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對讀者來說，尼采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獨立的，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位置和意義，但就尼采個人生活和思想的實際經曆來說，卻存在著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既是他生命的最低點，也是他變得健康和更健康——至少尼采自己在靈魂中是這樣深刻感覺的——的開始。《朝霞》，正如其名字，意味著轉變和新的開端。
以這一時期為轉折，尼采將他的生命和思想劃分為兩個階段。在清醒生命最後幾個月中，尼采回首往事，將這一轉折之前的語文學家生涯，他對叔本華和瓦格納的追隨，看作是本能“迷途”的時間。尼采對整個轉折之前的時期的標誌性概括是“誤入歧途”：尼采感到自己的本能當時整個誤入歧途了，而個別的失誤，無論是瓦格納還是巴塞爾的教職，都隻不過是這種總體迷誤的標誌而已。尼采認為自己當時忘記了生命的使命，最初是由於“無知”，由於“年輕”，而陷入了這種“無自身性”中；後來則是由於惰性，由於所謂“責任感”，繼續停留在這種本能和生命的迷途中，停留在這種學者和學徒生涯的“無自身性”中，停留在逃避自己的使命的虛假的“謙遜”中。將尼采從這種迷途中拯救出來的是疾病。疾病給予他一種完全改變自身習慣的權利，靜臥，休息，遺忘，與過去的工作和閱讀徹底斷了關係。在他身體狀態最差甚至不得不辭去工作的時候，他的健康卻開始恢複了，他本來的自我，那個最深層的自我，仿佛一直被埋在下麵，一直不得不無聲地聽從另一個自我的命令，現在又慢慢地複蘇了，並終於說話了，而尼采的身體也因為辭去了語文學教授的職務，因為瑞士和南歐適合的氣候、生活方式、飲食等等，特別是因為開始變得自由的精神，而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恢複。尼采將從這一轉折點開始之後的全部生活都看作是一種康複和更康複：
人們隻要看一看《朝霞》或者《漫遊者及其影子》，就能理解這種“回歸自我”是什麽了：那是一種至高的痊愈本身！……其他的痊愈都隻是它的結果。[12]
這些“其他的痊愈”包括尼采最主要的著作：《快樂的科學》《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善惡的彼岸》《道德的譜係》《偶像的黃昏》《瞧，這個人》《敵基督者》，以及未最後完成的尼采哲學的“主樓”：《重估一切價值》。
尼采認為，他的整個生活都是患病和康複的曆史，例如，他通過《悲劇的誕生》試圖從語文學中解脫出來，通過《不合時宜的沉思》試圖從“曆史病”中解脫出來。但最關鍵的“大痊愈”是《漫遊者及其影子》（1879年底）、《朝霞》（1880和1881）、《快樂的科學》（前四卷，1882）。自此之後，“自由的精神”開始飛行，漫遊的哲人開始走他“一個人的道路”，他感到自己從此處於越來越明亮、越來越健康的無限海洋中：
你用火焰之矛/把我靈魂的寒冰粉碎/我的靈魂怒吼著/奔向它那至高的希望之海:/總是更明亮，總是更健康/自由地在最可愛的必然中——它就這樣頌揚你的神奇，至美的雅努斯！[13]
尼采處於一種解放和自由之感中，“一旦扔掉所有重負，我就是這個樣子”，“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這樣的海洋上乘風破浪，揚帆遠航”。尼采在清醒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極為多產，他這樣描述自己的整個狀態：我現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思想中彌漫著秋天的氣息（在“秋天”這個詞的最好的意義上）：這是我的巨大收獲的季節。一切對我都變得容易，一切都向我走來，雖然一個人要是手上擁有這麽多東西，他是會感到沉重的。[14]
總之，從《漫遊者及其影子》《朝霞》和《快樂的科學》等“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著作開始，尼采的思想、生命和感覺呈現出一種不同的色調和意義。如果仔細閱讀尼采在這之前的著作和在這之後的著作，可以看到，雖然存在著諸多主題和思想上的連續性，但是，這些主題和思想的色彩和聲調變了。一種新的基本情調出現，一種自信而清晰的聲音響起，這是一個遙望近乎完美的表達形式出現在地平線上的藝術家的喜悅的聲音：
一種藝術家幸災樂禍的心情：反差再大他都敢於嚐試——節奏猶如萬馬奔騰，戲謔的興致極為高漲，表現的卻是冗長、沉重、艱深、危險的思想。[15]
他現在感到自己擁有了極少有人體驗到的哲人體驗：一邊是大膽放縱的精神，像音樂中的快板一樣飛奔；一邊是辯證推理的演進和必然，行進中絕不失足。自由意誌與必然性結合在一起，對於規則的服從與自由相輔相成。思考不再是苦役或“值得高貴者為之流汗的”，而是“輕盈的、神性的、翩翩起舞和放浪形骸的”。一種藝術家的體驗：正是在不再“隨心所欲”、將一切視為必然時，對自由、精美、全能的感覺，對創造性的確立、支配、塑造的感覺，達到了巔峰。[16] 在這種巔峰體驗中，尼采認為，他可以肯定一切，因為如果能像他所敬仰的佩特洛尼烏斯一樣，“足下生風，如風一般運動和呼吸，如帶來自由的風一般冷嘲熱諷，促使萬物奔騰，從而讓一切變得健康，果能如此，那麽，這些個泥沼，即病態的、糟糕的世界，包括‘老舊的’世界，全又算得了什麽！”[17]
就在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從後期這種明亮的心情出發，尼采回頭打量他青年時代的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進行“自我批判的嚐試”。在他現在的目光中，雖然他的第一本著作“充滿了心理學的創見和藝術家的奧秘”，處理的是一個“重要的、危險的”問題，並且“獨立而狂放”，但它“是多麽不像樣的一本書啊”：它建立在“超前的、極不成熟的個人體驗的基礎上，而這些體驗全都介於可表達與不可表達之間”；它帶有青年人的種種毛病，尤其是“鋪張冗長，狂放不羈”；“速度時快時慢，缺乏追求邏輯清晰性的意願”；在這裏說話的是個神秘的、幾乎狂亂的人，他仿佛在用別人的舌頭結結巴巴地說話，幾乎拿不準是該全盤托出還是秘而不宣。在《悲劇的誕生》寫作十六年之後，尼采感到自己仍然懷有當時的熱情，仍然熟悉當時的使命，但當這本書擺在他麵前時，他卻不能不恍若隔世，感到非常陌生。[18]
在尼采現在的心境中，他認為自己恢複了健康。但我們要正確看待尼采的痊愈和健康。尼采的痊愈從來不意味著中產階級那種歲月靜好、無病無災的“矮墩墩”的健康，而是尼采所謂“大健康”，這種健康不僅不排除疾病，而且意味著疾病，以疾病為前提。在尼采看來，疾病乃是健康的條件和動力，生命借創傷而成長，凡是不能殺死人的，都隻能使人更強壯。對尼采來說，健康意味著對疾病的克服，而大健康意味著對於嚴重疾病的克服，隻有巨大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終解放者：
下一個冬天，也就是我在熱那亞的第一個冬天，差不多由一種血液和肌肉上的極度貧乏而引起的那種輕鬆愉快和超凡脫俗，使我創作了《朝霞》一書。
尼采的大健康的標誌是，他從最嚴重的生理虛弱和極端的身體痛苦中，生長出精神的快樂和思想的豐富，他戰勝了疾病，沒被疾病毀滅，反而使疾病變成一種促使他開闊視野、轉換視角、變得更強的興奮劑。事實上，在創作《朝霞》後尼采仍不斷生病，情況時好時壞，情緒起伏不定。尼采承認，康複的同時也伴隨著“複發，衰落以及一種頹廢的周期”。[19]但總體上他一直處於一種越來越健康的情調中，出於力量的充溢肯定自己和進行侵略性的攻擊。因此，與之前“本能的迷途”時期相比，尼采認為自己現在是健康的。這種健康不在於沒有疾病，而在於他現在戰勝和控製了疾病，因此，疾病越嚴重越頻繁，他的健康也就越“大”，越興致勃勃。一個醫生或病理學家也許會將尼采的越來越快樂和越來越具有思想上的創造力聯係於他所患疾病的逐漸加深最後崩潰，但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