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年來，我一直以為我的祖父是烈士。
1959 年，我的祖父在當時的陝西省安康縣離世，就葬於安康烈士陵園。
八年後的1968年12 月25 日，我在離祖父五千多公裏外的新疆的一個偏遠小縣城出生。從牙牙學語、蹣跚學步，到讀書寫字、閱讀曆史，我一直生活在這個遙遠的地方。
又過了約八年，可能是1975 年，也許早一年，或者遲一些日子，我知道了祖父的名字，也知道了祖父是安葬在老家的烈士陵園的。我因此想當然地認為祖父是一名烈士。不是烈士，怎麽會安葬在烈士陵園呢？烈士總是神聖的，特別是在那個崇拜英雄的年代裏，我也就多了點神聖感、自豪感……童年時代，總認為烈士就是那些端著槍衝鋒陷陣、炸坦克、炸碉堡時犧牲的戰鬥英雄。那時對於烈士的理解很單純：除了高大，還是高大；除了崇拜，也還是崇拜。
我一天天長大並上學、讀書，讀書會讓人知道很多事情，讓人學會思考。大約又過了八年吧，我開始有一點納悶，1949 年新中國就成立了，1959 年陝南安康怎麽可能還打仗呢？那個年代雖然也有硝煙，可隻是在邊境地區啊。父親是參加了西藏平叛後隨部隊來到新疆的，那麽祖父是不可能參加這場戰爭的。想必那個時候祖父已是耄耋老翁，縱然鶴發童顏、老當益壯，也不會參加這場殘酷的戰爭的。
祖父怎麽會是烈士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我，像是一個難解的謎。
少年時代，我很愛讀書，知道世界上有很多難解之謎：埃及金字塔之謎、百慕大三角之謎、秘魯納斯卡巨圖之謎……這些謎既然科學家都無法解開，我也真沒有認真思考過。唯獨對於祖父為什麽是烈士這個問題，從我會思考開始，就一直不停地思考，有一種尋找答案的衝動……很長一段時間後，我讀了一本書，書上講到一位因公殉職的幹部被追認為烈士，而這位幹部是下鄉檢查工作時因車禍而犧牲的。這樣，我似乎有些釋然了，或許祖父也是因公殉職的吧？
然而，又過了很長的時間，我偶然聽到父親和別人談及祖父，說祖父是病故的。病故怎麽會是烈士？我又陷入了一種迷惘。不過，聽到了關於祖父的更多事，父親說祖父病重的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當時的縣委要他到西安治病，但他不願意給國家增加負擔，婉言拒絕了。父親說到祖父，敬佩之情溢於言表，那種表情我至今不能忘記。
又一個八年過去了，我不僅回到了老家，而且求學於安康財校。學校的後麵就是烈士陵園，祖父的墳墓近在咫尺，雖然在綠樹翠竹間，雖然也在陵園之內，但墳已垮了半截，碑也有大半深陷於亂石廢磚之中，雜草叢生，無限淒涼……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相鄰不遠的墳墓，高大的紀念碑，擺滿了鮮花。努力辨認那些殘缺不全的碑文，我勉強從祖父的墓碑上讀到：
張國正字仲儒生於1910 年9 月1 日紫陽縣工商聯幹部1959年病故……
其餘的字全部埋進了土裏……我又一次陷入了迷惘……二
說祖父不是烈士的是我大伯父，這是2009年的事。這個時候祖父離世已整五十年了；我已四十多歲了；這個時候祖父已經在烈士陵園裏住了半個世紀，在我心中享受烈士的待遇也有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多年來，我已從懵懂少年到了不惑之年，有了較為穩定的事業。在這個年齡段，可能會因為祖父是烈士而格外激動，卻不會因為祖父不是烈士而沮喪。
之所以問及祖父的情況，是因為我的父親和叔父在這之前已相繼離世，我準備寫一部家譜，記錄一下家族的曆史。祖父是必須要寫的，而我對祖父的生平知之甚少。除知道他的墓在安康烈士陵園、他是縣工商聯幹部、姓名年齡外，其餘什麽都不知道。沒有事跡，寫出來的傳記就會顯得蒼白，就會空洞無物。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我因為研究地方史出了名，成為遠近聞名的地方史專家。一個地方史專家學者居然不了解自己的家族史，這是一件多麽不可思議的事。
伯父住在另一個縣，我打電話給他說了我想寫家譜的想法，他非常高興，主動告訴我一些家族史，自然也說到了祖父。我問他祖父的烈士是怎麽得來的，他十分肯定地說祖父不是烈士，隻不過埋在烈士陵園裏。然後，他告訴了我一些祖父的事情。他的講述，竟然讓我大吃一驚。祖父原是國民黨黨員，還是國民黨一個區分部主任、保安隊副隊長，這當然是新中國成立前的事了。我問他：“那我的祖父又怎麽成了共產黨的幹部？”伯父告訴我，這是由於他是開明人士的緣故。
伯父年事已高，電話不宜打得太久。關於祖父的事，也就隻了解到這一點，但這一點已足夠顛覆我對祖父的認識。原來祖父根本不是烈士，甚至連中共黨員也不是。不過，他竟然在烈士陵園裏住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這真是一個奇跡！
伯父說祖父不是烈士，我並沒有多少遺憾。不是就不是吧，不是總不能硬說成是吧。知道祖父是國民黨黨員，是保安隊副隊長，是鄉紳，是開明人士，我又多了一絲驚奇，也就多了些探究祖父人生曆程的衝動。於是，我開始采訪一些與祖父同時代的人。可是，祖父畢竟離我的生活十分遙遠，許多八九十歲的人早已不記得有張國正這樣一個人了。
我費了半年的時間，才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銀行職員，他家和我家是親戚，我應該叫他表叔。他告訴我20 世紀50 年代時，他經常和我祖父一起參加一些活動，主要是工商界的活動。他記憶裏，我的祖父十分開朗，很容易與人相處。其他的，他也記不得多少了，畢竟也是九十多歲的人了，能告訴我這些，我已是十分感激了。
另一位也是我家的親戚，是很抵手的親戚，我叫他姑爺爺。他是我父親的姑父、祖父的堂妹夫。我這位姑爺爺是個很有名的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公安戰士，破案能手，我就是在采訪他的事跡時問及我的祖父。他告訴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曾經帶隊包圍了我祖父的住所，抄了我祖父的家。隻因當時有人舉報祖父藏有槍支彈藥，有對抗新政府武裝暴動的圖謀，最後因查無實據不了了之。姑爺爺在講述這件事的時候，有些閃爍其詞，總之，不願深說。這讓我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間。
祖父的形象開始在我的腦海裏豐富起來了。
三
伯父跟我說家族曆史的時候，實際上有太多的避諱。我們在本地是一個較大家族，而自曾祖父開始我們這一房就人丁單薄。祖父是獨生子，父親同輩是三個兄弟一個妹妹。然而，除了我有殘疾的姑姑外，伯父這一代還是比較榮耀的。祖父的三個兒子，伯父、父親和叔父都是領導幹部，十分受人尊重。我理解伯父，他作為我們這一房的唯一還健在的長者，也是一名共產黨員退休幹部，他認為家族中一些事是不宜宣揚的。比如，對於祖母，他是絕口不提的。後來，我問他：“我的祖母是不是很厲害？”他沉默。我又問他：“我聽說曾祖父是被祖母逼死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他才被動地說：“這是真的。但你不要寫入家譜。”我立刻沉默了。對於年過八旬的伯父，我不忍心頂撞他，隻是我認為，家譜是一種曆史，曆史是要尊重事實的。其實，祖母也好，祖父也好，即使是曾祖、高祖，他們在漫長的人生中，所做過的事也並不一定都光彩，甚至可能還會有罪過。那些光彩的、榮耀的事固然可以化為子孫後代生命之穹的點點星光，照亮我們這群後輩子孫日益幹枯的靈魂；那些並不光彩的事，甚至罪過也足可以讓後世子孫有所警惕，避免走上與他們相同的人生軌跡。
聽一些年長的親戚說起祖父，總是誇獎他是一個孝順的人。至於祖母，他們很少提及。偶然有人說起，也隻是說祖母非常能幹，揀茶時手腳飛快，一個頂倆。當然有時也會眉飛色舞地講起她的厲害：整個一條街沒人敢惹。可就是對曾祖父自殺一事，他們絕口不提。我心裏明白，他們不提是不願意傷害我。我之所以知道這件事，是有一次他們認為我喝醉了、睡著了，借著酒意回憶過去發生在漢江邊上的一些事，當然，也包括曾祖父自殺這件事。他們把責任歸於貧窮，因為窮，祖母嘮叨得多，曾祖父受不了刺激；他們也把責任歸於曾祖父的要強，老了，不能做事了，也不願意受白眼，所以選擇了有尊嚴地死去，而不是沒有尊嚴地活著。我曾試圖還原這件家族中不光彩，甚至罪過的事件。那個時期，應該是新中國才成立，祖父作為偽政府人員自然失業了，沒有穩定收入，成為無業遊民。不是祖父不努力，隻是社會變革的衝擊波總會傷到一些人。這個時候，家裏有七八口人，生活的來源隻有祖母揀茶的微薄收入。我聽伯父和父親說過，這個時候他們隻有十來歲，為了生活隻有撿罷炭（別人燒過沒有燒盡的炭），做零工補貼家用。過慣了小康生活的祖母當然會受不了，變得暴躁，變得不可理喻。也許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祖父曾是國民政府的人，一下子變成了社會閑雜人員，變成了另類分子，街坊鄰居們自然也會給他們白眼等。這種尊嚴的傷害也是巨大的，可能更有殺傷力，使祖母本來暴躁的脾氣變本加厲，哪裏還會在意家中老小的感受。
我對於曾祖父更是知之甚少，隻是在很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我一個人在家“騎”在火爐上烤火，父親回家時撞見說：“真是有祖傳，和你曾祖一樣，怎麽喜歡‘騎’在爐子上烤火？”僅僅這一句話，就是我對曾祖父全部的了解。這以後，我眼前常常浮現出一個老者，衣衫單薄，在冬天冷得渾身發抖，為了找到溫暖，“騎”在火爐上烤火的情景。和我“騎”在火爐上不一樣，我是自找苦吃，要風度不要溫度，大冬天不穿棉衣。而曾祖父呢？或者沒有棉衣，或者棉衣穿了幾十年，已完全不保暖了。曾祖父就這樣獨占火爐，自然容易惹惱祖母，以她的性格，冷嘲熱諷是家常便飯，而我可憐的曾祖父辛勞一生，自然受不了這樣的軟家暴，他選擇了自殺。對於曾祖父的自殺，家族和街坊們當然會責怪祖母，然而又沒有人能說清楚曾祖父究竟為何事自殺？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也沒有片紙遺書。至於像祖母那樣冷嘲熱諷，甚至辱罵式的家暴，在當時早已是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的事。
我的祖母還有另一麵：她是街道上的積極分子，她參加識字班學習，熱心居委會開會、參加一切的群眾活動。我想她是努力在新的社會裏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受人尊敬的生活。總之，曾祖父的自殺不了了之。清官難斷家務事，家族也好，居委會也罷，都沒有辦法將責任歸於某個人、某件事上，當然就隻能不了了之了。
幾十年後，我試圖從社會文化和人性深處探尋出曾祖父自殺的根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伯父身上，希望他能給出一個更接近真相的答案，然而伯父卻得了阿爾茨海默病，見到我也認不出來了。他自然無法給我一丁點兒的提示。後來，他也離開了這個世界，絕了我追根溯源的念頭。
伯父去世時，我們所有侄子輩的都到齊了。堂兄在伯父的遺物中找出了祖父與祖母的合影。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祖父母。我們看著這張合影，聊起了家族的往事。我第一次將我知道的曾祖父的死因告訴了他們，十位兄弟姐妹全都沉默了。他們大多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意外、震驚，或者五味雜陳吧。良久，老三說：“我一看祖母的像，就知道她很惡造……”沒有人迎合這句話，也沒有人再說什麽。當然，大家似乎對祖母都持有相同的看法。後人對於前人的事，總是很容易下結論的。往事過去六十多年了，又有誰會了解當時的情景？對於遙遠的事，究竟因為有了距離才容易看得清楚，還是因為有了距離就更看不清楚？這又有誰能夠說得清楚呢。
我想在當時，最難受的是我的祖父。社會巨變，個人沉浮，生活困難，家中又遭遇巨變，這是怎樣的一種人生挫折？
四
這個時候，我已不再認為祖父是烈士。或者是曆史的誤會，將他安葬在烈士陵園了？也是在這個時候，我對祖父有了一種神秘感：新中國成立以後，雖經曆了這樣或那樣的運動，也沒聽說祖父遭遇過什麽衝擊。我是個搞地方史研究的人，我知道，那些和祖父同時代的保甲長、保安隊長們，或者被槍斃，或者被判刑，能夠安度晚年的人確實不多。
我決心去查閱祖父的檔案，檔案記錄的不會是一個人的某一件事、某一段經曆，不會是一個零散的介紹，而是一個人的全部。查檔案這件事看起來簡單，其實非常複雜，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查了半天，閱讀了20世紀50年代縣工商聯的所有檔案，隻找到一份幹部花名冊上有祖父的名字。張國正，這三個字孤零零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沒有照片、沒有介紹，更沒有講事跡，就隻是一張也許是打考勤用的花名冊。半天的工夫，隻有一個結論，就是祖父確實在工商聯工作過，其他什麽發現也沒有。而這一點早已記錄在祖父的墓碑上了，無須再做任何考證。
奇怪的是查過祖父檔案不久，我就和檔案結下了不解之緣。兩個月後，我被推薦到縣檔案局從事檔案編研工作，而且一幹就是三年。三年時間裏，我也多次查過工商聯的檔案，還寫出了縣工商聯的曆史演變、早期活動等文章，可以說碩果累累。說實話，我並沒有編研工商聯檔案的任務，這些編寫都是我主動的，都是查找祖父檔案的副產品。我不知道是否冥冥中有一種天意，是否祖父在另一個世界裏指點著我？是否我必須把工商聯的曆史全部寫出來後，祖父的檔案才可能闖入我的視野？
然而，祖父的檔案我終究還是沒有查到。
後來我去了縣政協工作，在政協工作一年之後，有一次幫助一位老同誌查找《紫陽縣政協誌》需要的檔案資料，再次到了檔案局，也就是在這次，我無意間翻閱了一個卷宗，名稱是“統戰對象個人檔案”，一人一檔，厚厚的一大卷。我抱著這卷檔案的時候，突然心中一動，感覺祖父的檔案也該在這裏。放到桌上翻閱的時候，我的心有一絲顫抖，手也抖個不停。隻翻過兩個檔案，祖父的名字就躍入我的眼簾，那一刻，熱血上湧，我有些眩暈，心似乎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提到了嗓子眼。
在檔案局我待了三年。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我埋首於檔案堆，孤燈伴黃卷，耗費無數時間，查找都毫無頭緒，離開了檔案局，又怎麽會查到？可以說，在離開檔案局的時候，對於查找祖父的檔案之事我已經失望甚至絕望了。然而世間事就是這樣的奇特，當你充滿希望的時候，總是會失望；當你失望、絕望的時候，願望卻變成了現實。仿佛一切都是天意。那一刻，我突然產生了一種神秘的想法：是不是祖父也不甘寂寞？是否他老人家也想從檔案堆裏走出來？
五
檔案裏有幹部履曆表，還有一份很長的自傳。說是自傳，是因為題目就“自傳”兩個字；可內容咋看咋像一份交代材料或者檢討書之類的東西。對比其他人的檔案，從不同的字跡可以斷定，這就是祖父自己填寫的履曆表、親筆寫的自傳，最後還有組織給下的結論。祖父的字寫得非常漂亮，那些用毛筆寫出的小楷，雖然在陰暗的檔案櫃裏沉睡了半個多世紀，映入眼簾依然精神飽滿，亭亭玉立。祖父是文化人，這一點我從前也聽說過。每當我有文章發表在報刊上，總會有親戚族人感歎地說：你們這一房出文人啊！他們會說起祖父在民國時的縣政府裏就是書案，就是搞文字的人。幹部履曆表上，祖父的文化程度是私塾九年。私塾九年，算什麽樣的文憑呢？可能與現在的初中差不多吧。不過，那些柳骨顏風的字跡，即使現在的大學畢業生也是寫不出來啊。
翻開檔案，祖父似乎真正從裏麵站起來了。我完完整整地看到了祖父一生的輪廓，比聽說的、傳說的要真實得多，全麵得多，也清楚得多。檔案裏清楚地記錄了他的履曆：1928年2 月至1929年2月紫陽縣偽政府第一科學徒1929年3 月至1933年紫陽縣偽政府總務科雇員1933年3 月至1938年仝上事務員
1939年元月至1939 年2 月紫陽縣偽政府兵役科書記1939年3 月紫陽縣偽保訓班事務
1939年4 月至1949年9月洞汝鄉偽鄉公所幹事1951年洞河工商聯（民船小組） 文書1952年至1957年洞河（瓦房） 鎮工商分會文書從中可以看出，這張履曆表是1957 年填寫的，大約那時有一次較為嚴格的審查。這一點從表格最下麵的組織鑒定可以看出來。
六
在祖父的幹部履曆表上，我驚訝地發現竟然有一項要求填報財產的欄目——沒想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有了幹部申報財產的製度！祖父在這一欄裏填寫的是：有私房兩間，位於下河街施家溝口。這兩間房子我記得——我十二歲回到老家時，就在這裏吃過飯，卻沒有在這兒住，因為實在住不下——當然，這兩間房子的進深很長，隔開了多個小房間，雖然住不下全家人，但十來口人吃飯還是擠得下。房子麵朝漢江，背靠山腰，臨街而建，是陝南典型的石板房：四麵為土牆，頂子用石板蓋成，大小不一的石板像魚鱗一樣一片壓住一片，密密麻麻，通風卻不漏雨。整個房子低矮、潮濕，牆皮脫落，牆麵凹凸不平早已破敗不堪。如果以現在的條件來審視祖父的財產，沒人能相信這是一位舊社會的保安隊長，新社會的工商聯幹部、開明人士所擁有的房產。但是，曾祖父母、祖父母，伯父、父親、叔父、姑姑，堂兄弟們都曾蝸居在這裏。這裏是家族棲息之地、繁衍之所。如今，因為漢江上遊修水電站，這兩間房子早已淹沒在庫區的碧波之中，隻有兒時的記憶留在我的心中。
即使這樣貧窮，祖父在“自傳”中仍喋喋不休地檢討自己：“我任偽幹事十年當中，每月工資苞穀五鬥四升，而且給人做報告，保，結狀，每張苞穀一鬥至三鬥，或者食鹽十斤至二三十斤不等……”祖父“剝削人民”，竟然就是給人民寫訴狀等文書，伸手要了報酬！而他的報酬竟然是“一鬥或三鬥苞穀”或“食鹽十斤至二三十斤不等”！
祖父在“自傳”中還交代了自己曾危害人民的另一大“罪狀”：“販大煙七次”；後“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被“寬大”處理：“任工商聯文書”。我是搞文史研究的，我知道1950 年秋天，陝南行政公署發現陝南各地群眾種植鴉片增多，不僅高山深林處隨處可見，甚至一些集鎮附近也有發現。雖然當時頒布了禁煙令，但還缺乏群眾工作基礎。在這種背景下，陝南人民行政公署發布緊急指示，要求各級黨委迅速動員群眾，鏟除煙苗。而對於祖父這樣的煙販子，陝南行政公署《關於禁煙禁毒的緊急指示》要求：對民間散存的鴉片（鴉片煙子），號召群眾主動向政府交出，不加追究。對於家境貧寒，交出毒品後其生活十分困難者，一方麵發動群眾互助互借，另一方麵由政府給予適當救濟。
根據祖父的交代，他販賣鴉片是在陝南行政公署頒布命令前，是新舊政權更替中，也是最動**的時期。我不知道祖父受到過懲處沒有，但祖父在“自傳”裏老實的交代、誠心誠意的認罪，我卻能夠感覺出來。我不會因為祖父曾經販賣鴉片而對他持有成見，因為任何人都走不出曆史，也走不出自己的出身。我為祖父“自傳”中文字的真誠而感動——知錯改之，善莫大焉。當然，我更為當時的新政權能夠包容一個有“曆史問題”的人而感動。
七
正當我埋頭在檔案館裏，一個人靜悄悄地沉浸在祖父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中時，社會上發生了一件事、一件鬧得沸沸揚揚的事——這件事不僅驚動了新聞媒體，驚動了省、市紀委，還和已經去世五十多年的祖父扯上了關係：有群眾舉報某官員在烈士陵園裏修建超級豪華墳墓，侵占烈士陵園……相關單位解釋道：烈士陵園原本是當地群眾的老墳山，從20 世紀50 年代開始，才陸續遷入一些烈士的遺骸。而由於曆史原因，該陵園並非單一性質的烈士陵園：其中的烈士墓區、公墓區和老墳區，並未進行嚴格的區域劃分。這樣的辯解，當然蒼白無力。“烈士陵園現官員豪華墓”一事經媒體傳播，輿論嘩然，有關部門開始追責並進行整改。一垛高牆區分了墓主身份——我祖父的墳理所當然地被劃出了烈士的行列，自此他也回歸了一個普通百姓的本來麵目！
我想祖父真正可以安息了，他一生的努力不外乎為了立身，為了生存，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艱難地堆積著他的生命……無論是不是烈士，對於我和我的家人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回了一個真實的祖父。
後來我再去給祖父上墳，不用再進出烈士陵園那莊嚴肅穆的大門了，我也用不著再去想祖父是否烈士了……每年我都會從曲曲折折的小路繞過烈士陵園，坦然地去給祖父上香、燒紙，寄托自己對親人的哀思！
站在祖父的墳前，望著這座曆經半個多世紀的老墳，雖然蔓草叢生，爬滿墳頭，且一年又一年，從新綠到枯黃，輪回著覆蓋一切；然而我突然感覺生與死近在咫尺，曆史仿佛也伸手可及：從檔案裏走出的祖父清晰起來，祖父，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無比鮮活逝去的親人。
其實，人總是會被自己所處的時代的潮流推動著前行，即使過世了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