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徐新人先生的文集《我在漢江當纖夫》就要完成校對了，看到目錄裏那一篇篇熟悉的文章，我感慨萬千。我是老師的鐵杆粉絲，近年來老師的一些作品，無論是他寫在QQ 空間裏的，還是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我都一一認真閱讀過，很多文章不止讀了一遍，還寫了筆記。可是，真正坐下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又難以下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徐新人老師一生從事教育工作，2014 年退休。他是退休以後開始文學創作的。他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頗不以為然，認為一個人教了一輩子書，當了多年安康中學校長，教書時大多教的是理科，當校長是搞教育管理，恐怕理科思維、管理思維成了他的思維慣性，如今從事形象思維的創作恐怕有些困難。再說，他吹拉彈唱樣樣精通，興趣愛好眾多，唱紫陽民歌並不輸於專業歌手，無論幹什麽都可以豐富退休生活，何必吃寫作的苦？！文學是以苦為樂、苦中作樂的事。辛苦一輩子了，應該找些輕鬆愉快的事做，唱唱歌、跳跳舞、遛遛鳥、旅旅遊，似乎才對得住他辛勞的一生。

然而，他本人似乎並不感覺寫作是多麽辛苦的事情，寫起來也絲毫不吃力，一篇接著一篇寫，高產而且一寫不可停止。比如他為我的散文集《歲月的回聲》作序，我本來是給他留了一個多月時間，結果不到兩天他就寫好而且修改完善，幾乎是一氣嗬成、倚馬可待。《序》寫得非常精彩，在網上火了一把。幾年過後，有人向我求書，還說一定要那本徐新人作序的書。可見他的文字之魅力了。

徐老師雖然是理科出身，但他青少年時代是喜歡文科的；即使當校長時政務繁忙，他也經常抽時間讀文學作品，甚至熬更守夜讀小說。大量的閱讀，造就了他詞匯的豐富和表達準確的能力。他曾謙虛地說：“我的文章沒有什麽文采。”實際上他的文章自有文采，流露的感情非常自然。他在《黨日活動去芭蕉口》一文裏寫道：“誰想曆史名校卻掩藏在大鍾林溝腹之中，由極窄的溝口公路擠進去，行駛大約千餘米，便見到錯落有致的校園，校舍依山跨河而建，青山緊抱，別有洞天。”一個“擠”字非常傳神地描繪了公路的窄，省掉了多少不必要的所謂有文采的描寫，這樣的文采才是有重量的文采。

寫出好文章與文學創作不同，老師的散文寫得好，這讓我多少有些意外，因為散文易寫難工，很多從事專業文學創作的人，寫過大量的散文，但是真正能夠稱得上好作品的並不多。但他似乎有這樣一種能力，一次旅行、一次活動、一件往事都能夠寫得非常精彩，給人以身臨其境的感覺。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散文往往出人意料，承載著更豐富的內容，令人深思。《再走深磨路》寫的是參加一次集體升學禮的見聞。

這在目前新民風建設中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活動，好像也沒有多少人寫出新意來，而他在描寫了升學禮的過程之後，筆鋒一轉，從參加出席升學禮大多是家長，而學生都外出打工這個現象說起，生發出“大山裏的農家，經濟來源十分有限；大山裏的孩子，上學讀書真是艱難！”的感悟。這種感悟裏有一種深厚的情感，或許隻有他這樣教書育人一輩子的人，才能夠自然地流露。《老表“如意”》一文，講述了老表的生活曆程，尋常之人，尋常之事，然而，他去老表家裏做客，卻發現了老表自編的幾副對聯，洞見了老表的心意，感悟“多年前讓生活困頓得可憐巴巴的農村漢子，如今已是快樂知足的幸福老人了”。烘托出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和農民生活的變化。這比任何空洞的說教更有感染力。格非說過：“你的感悟、你的洞見，你對世界有沒有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對世界沒有看法的作家，怎麽訓練也沒有用。”而徐新人老師似乎天生就有這種感悟的能力、洞見的能力。他是一個喜歡思考並能正確思考的人，他的寫作似乎根本不需要訓練，平平淡淡地把自己的生活以及對生活的感悟寫出來，就是好作品、上好作品。

老師寫過一些往事，《我在漢江當纖夫》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寫得非常大氣、厚重，真實地再現了幾十年前漢江航運的艱險，特別是放灘和拉纖的艱辛，非常細膩。他以一個中學生的視角來寫，文章充滿了探索發現的味道。《難忘當年求學路》寫了他艱難的求學之路，折射出那個年代的印記，最重要的是文章充滿了思考，這種對曆史和人生的反思才能夠使文章更加深刻和厚重。謝有順講：“許多時候，散文的深來自體驗之深、思想之深。寫散文必須在最為習焉不察的地方，發現別人所不能發現的事實形態和意義形態。這或許正是散文的獨特之處：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實蘊含著深邃的精神秘密。”老師的散文就是這樣的，都是有感而發，絕不為作文而作文。正如他在《黨日活動去芭蕉口》一文裏所寫“身之所曆，心之所動”。現在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加入了這協會、那協會的人，今天這裏去筆會，明天那裏去采風，寫出來的東西大抵就是些“我愛你呀，你愛我”之類，用詞雖然華麗，卻輕飄飄沒有實在的東西。我常常想一個問題：有些人一輩子寫不出名堂，有些人一生隻偶爾寫一篇就是佳作名篇，就值得研究和學習，這是為什麽？我想這和一個人的悟性有關，更和閱曆、做人有關。很多時候，散文背後站著一個人，這個人經曆豐富、談吐高雅、學識淵博，寫出來的文章就厚重、大氣，就非常有意義。一個人有真情和學識總是可以寫出好的散文。看過老師的一些文章，也讓我更深入地認識了老師，他經過很多事，特別是青少年時代經曆了艱苦磨難，現在卻能夠樂觀、豁達，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境界。

《一九六八年暑期的旅行》我讀了很多遍，寫的是他有一次替父親探親，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一天走了一百八十裏山路，讓人驚歎，但更引起我關注的是：“ （外婆） 告誡我說：‘這個娃子小小年紀愛想事得很。

愛想事不好哇，命苦！’”原來他從小就愛想事情，喜歡思考。好像周國平說過，一個人一旦喜歡思考，那是沒有辦法停止下來的。小時候他可能是擔心這擔心那，長大以後，結合他的知識，他所擔心和思考的領域就更加寬泛了。老師當過十年市人大代表、六年市政協委員，思考的事遠遠超過了安康中學這樣一所學校，也超出了教育這個行業。他的這本集子是有大量工作思考，也有退休以來參加一些社會活動的思考，《深磨，深磨！》就是散文式的調研報告。他的散文不僅放得開，還表現出深厚的家國情懷。老師其實退而未休，他至今擔任安康市高新區的教育督學，為教育事業而奔忙；他還經常深入鄉村工廠，參與社會實踐，探索新知識，提出新見解，為新時代建設忙碌著。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他後來又說：“我苦，故我在。”老師其實是思考了一生，辛苦了一生，故他是我們心中的偶像。

我從他的文章裏，從他的身上，看到一種非常寶貴的品質，就是一種強烈的文化自覺。這是發自他內心深處的、根植於他骨血裏的一種精神品質。當然，這種文化自覺的品質不止他一個人身上有，他那一代人，那些上山下鄉當過知青，恢複高考後前幾批大學生，那些把一生奉獻給改革開放事業的人身上都有，隻是程度不同而已。但像他這樣奮筆疾書，著書立說，並力求廣泛傳播出去的，還真不多。

我想，這就可以解答他這幾年為什麽會不知疲倦地寫文章，又為什麽會專注地著書立說這一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