聽說有可怕的瘴氣，也是更可怕的麻風病的滋生之地。怎麽把這些才十幾歲的娃娃送到那種地方去呢？特別是把一些十幾歲的女娃娃送到那裏去？到那種窮鄉僻壤，她們怎麽過日子？在鄉下中了瘴氣怎麽辦？遇到壞人怎麽辦？要是惹上麻風病，這可怎麽得了？

這是後來才聽說的，這些走資派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有意放到那些最艱苦的地方去的，那意思當然是說，這樣才利於改造他們。即使這是省革委劉、張兩口子決定的，我也不敢說他們兩個是出於對老幹部的仇恨。我隻能這麽想，既然是省革委領導的英明決策，我隻有擁護的份兒了。

但是我當時真有說不出的苦。我的女兒，是她的“文革”初死去的媽媽臨終托付給我的，她要是下去有個三長兩短，我何以對她媽媽的在天之靈？我很想告訴女兒，到那種地方不是好事。可是在監管幹部在一旁陪聽的情況下，我不能說。不但不能說，還要說許多擁護最高領袖叫她們下鄉去接受再教育的英明指示，以及省革委把她們送到最艱苦地方去鍛煉的正確決定的話，而且我可以很容易地從《語錄》中找到“越是艱苦的地方越是要去”以及“經風雨，見世麵”這樣的詞條來加以闡說。在座的監管幹部聽了當然滿意，可是我看我的女兒也聽進去了，卻感到擔心。

會見的時限快到了，女兒起身告辭時，向我透露，她的一個朋友的爸爸在省革委工作，告訴她說，我的問題快要解決了。監管幹部馬上製止說：“在這裏是不許談這樣的問題的。”我沒有說什麽，冷冷地說幾句要女兒一路保重的話，便到號子裏去，然而我的心不覺熱了起來，我真的會快要“解放”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