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軍主力滿載劫掠之物離開後，這就給了京城的百姓們向落在後麵的大順兵報複的機會。人們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成群結夥地搜捕掉隊的大順士兵，將其投入燃燒的房屋之中。還有些大順士兵被當眾砍頭，“而民稱大快”。“道間行者皆令執賊，而西人雖久居都中者莫不盡族行。然亦有乘勢修隙之事，蓋不可問矣。”（劉尚友·《定思小紀》）
大火過後，北京這座飽受創傷的城市漸漸恢複了寂靜，人們緊張地等待著新的占領者。那些曾與大順合作過的人“有悔心失圖，無可奈何，而靜待吳鎮處分者”。
當時北京城裏的官紳士民並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將送回北京即位。沒有人想到除吳三桂外還會有別人來占領這座城市，甚至當人們聽說有一支“大軍”由東而來，而且有人說看到了齊化門外貼有題以“大清國”字樣的布告之時，人們仍沒有料到會是由清軍來占領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紳官吏為迎接將要來到的救星而絞盡腦汁地尋找合適的禮服。他們認為，他們將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紳官吏耆老出城數十裏迎接，昂然而來的卻是滿清攝政王多爾袞。許多官吏大為震驚，偷偷溜走，百姓惶惑無措。少數官僚則迅速默認現實，將錯就錯地將多爾袞迎入。
多爾袞命令明朝官員在前麵帶路，從朝陽門經正陽門進入皇宮。因北京皇宮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縱火燒毀，所以多爾袞將攝政王府設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員，說：“我，我們大清軍是仁義之師，這次進關殺賊，是為了替你們報君父之仇。”說罷，他又對身邊的清朝王公大臣們說：“傳我的命令，諸將進城，不許闖入民宅，對百姓要秋毫不犯，違令者嚴加懲辦！”
多爾袞一邊繼續派遣各路軍隊出京追擊李自成，同時采取一係列措施安撫人心，穩定局勢。
可笑的是少數迎接多爾袞的前明官僚極其閉塞，竟然不知道多爾袞的身份，為了拍馬屁，跟當初李自成來北京的時候一樣，第二天就集體上表勸進，意思是勸攝政王多爾袞登基做皇帝。範文程笑道：“吾主已於去歲登極，此皇叔攝政王也。”（清·蒼弁山樵《吳逆取亡錄》）這些人鬧了個大紅臉，這才慚愧而退。
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但滿清占領北京後，還是有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於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出逃南下。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眾，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誌林藏，似多避世之舉。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他建議“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
在爭取漢族縉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餉，隨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多爾袞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範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複仇討賊相標榜，強調了李自成毀壞京師和弑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雖敵國，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允許明朝舊臣為吊死於景山的崇禎皇帝發喪哀悼。
鑒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滌前穢”。“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不久又進一步明確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一複社黨人還是魏忠賢閹黨，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隻要歸附清朝就官複原職，甚至加官晉級。
多爾袞還提出了“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準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說，以前的貪官汙吏行為一概不計較，隻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隻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軍進京後的幾天，就派幾位官員在承天門登記所有明朝官員的姓名。並按名單邀請他們複任原職：“於是諸名公巨卿，甫除賊籍，又紛紛舞蹈矣。”（張怡《搜聞續筆》）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銓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禎初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範文程、剛林、祁充格、寧完我之前。馮銓受寵若驚，請求將名次移後，多爾袞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
李自成與多爾袞的運氣（14）
（明末黨爭極其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舊人，因此明末黨爭積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來，並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從順治二年開始，以彈劾馮銓案形成了南北黨爭的中心內容。是年七月，浙江道禦史吳達上疏彈劾閹黨餘孽，矛頭直指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等，緊接著，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等亦紛紛上疏支持吳達。高層官員中如洪承疇、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自然不會支持馮銓。多爾袞考慮到馮銓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於滿洲貴族，如果處罰了他們，朝中南方官員得勢，於清朝統治可能發生不利影響。所以過了十天，多爾袞仍未表態。但出於對穩定整個形勢的考慮，他終於決定支持馮銓一派，在朝中公開申斥了龔鼎孳，僅將李森先革職，而對其他人並未深究。從根本上說，多爾袞並未壓製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時，也將馮銓一派的孫之獬革職，永不敘用。多爾袞隻是通過雙方的鬥爭更好地利用他們，借此達到他以漢治漢的目的。）
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經被迫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陳名夏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曆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
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寧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黃爾性在崇禎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寧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陽撫院。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袞裁決仍以“都堂”（即巡撫）任用。
多爾袞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麵。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采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
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禦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愛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確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這樣，滿清征戰方麵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方麵有範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製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國家，鞏固占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好了準備。其實這個時候滿清在軍事上仍然沒有優勢，隻是李自成和南明本身存在重大問題，很快自我潰敗而已。同樣是明朝這些降臣，在崇禎手下成了空談、亡國之臣。在李自成手上成了阿諛奉承之輩，成了李自成軍餉的來源。而到了滿清手下，卻變成了中興之臣，真是令人驚異。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甚至連“前朝勳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同時規定各地征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征崇禎時期加征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對於明朝世代受匠籍製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係。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詔：“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對明朝早已失去軍事職能的衛所製度也著手改革，把衛所軍士改為屯丁，遇有缺額“永不勾補”。
這些措施反映了清廷統治者鑒於明朝不顧人民死活橫征暴斂終於導致自身覆亡，有意於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但清初社會生產大麵積破壞，加以頻繁用兵，軍需孔急，朝廷頒布的“恩詔”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如時人談遷記載：“都人謠曰：恩詔紛紛下，差官滾滾來。朝廷無一事，黃紙騙人財。”說明順治年間和康熙初期的宣布減免賦稅並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甚至由於奉差官員的敲詐勒索反而加重了人民的困苦。
多爾袞剛進關時曾經嚴令沿途軍民一律剃發結辮，遵從滿俗。入京後又命令京師官民為崇禎帝吊孝三日後即剃發改製。這一舉措立即引起漢族各階層居民的強烈反感。
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回國後評論道：“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如此等事，雖似決斷，非收拾人心之道也。”
由於清廷立腳未穩，朝廷內新歸附的漢官非議甚多，在野的更驚畏不至，多爾袞不得不暫時收斂，五月二十四日諭兵部道：“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發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發，悉從其便。”
同年七月，又規定“近簡用各官，姑依明式速製本品冠服，以便蒞事”。
清廷占領北京初期采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使自己迅速在畿輔以及附近地區站穩了腳根，也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多爾袞在曆史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機會，終於實現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多年的夙願——占領北京。有勇無謀的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將領提議在北京城大肆屠戮，然後帶著戰利品返回關外。多爾袞力排眾議，決策定都北京，並派遣官員到沈陽去迎接順治皇帝。
李自成與多爾袞的運氣（15）
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十九日，順治皇帝抵達北京，由正陽門進城，入住武英殿。十月初一，順治去天壇祭天，十月初十，順治在皇極門（今故宮太和門）頒布即位詔書，表示他現在是整個天下的皇帝。同日，多爾袞晉封“叔父攝政王”，受賜黃金一萬兩，綢緞一萬匹，白銀十萬兩，並賜立碑紀功。
明朝是個大國，但漢民族是個弱勢民族。清國是個小國，但滿族是個強勢民族。強勢民族的心胸非常開闊，什麽好的東西都可以接受。因為開闊而虛心，又因為虛心而開闊。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漢文化。梁思成先生當年曾陪同一位蘇聯建築家參觀故宮。麵對金碧輝煌、氣勢磅礴的皇家建築群，那位建築家說：“我禁不住要跪下來了！”想必多爾袞在踏進紫禁城的那一瞬間，也會生出同樣的感覺吧，否則就無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孫為什麽那樣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有清一代，一共出了兩位攝政王，第一個是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個是攝政王載灃，末代皇帝溥儀之父。滿清開國，麵臨的問題是漢化。滿清亡國，麵臨的問題是西化。開國的攝政王漢化成功了，實則是失敗了。亡國的攝政王西化失敗了，實則還是失敗了。故有諺曰：“成也攝政王，敗也攝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