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夢學有幸遇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他的記者生涯剛開始就遇到采訪地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見證了“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全區經濟建設”的大討論，這使他受到強烈震撼並影響了他的一生。
夢學開始很緊張。會上對包產到戶究竟是“靈丹妙藥”還是“救急藥水”，或者還是“挖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牆角”，目前的社會現狀究竟是“一大二公”還是“一窮二空”，是“三級所有”還是“一無所有”，現在出現的農副產品交易現象究竟是“社會主義的草”還是“資本主義的苗”，等等問題，展開了有理有據、針鋒相對的討論，且每個發言者都嚴肅認真，都對社會主義懷有深厚感情。會後他深有感觸地說：“這次會議，讓我親身經曆了共產黨敢於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勇於糾正錯誤的大無畏精神和優良作風，真真切切地感到黨的光榮、正確、偉大。”
會議結束，夢學寫下新聞報道，寫下了廣播內參，還寫下了個人日記。
就在包產到戶搞得如火如荼的1980年夏天，夢學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被分配到省電台記者部工作。台裏考慮夢學是學新聞的科班出身，既需要到基層鍛煉，又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迫切需求，便派他到萬縣地區當駐站記者。
開初，夢學考慮自己是新聞新兵，希望單位派個老記者以老帶新，自己好好學習。不想各地各條戰線飛速發展，新聞事件如雨後春筍，新聞記者供不應求，夢學隻好獨立出征。一到記者站，夢學就紮進農村搞調查研究，采寫報道。誰知到站不到十天，夢學就收到列席地委全縣書記大會（簡稱“縣書會”）的邀請通知。
夢學收到邀請通知，十分緊張。
離開會時間還有足足半個小時，夢學就早早來到會場。他觀察會場，共分三層座位，中間是長方形的大會議桌，有二十來把靠背座椅，第二層是長條桌拚成的參會圈，坐三十來號人，第三層沒有桌子，有四十來把椅子緊靠四麵牆。夢學選擇了第三層，在兩牆相交的角落的位置坐下，老老實實的像個剛入學的小學生，非常拘謹地坐在那裏。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一是自己還是剛“脫帽”的普通農民；二是就算自己是科員，也隻是個起步科員；三是雖說自己是個黨員，但也是個剛入黨不久的新黨員。夢學還在忐忑不安時，地委陽書記宣布開會了。
陽書記宣布：“同誌們，現在正式開會了。這次會議，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又一次重要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地委、行署領導和全地區各縣縣委書記、縣長以及地委、行署部門的主要負責同誌，加上列席會議人員共八十多人參加。會期初定四天。會議有三大議程，一是匯報上次會議以來，各縣的貫徹情況及工作現狀；二是繼續‘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展討論。大家暢所欲言，厘清我們的思路，確定全區下一步工作重點，尤其是農村工作重點及主要目標。三是集中大家的主要意見，形成統一的工作部署。”陽書記最後強調：“黨的三中全會和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以來，一個暢所欲言的風氣形成，希望大家在發言討論的時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們在此次會上不抓辮子，不打棍子，通過爭論使真理越辯越明，通過討論達到最終意見的基本統一。”
陽書記宣布“現在開始匯報發言”的話音剛落，開州縣的張書記第一個搶先發言：
“上次會議到現在這半年來，開州縣的情況非常好，從整體到每個公社大隊以及各生產隊，人民群眾的幹勁空前高漲，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現在，我從五個方麵進行匯報。第一，當前的春種夏收，具體看，今年春耕動手早，田土耕作細，肥料農藥準備充分，真正是人勤春早。人們幹勁大，加上管理到位，今年夏收作物增產百分之三十，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包產到戶責任製的確是一服‘治懶治窮致富’的‘靈丹妙藥’。第二，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群眾，對包產到戶舉雙手擁護，從心眼到骨子裏擁護，還編了許多讚美責任製的順口溜，縣委宣傳部已經收集了幾十條。因時間關係，這裏就不一一列舉，我們已將此打印出來，送給各位領導閱讀。第三，不少地方出現了許多新生事物。東壩公社一個社員還遞交了申請書，希望買一輛北泉牌汽車搞運輸；桃溪公社還有幾戶農民集資辦起了小水電站，除了發電照明，還辦起了加工廠，讓千百年來白白向東流的河水，造福於群眾。第四，匯報一下全縣各級幹部對責任製的充分認識以及他們的精神麵貌和工作狀態。第五，我們要用一分為二的態度，分析當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以及解決的辦法和打算。”
張書記的發言，層次清晰，有理論有觀點，還有實際案例，整整匯報了一個半小時。概括起來，他的主要觀點是：“包”字下鄉，一切皆活，人活、地活、思想活，形勢大好，再接再厲，繼續前進。
開州縣張書記發言的話音剛落，忠縣的武書記馬上接過話頭。他說：“我實話實說，上次縣書會後，我們縣委的態度是，既沒有花大力氣去動員搞包產到戶，也沒有刻意去製止，而是充分尊重群眾的意願，沒有搞一哄而起。我們讓兩種生產模式進行對比，然後得出最終結論。盲目下結論，往往容易出問題。盲目下結論，往往容易犯片麵錯誤，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不能說責任製一好就是百好，好到了極點。我本人親自到新立區的白家公社一線天去考察過，那個大隊有兩戶吊遠戶社員，雖說他們是人民公社社員，但從來就沒有讓他們交過公糧和集體提留，山上的土地也由他們隨便種，比包產到戶還自由，是實際上的單幹戶。可是，這個包產到戶多年的兩家人，可以說還是家徒四壁，一張飯桌都隻有三條腿，五個人隻有五個碗，連個招待客人的多餘的碗都沒有。當然，這樣的人家可能也沒有客人上門。看到這樣的家庭，我這個共產黨的縣委書記就無地自容，心裏很難過。我想，這樣的人戶，別說吃包產到戶的‘靈丹妙藥’，就是神仙的‘神藥’，也無濟於事。所以，我們不能把包產到戶吹到頂，吹上了天。當然，我也不是全麵否定包產到戶。從局部地方，從當前情況看，包產到戶的確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眼前也增產增收，但我們從長遠來看，究竟它是‘靈丹妙藥’，還是‘救急藥水’，還有待實踐的檢驗，不能武斷下結論。我個人認為，說包產到戶是‘救急藥水’，更為恰當。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也是我擔心的第一點。我最擔心的是第二點。那就是包產到戶，衝擊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經濟體製，那是要解體社會主義，尤其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我們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要走集體道路，實現共同富裕。集體經濟的基礎都沒有了，根基都沒有了，還能共產富裕嗎？我也是受黨多年的教育和培養的人，對黨對社會主義非常有感情，就像有順口溜說的‘辛辛苦苦幾十年，一下退到解放前’，這一下又回到一家一戶的小生產者的模式，跟解放前有什麽區別？叫我真擔心，真苦悶，真痛心啦！”說著說著，武書記的聲音有些沙啞，有些顫抖，眼眶裏已滲出淚光。
武書記停頓下來，稍微穩定一下激動的情緒，接著談他的第三個問題，那就是一些地方無序承包，顯得亂糟糟的，村民們爭耕牛，分大型農具，自主過了頭，不聽區社領導的指揮，出現無政府狀態。“我可能說得嚴重了一點，但我們要看它的發展苗頭，預測到它的危險性，這是我們領導幹部的責任。”
接下來的發言，基本上都是張書記和武書記這兩種主要觀點，隻是表述的方式不同，所列舉的例證、材料不同，都是有概括，有典型，有觀點，有論據。兩種觀點截然相反，針鋒相對，似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總體還是支持包產到戶者占上風，而且是在“和平”論戰、友好討論的氣氛中進行的。
全地區九縣一市，共十位書記，白天發言的時間不夠，晚上加班匯報，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十一點。
第二天，會議進入深入討論階段，當陽書記宣布會議開始，自由討論開始時，又是開州縣的張書記第一個衝鋒陷陣。他說：
“各位領導，各位同人：地委領導花如此大的精力來開這次會，給我帶來了強大的動力和壓力，迫使我結合這兩年的工作實際和體會，談談自己的思考、認識和打算。有的觀點可能尖銳和偏頗，好在我們都是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對事不對人。我想談的關鍵問題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偉大的曆史轉折點，是曆史發展的機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給了我們強大的思想武器和工作指導方針，用這個思想武器來檢驗我們的工作，判斷是非，才不至於迷失方向；用這個武器來分析，我們過去許多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有人說包產到戶責任製，破壞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製，這個觀點是去年《人民日報》登了張浩來信後，反響最大、影響最廣最深的。但是，張浩的文章隻是泛泛而談，完全沒有充分的事實來證明他的觀點，更沒有用事例來說明現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指的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這三級。請問，這三級所有，他們有什麽？公社所有，實際上公社是一無所有；大隊所有，有嗎？徒有其名；隊為基礎，隊裏有嗎？許多生產隊窮得連買根拴牛繩都沒有錢，這個基礎牢固、紮實嗎？多年來強調的‘一大二公’，怎麽樣？實際上是‘一窮二空’，老百姓窮，集體財產空，財政入不敷出。‘一平二調’、‘平均主義’的結果是，‘均’走的是有形物質財富，調走和抹殺的是無形的精神力量。幾十年奮鬥的現狀就是如此，那我們為什麽非要抱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個僵屍，捧著有名無實的‘空牌位’不放，還一個勁地為它‘守靈’、唱‘挽歌’呢？
“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對‘**’，我們黨都有勇氣和魄力，大膽糾正，徹底撥亂反正，難道已被證明走不通的‘大鍋飯’，就不能動、不能改嗎？當年農村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到處砸鍋滅火，消滅一家一戶的小鍋小灶，‘大鍋湯’灌得不少人患水腫病，結果辦了不到一年，就果斷懸崖勒馬。如果一意孤行辦下去，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黨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了人民，知錯就改，才是徹底的馬克思唯物主義者。
“去年廣漢縣摘下了向陽人民公社的牌子，改稱為‘廣漢向陽鄉人民政府’，難道就隻是一個名稱區別嗎？我個人認為，就是要改變‘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核心內涵。
“恕我說得直白一點，改變人民公社的名稱，換掉人民公社的牌子，它的實質就是要否定那個挖肉補瘡的‘一平二調’和徒有虛名的‘三級所有’、‘一大二公’。實行承包責任製的農民，雖然依舊是農民，照樣是下地種莊稼，但有根本的區別。集體生產是計劃經濟，上級叫幹什麽就幹什麽，勞動產品分給你多少就是多少，沒有支配權。而責任製後的農民，不再是被任意指揮的勞動工具，有了自主權、勞動產品的享受權和支配權。享受自主權的農民，可以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勤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責任製，就是承認人的智慧、勤勞和付出的差別，尊重人的自主權，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積極性。人的積極性一旦調動起來，就會產生無窮無盡的力量。
“其次，‘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句時髦的口號，看起來很革命，其實‘左’得出奇，‘左’到了極致。隻要是大地上長出來的，無論是‘草’還是‘苗’，都是社會財富，都可以利用它來服務於人類。可現在倒好，資本主義的尾巴也割了，‘苗’也鏟光了，甚至是連屁股上的‘圓尾肉’都割了，割得‘寸草不長’，割得鮮血淋淋。現在是鏟‘苗’、割‘尾’的辦法特多，措施也堅決，扶植社會主義的‘苗’辦法極少，還怕這怕那。可結果是，資本主義的‘苗’是沒有了，社會主義的‘草’也沒長起來。無論是‘草’是‘苗’，總該讓它長點東西，總不能讓它一苗不長、寸草不生嘛！
“再次，關於什麽是社會主義道路，什麽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們可不可以來個逆向思維——資本主義講求物質財富，難道沒有財富就是社會主義，貧窮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探索了多少年，社會主義怎麽走還在探索中。起碼一點，‘人是鐵，飯是鋼’，連肚子都填不飽，豈不是十足的空想主義、虛無主義？人民群眾不餓飯，才是最大的現實主義。何況，社會主義道路還需要不斷地探索、實踐、完善。
“最後一點，我想順便說一說，在改革大潮中遇到一些細節問題，個別語言文字問題，沒有必要爭論和糾纏，強調百分之百的精確。比如，包產到戶究竟是‘靈丹妙藥’，還是‘救急藥水’，這是群眾的創造發明、生動的比喻。不管叫什麽，包產到戶就是目前廣大農民的一條活路，是真正出路。我看，無論是叫‘救急藥水’，還是叫‘靈丹妙藥’，隻要是能治好群眾的饑餓病，就是好藥，就是良藥。管他黑貓、白貓，抓得住耗子的就是好貓。也許，我們現在稱的‘靈丹妙藥’，將來隻能稱它為‘救急藥水’。任何一項重要決策，在曆史發展的過程中，都隻能發揮階段作用，但其功績是不滅的。至於反麵例子和典型，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有，哪裏都找得到，關鍵要看是少數，還是多數？是主流，還是支流？誰是主要矛盾，誰是次要矛盾？同樣是去年，《人民日報》登了張浩反對包產到戶的來信不久，又登了範敬宜的新聞述評，題目叫‘分清主流和支流，莫把開頭當光頭’，就給了我們極為深刻的啟示。
“最後，謝謝大家，我說得不對的地方，請各位領導批評指正。”
張書記整整講了九十分鍾，有觀點有事實，深入淺出，很有針對性，很有殺傷力，不少到會人員點頭認可，認為他不愧是當過理論教員的。
隨後，各參會的縣委書記、縣長和地屬部門的領導都爭先恐後地發了言，還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議。
會議最後一天，先由地委和行署的各位領導發言，最後由地委陽書記做了總結，充分肯定大家思考問題深刻、思想活躍，能解放思想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與會人員基本上統一了思想，認為責任製是當前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一種最好形式，應該放手讓群眾去試驗，去探索。會後，地委將大家的意見集中形成一個《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推動全區工作》的文件，下發全區各級貫徹落實。
第一次參加這樣重要會議的夢學，既高度緊張，又特別亢奮。很多第一次聽到的名詞術語、政策提法，他需要全方位吸收、理解和消化；許多重要的觀點、立場，他需要盡量不漏記、遺忘。四天會議，他克製自己少吃東西不喝水，免得上廁所耽誤時間，漏聽了領導們的高水平發言。
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夢學就向台裏發回了兩篇稿件。一篇是《暢所欲言解放思想，堅持實踐標準進一步搞好全區工作》的消息，作為公開報道；另一篇是《一些縣委書記對包產到戶的認識和態度》，作為內參報送上級領導。
除此外，夢學還寫下工作後的第一篇個人日記。
夢學本打算參加完這次會議，完成這次報道任務，就回家看看父母，沒想到很快就接到記者部領導打來的電話，轉達了台長的表揚和鼓勵，說他有新聞敏感，善於抓住改革開放後的新生事物，能吃苦耐勞，寫的稿件質量也不錯，希望他再接再厲。
領導的表揚和肯定，讓向夢學有種旗開得勝的興奮感，受到極大的鼓舞。於是，他決定推遲回家，又連續寫了十多篇報道，才回到縣城，邀約哥嫂和侄兒，利用星期天，陪他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
回到家裏，向媽左看右看，覺得兒子除了老成了些外，其他沒有什麽變化。腳上穿的解放膠鞋，下身穿的藍布褲，上身穿著灰色滌卡做的四個包的幹部裝，那是寧靜送給他的。那對比一般人闊大一點的“招風耳”，好像更肥大了一些。誠然，這對“招風耳”，與他的職業十分匹配，而今他成了記者，他需要廣集信息，傾聽多種聲音。這對“招風耳”，很像無線電接收天線，這正合廣播記者的要求。這一番打量之後，老媽對兒子的抱怨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一會兒問他住在哪兒，一會兒問他當記者到處跑辛不辛苦，一會兒問他大學畢業的工資是多少？夢學最害怕老媽問個人問題，但還是逃避不了。老媽問：“你同寧靜的事到底有沒有結果？你看，你的同學汪三毛的大孩子都在讀小學了。你的弟弟夢功，孩子都是一歲多了。你的妹妹夢響，很快也要當媽媽了。你都快滿三十歲了，還是一個人，好不讓人省心。”
聽到婆婆介紹夢功的孩子，春香迫不及待地插進來，叫孩子趕快喊“二伯”，邊說邊把孩子往夢學身上推，讓他抱抱孩子，說讓孩子沾沾書生氣，向二伯學習，將來也考大學，當城裏人。孩子被陌生人嚇得哭，春香罵孩子“沒出息，說不定長大又是個小農民”。
夢響在一旁站了半天，終於插上了嘴：“二哥，你看我們家五兄妹，就你們前三個有出息，跳出了農門。大哥轉業當了官，姐姐嫁人進了城，你考上大學現在成了大記者，隻有我和三哥這輩子都隻能‘修地球’、當老實農民了，就我倆的命最苦。”殷智上前和夢學握手，說了聲“二哥好”。
夢功說：“我真佩服你們當記者的，就這麽會鑽會找，當年我是幾進幾出，才發現桃溪河可以修電站，而你才當幾天記者，就發現了這件事，還寫得那麽生動實在，引起那麽大的反響，看來你真比我有本事。我該感謝你在文章中表揚了我，你也該感謝我的老丈人熱情招待你。”夢功邊說邊流露出幾分得意的神情。
向安隆不急著同夢學多談，隻先打了個招呼就去同夢軍交談了。他是一家之主，自信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何況夢學從小就是他最喜歡也傾注了最多心血的兒子。待夢學應付完其他家人後，他才把夢學喊到自己身邊坐下，詢問了解夢學這四年的學習和這次畢業工作的分配情況。他從談吐交流中發現，夢學愛學愛思考的習慣不但沒有變，而且看問題比以往更加沉著老練和深刻。於是，他把夢功、夢軍又叫到後堂坐下，父子四人開啟了無主題的家庭討論會，聊起當前的土地承包責任製的狀況，以及當地出現的大好形勢。父親說：“中央為什麽遲遲沒有一個文件表態，也沒有一個中央領導明確站出來表態支持，來統一全國幹部群眾的思想，免得下麵爭論來，爭論去。”
夢學說：“其實，中央早就表態了。在全國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是最有力的間接表態，就是強調不唯書、不唯上，要唯實，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次討論就是從理論入手，從思想發動，達成‘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共識。這就是說，是對是錯在實踐中檢驗；是對是錯用事實說話。包產到戶，明明白白增產增收，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鐵的事實證明是對的，難道還用懷疑嗎？我看，有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有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央遲早會為包產到戶責任製正名，下發文件肯定和鼓勵。”
夢軍也接著說：“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製定，從來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包產到戶責任製，經過幾年的實踐檢驗，效果相當好，條件已經成熟了，相信中央很快會下發文件，給它蓋棺定論了，用不著顧慮這，顧慮那，不會犯錯誤的。”
父親說：“那好，我也用不著擔心犯錯誤給你們後輩找麻煩了。現在我們向家就這麽定型了，夢軍和夢學隻要好好工作，將來會有前途。尤其是夢學，有大學文憑，人年輕，更應該為農家子弟爭口氣。夢成雖然過得平淡，但衣食無憂，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孩子，將來也無後顧之憂。夢功就隻有紮根包產地，繼承向家祖業，接過這向家老屋，支撐起這個家。夢響已結婚安定下來，殷家是個靠得住的人家。原來，她總想跳出農村，總是東想西想。她被清退回來以後，斷了她的夢想，再不東想西想了。但從她骨子裏來講，她是個比較潑辣的妹子，同殷智組成家庭，兩個人今後可能會在農村搞出點什麽名堂出來。”
夢軍和夢學都希望父親注意身體，要多休息，不要過分勞累。
午飯過後，夢學要去拜望他的兒時朋友汪三毛。汪三毛同夢學同年生，從穿開襠褲起，在一起玩，一起上學，一起進滾戲水，一起讀到初中。汪三毛沒有再讀高中，回家勞動，不久結婚。夢學讀高中遇“文革”沒升學，回家參加集體勞動，兩人又天天在生產隊勞動相會、吹牛談天。夢學考上大學向他告辭，汪三毛說：“從今以後我們兩個就是兩個天地的人，你就走好你的陽關道，我就過我的獨木橋了。”夢學回答：“豈敢，豈敢，你我永遠是朋友！”
夢學這次去看汪三毛，老遠就看見他正在屋前的皂角樹上，準備去掏鳥窩，兩個一高一矮的孩子，兩眼直愣愣地看著，等待著“戰利品”。夢學看到汪三毛爬樹時的身手，說：“你爬樹的童子功依然不錯嘛！”
“不行了，現在老了，已經爬不動了。”汪三毛回答，接著就問：“你是什麽時候回來的，我現在該喊你叫老爺呢，還是叫你迅哥兒呢？”
“我是迅哥兒，難道你就成了閏土，現在還有閏土？”夢學反問。
“時代雖然不同了，但閏土依然活著，而且還不少。”汪三毛說。
“看來你對魯迅的《故鄉》一直念念不忘，對他筆下的迅哥和閏土念念不忘，才有情趣同孩子一起掏鳥窩。”夢學說。
“我倆讀中學的時候，不是都很喜歡《故鄉》，都有一起捉蟋蟀、捕知了的經曆嗎？可今天，不是真的一個成了城裏的老爺，一個還是苦苦掙紮的閏土嗎？你我兩個現在真的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哦。掏鳥窩，不也是一種苦中尋樂的打發嗎？”
“大孩子是我還在家的時候就生了的，估計八九歲了，小的幾歲了？”
“小的才兩歲，剛剛躲過獨生子女政策。其他的我都不如你，就這一點我比你強。你就是現在馬上結婚，也隻能生一個了。帶兩個孩子苦是苦點，但多一點樂趣，多一份保險。在農村，除了幹苦活，就是男人和女人那些事，所以閏土一口氣生了五六個孩子。如果從閏土時代就搞計劃生育，中國也不會有這麽多人，搞得地球叫苦連天啦！我響應政府號召，公社計劃生育手術隊已經把我劁了，我現在跟太監差不多，不是資格的男人了。不過，同老婆睡覺沒問題，‘隻開花，不結果’，免得給幹部和政府添麻煩、自己也討不到清靜。這叫‘利國利民’啦！現在生多了，不但政策不允許，自己也難養活哇。就我現在兩個孩子，我都不敢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為迅哥兒，隻求閏土不再絕後呀！”
走到縣城、省城，走到京城，《故鄉》、閏土、汪三毛，始終在夢學腦海中浮現，一直揮之不去，與他一生的記者生涯，始終形影不離！
夢學更加堅定了他搞好“三農”報道的信心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