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茨指出，按照副標題，《朝霞》承諾將批判“道德成見”，但“道德”在該書的論述中並不限於習慣和習俗，限於好和壞的行動或行為，而是接近其在18世紀的詞義，包括人類存在的全部領域。同樣，道德也不隻是與倫理學問題有關，而且也與認識論和心理學有關，與宗教和政治有關——一句話，與康德眼中可以成為人類學研究的一切有關；這些研究被康德歸納為三個根本哲學問題：我能知道什麽？我應該做什麽？我可以希望什麽？[24]
在尼采看來，一切有機體——有時尼采也說包括無機存在在內的一切存在——都是偏見性的，也就是說，都會按照其力量大小和距離而對其他一切存在做出各自不同“估價”，鎖定維持和提高自己的存在的特定條件。
在肯定與否定、偏愛與拒斥、愛與恨的一切相互關係中，僅僅傳達出特定生命類型的一個偏見、一種興趣：一切存在著的事物都自在地肯定。[25]
因此，所謂世界就是從某個特定角度對看待者呈現出遠近大小的必然偏見的世界，比如越近者越大越重要，越遠者越小越不重要：“……一個按照價值被看待的世界，按照價值被排列和篩選的世界，在此情形下也就是著眼於某個特定動物種類的保存和權力提高、按照有用性觀點被排列和被篩選的世界”。所謂“世界”於是“就被還原為某種特殊的對世界的行為方式，以某個中心為出發點……世界不過表示此類行為的總體運作的一個詞語而已……這種特殊反應方式乃是唯一的反應方式”，不存在任何其他“另外的”“真實的”“本質的”反應方式。偏見與所謂“無偏見”的對立不是偏見與正確觀點的獨立，而是偏見與虛無的對立。[26]並非存在著某個自在的事物，我們看待這事物的有限方式造成了偏見，而是我們看待事物的有限方式就是事物存在的確定方式，偏見對於事物來說是構成性的，沒有偏見就沒有事物：
質言之，一個事物的本質也隻不過是一種關於“事物”的意見。或者毋寧說：“被視為”（es gilt）乃是真正的“存在事實”（das ist），唯一的“存在事實”。[27]
有機體將它們的評價投射到外部而形成外部世界，因此，偏見是本體論或存在論意義上的：
基本問題：偏見是否屬於本質？而且不光是一種觀察方式，不同本質之間的一種聯係？是不是不同的力處於聯係中，以至於這種聯係維係於感知之透鏡？倘若一切存在本質上都是某種感知之物，那麽這就是可能的。[28]
尼采認為，即便在無機物領域裏，對某個力之微粒來說，要考慮的也隻是它的鄰居關係：遠方的各種力獲得平衡。這裏隱藏著偏見的根本原因，以及為什麽某個生命體是徹底“利己的”。
道德即評價。評價即偏見。偏見即世界。道德代表了特定生命保存和提高的特定條件，有其自然性和正當性。尼采譴責的不是道德評價本身，而是道德哲學家們為道德規範和道德命令提供的理由：
不用說，——除非我是一個白癡——我不否認，許多被稱為不道德的行為應該加以避免和抵製，或許多被稱為道德的行為應該加以實施和鼓勵，然而我認為，當我們鼓勵一些行為而避免另一些行為時，我們的理由應該是一些與我們迄今所見到的理由不同的理由。[29]
尼采認為，迄今為止哲人對道德的成見恰恰在於他們不承認道德的有限性和偏見性，而試圖代之以一種無偏見的絕對、唯一的普遍視野。哲學家們提供的道德理由是什麽理由呢？絕對論和普遍論的理由。柏拉圖的善本身，基督教的普世的愛的上帝，康德的絕對命令。哲學家們認為，他們那普遍性的無偏見的東西能將所有人都捉拿歸案，從而讓他們可以一勞永逸地實行他們的理論的教條主義和專製主義。這其實不過是沉思之人的自我驕傲和自我迷信。他們作為乏於行動能力之人將他們自己的特定生存條件普遍化了。結果，有利於特定沉思之人群體的生存條件變成所有人的生存條件。道德被從其自然基礎上連根拔起。
在尼采看來，有益於生命的道德必然是視野收斂的、差別化的，道德本身必須是有限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這樣才能有效用，才能成為特定生命維持和提高的條件。哲人的普遍性要求破壞了道德的自然基礎和自然效力。尼采稱之為哲人固有的專製傾向和“教條主義”，一個民族和一個群體的道德的非自我化和非自然化，虛無化。
此外，哲人的道德成見不僅破壞和詆毀生命，也不夠真誠和正直。教條主義者也有其偏見基礎，從根本上說他們的教條也代表了他們自己的生命的維持和提高的條件，因此也有其“正當性”，但問題是他們不敢承認這一點，而試圖用虛假的普世性來掩蓋自己的特定偏見，在表麵上取消偏見，就此而言他們是不誠實的。在《善惡的彼岸》中，尼采表示，之所以批判哲人，不是因為他們天真地擁有偏見，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誠實，裝模作樣，似乎他們的真正見解是通過冷靜、純粹、上帝一般漠然的辯證法中發現出來的，並給自己的成見起名為真理，例如康德就是這樣將我們引入他的辯證法的曲折道路，引入他的絕對命令。[30]
對尼采來說，正當和正直的標準來自於生命。尼采哲學的核心概念是“生命”。生命意味著評判和趣味，意味著偏見和偏見之爭。尼采不僅在生命的透鏡下來打量藝術，也在生命的透鏡下打量宗教和道德。某一群體狹隘的道德偏見代表了該群體維持和提高的條件，因而是正當的；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道德試圖摧毀這種狹隘性和條件性，因而是危害生命和詆毀生命的，是不正當的；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仍然有其維持一己生命之功效，因此仍然具有其自身正當性；但是，柏拉圖主義之類的哲學“不夠真誠和正直”，不敢承認自己的特定偏見性，這在“生命的透鏡”下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生命力的貧弱。貧弱的生命力在尼采的生命等級製中必須被置於服從的位置，而非它們現在所在的發號施令的位置：
當我們談論價值的時候，我們是在生命的激勵下、通過生命的鏡頭談論的：生命迫使我們製定價值；當我們製定價值的時候，是生命本身通過我們進行評價……由此可見，那種違反自然的道德——它把上帝視為反生命的概念，視為對生命的判決——也不過是生命的一種價值判斷，——什麽生命？何種生命？——我已經給出了答案：是衰退的、衰弱的、疲憊的、被判決的生命。（……）它是被判決的人做出的判決……[31]
與迄今為止的哲人不同，尼采並不宣稱自己的哲學是無偏見的，因為這也是一種特定類型的生命的“偏見”。但他認為，這是一種更健康、更有力的生命作出的“偏見”。而道德哲人們的偏見由於其詆毀生命和不夠真誠而判定為“成見”。例如，在“學人們的成見”（Vorurtheil der Gelehrten）這條格言中，尼采指出，所有時代的人，都自以為知道什麽是好，什麽是壞，什麽該讚揚，什麽該譴責。學人們對此提出批評很正確。但以為我們現在比任何其他時代都知道得更清楚，這就是成見了。各個時代的人都有偏見，學人們也可以有偏見，所以他們也可以批評前人，但他們認為唯獨自己沒有偏見、認為唯獨自己知道的最清楚說明了他們的“成見”。[32]
勇於坦然承認自己的偏見在自然和本能中有其基礎，而哲人們的偽裝成客觀、絕對和普遍的成見在意識和思想中有其基礎。與迄今為止哲人們對於意識和思想的高度評價不同，在尼采看來，生命本身與有意識思考的距離要遠大於與無意識思考的距離。動物當然能思考、感覺、意欲和記憶，而無須讓這一切進入意識中，而這種感覺、思考和記憶即使在理智發達的現代人身上也占更大部分。就像弗洛伊德所說，人的絕大部分精神生活都是無意識發生的。人之所以需要讓某些精神活動進入“意識”，不僅思考而且讓別人“看見”其思考，是因為人是脆弱的動物，需要他的同類的幫助和保護，因此他必須能夠懂得如何傳達自己，讓其他人理解他的需要。因此，我們的思想像一切有機體一樣，本身可以是完美無意識的，但是，由於群體生存的壓力，為了相互理解和相互幫助，其中一小部分變成意識，而在尼采看來，這小部分是我們思想中最膚淺的一部分，因為隻有這些變得有意識的思想才以詞語的形式，也就是說，以平均和平庸的交流符號的形式發生。離群的人和猛烈的生靈不需要意識。意識不屬於人的個體存在，而屬於人身上的那種團體性、群體性的方麵。因此，哪怕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盡可能個別地理解自己，“認識自己”，我們卻還是會把非個體本身，把“平均數”帶給意識。因此，我們能夠意識、思考和體係化的世界是一個膚淺的、符號的、一般化的世界。可是這個體係化的思想世界反過來卻要求成為本體，要求引導和裁決整個生命。平均化的意識成為主導帶來了生命的墮落和危險。[33]
因此，問題不是如何離開和克服我們的偏見，而是如何強化我們的本來生命，如何正確地進入、保持和擴大我們的本來生命的偏見。因此，尼采不是試圖通過超出偏見的普遍視野來克服偏見，而是將偏見和視野狹隘看作生命健康的前提，看作麵對意識和知識的過度發展需要加強而不是削弱或者消除的東西。偏見代表了維持生命和提高生命的必要條件，既是限製也是力量的來源。在《曆史對於人生的利弊》中，尼采批判現代人的“曆史病”和“知識病”，認為曆史知識所帶來的視野擴大侵蝕了生命的根基，使人不再能夠像曆史認識和感覺有限、視野偏狹的阿爾卑斯山穀的居民一樣，心無旁騖地堅持自己的判斷。這樣一個人的判斷是偏頗不公的，他的經驗是殘缺不全的，但他卻挺立在不可戰勝的健康和精力充沛之中，讓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賞心悅目，而在他旁邊，更為視野開闊、更為正義和博學的人卻疾病纏身，日益瘦弱，因為他的視域的邊界不斷變動，正義和真理之網在他麵前不斷無限地展開，使他根本無法邁開他的雙腿，開始行動。
尼采認為，過分的知識將會扼殺行動和損害生命。地球必須包裹著一個大氣層，生命才能在其中誕生和成長，而一切行動和生命也都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不能透視的熱情的雲霧中，否則就會走向毀滅：
偏狹，對過去的東西不知感恩，對危險視而不見，對警告聽而不聞，是夜的遺忘和死寂海洋中的一個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渦：然而這種狀態卻……不僅是不義行為的母腹，也是任何正義的行為的母腹；沒有一位藝術家能完成自己的畫卷，沒有一位統帥能取得自己的勝利，沒有一個民族能獲得自己的自由，如果不是事先在一種如此非曆史的狀態中追求它們並為之努力的話。
行動者總是為了做一件事而忘記的多數事情，都喜愛自己的行為無限多於該行為之值得被喜愛，而人類所有最好的行為都發生在這樣一種視野偏狹和不公正的愛的充溢中。[34]與此相反，教條主義者和絕對論者缺少這樣的生命的強力，他們也不敢進入這樣的生命的強力，他們誠然也還有虛弱的偏見，但他們隻能竭力將其表現為平均、平庸和不誠實的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