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采訪“盲流”、“民工潮”，向夢學乘坐南下打工的長途汽車，進行了一次艱辛的體驗。途中出了車禍，二人死亡，多人受不同程度的輕重傷。夢學有驚無險麵部受傷掛彩，仍然堅持跟隨參與處理二人的後事。死去的二人碰巧是同生產隊的人，又是同年生一起長大的好朋友，這次又同被送上了不歸路。然而，兩人的經濟補償、安慰費卻相差甚大，就因為一個是國家幹部，一個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夢學親眼見到“同命不同價”的現實，打心底裏感歎：人們千方百計要跳出農門，就在於渴望人格的平等、生命價值的平等！
處在兩種呼聲、兩種認識夾擊之中的向夢學，接到電台領導的指示，要求他深入前沿，深入民工的輸出地和輸入地，深入用工單位，傾聽了解各方麵意見，了解務工人員的心聲，了解解決民工潮的典型和經驗，總結和思考問題，客觀公正地寫出報道，為領導提供有參考價值的內參。
在給夢學布置任務的最後，台領導還不忘特別提醒：“向夢學同誌，你來自農村基層，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過去的報道任務都完成得很好，這是你的優勢。但這也有可能成為你的劣勢——注意不要感情用事，一味同情農民。我們媒體人，一定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做到疏導不點火，幫忙不添亂，鼓勵不泄氣，為時代的大潮鼓與呼。”
領導的希望，讓夢學感到沉重的壓力，覺得自己也被推進了這洶湧的潮水之中，害怕完不成這重大的采訪任務，更害怕寫出導向不準確的報道，造成負麵影響。但他轉而回頭想，壓力就是動力，何況采寫的報道或內參，還要經過台領導審查把關，不會出大婁子，更何況領導沒有給自己下定額任務，讓自己有認真調查采訪和學習思考的時間——他對完成任務又有了幾分把握。
夢學接到新任務後，馬上開始做南下的準備工作。他首先做的就是查閱資料。當時查閱資料有兩個重要途徑，一是翻閱各種報刊登載的新聞報道——記者站的報紙不齊全，他專門到地委宣傳閱覽室去查找。第二個途徑是到地區勞動局、農委和勞務輸出辦去查找資料，采訪“活材料”。從統計已遣返的“盲流”數量中，分析農村剩餘勞動力繼續外出的務工情況，作為新聞背景的材料運用，努力寫出實實在在的報道。
出發前，夢學對新聞報道和社會上流傳的“盲流”一詞，不甚了解，特地向勞務部門請教，弄清了它的內涵和形成過程、原因。
“盲流”，是才冒出來的新名詞，是專門針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打工，盲目行動而出現的。它一是指部分外出務工人員，不知道去什麽地方，不知道自己幹什麽、能幹什麽，盲目從眾，盲目地無序流動。第二是指那些外出務工的人員缺乏必備的證件。他們有的不是沒有外出務工證，就是沒有計劃生育證，甚至沒有身份證。三證不齊的、外出目的不明確的外來務工人員，就被稱為“盲流”。夢學還了解到，從去年開始，沿海地區已經陸續勸退和遣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盲流回鄉務農。
資料準備好後，夢學聯係到響水公社勞務辦，希望同這批民工同行，體驗民工出門的艱辛，了解民工們的生活狀況、內心想法和今後打算。第二天清晨，八十個民工，加公社帶隊的武裝部長鄭明和夢學，共乘兩輛包車，從響水公社向南進發。一路上，有的人比較興奮，東張西望看沿途風景；有的一上車就昏睡，顯得很疲乏；有的半睜半閉雙眼，陷入沉思，似乎在思考如何能抱財歸家，打工掙回的一筆錢怎麽用……車行三個小時，到了湖北恩施的齊嶽山上，公路旁有一家小店，南來北往的車輛都要在此稍作停留，以讓司機乘客解便鬆包袱。恰在此時，夢學他們遇到了三輛從南方送遣返人員回鄉的車。
世上的事，往往就這麽巧，這五輛車的司機都是省汽車五十隊的人。五輛車的乘客，許多是互相認識的，他們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的拉起了家常。往北開的是被遣返回家的，是“三證”不全的或者是找不到活幹的，是地地道道的盲流人員。往南走的是剛出發，有組織的，證件也齊全的新軍，且個個都信心十足。無論被遣返者怎樣的詛咒，怎麽的聲討，都動搖不了南下這批人的決心。
這些，無疑都被夢學看在眼裏，聽進耳裏，記在心裏。
大約十分鍾左右，兩個車隊各自繼續前進，兩支隊伍各奔東西，互相之間還向對方揮揮手告別。誰知夢學他們這兩輛車重新開出不久，第一輛客車迎麵撞上一輛占道貨車，嘭的一聲，客車被撞出了公路，連翻了兩個滾，全車一片驚叫。後麵一輛也差點跟前車追尾。待第二輛車停穩後，全車人員馬上去搶救傷員，現場一片喊聲，一片狼藉。車頂棚上的行李散落一地，麻布口袋，編織蛇皮袋，五花八門的袋子，裝著破舊衣物，四處都是。
不幸中的萬幸，翻出公路的客車遇到的不是懸崖峭壁，隻翻了兩個滾便在一麵斜坡地裏停下。不一會兒，一個個人從開著的車窗爬出來，有的隻是臉、頭、腳、手碰傷，有兩個人腿不能動，有三個人的手可能骨折，不能自己鑽出車來。還有兩個重傷已是血肉模糊。夢學反應快，在車子兩個側身翻時，他都牢牢抓住前麵的扶手，隻是臉上被掛了彩，手腳都無大礙。他用紙巾擦了擦血，就投入搶救兩個重傷員的行列之中。
兩個重傷員，一個是此次帶隊的公社武裝部部長鄭明，一個是鄭明原來的小學同學周春春。他倆同隊同校，一直到高小畢業，又一起回到生產隊，參加集體勞動。後來，鄭明參軍到部隊，吃苦耐勞人品好，一路從副班長到班長，再從班長走到“起碼官”排長，最後又升成副連長。後來，組織上考慮他已在老家農村結婚，同時又考慮文化程度的限製，安排他轉業回到家鄉當了響水公社的武裝部長。這次領導派他護送務工隊南下打工，正好同兒時朋友周春春同行，隻不過兩人的身份大相懸殊。一個已是按月領著二十四級工資的國家幹部，一個還隻是憑體力、用汗水換油鹽的打工仔。但是，土生土長的友誼，沒有讓他們疏遠。上車後不久，鄭明主動提出換座位同周春春同排坐。客車翻車後，兩塊尖刀般的玻璃，一塊插入周春春的太陽穴，一塊直穿鄭明的頸部。兩個都被戳傷要害部位，鄭明頸部大概是傷了動脈血管，大股血直往外湧，有人趕上去用手按，卻無濟於事。
帶隊的鄭明受了重傷，整個隊伍群龍無首。闖禍的貨車司機停好車後，同兩個客車司機商量應急措施。從未經曆過這麽大的事故的夢學，也慌亂得束手無策。但他想到自己是國家幹部，又想到自己是新聞記者，很快冷靜下來，投入救援中。他們迅速決定，用第二輛客車，裝上兩名重傷員和另外幾名手腳受傷的民工，火速開到湖北利川縣城搶救治療，同時給老家萬縣響水公社去電話告急，請求援助。
客車還沒開攏利川縣人民醫院，周春春就停止了呼吸。安頓好鄭明的搶救後，夢學才顧上給自己的傷上藥，簡單包紮。臨近傍晚，公社王副書記帶上幾個人，開了一輛客車趕往出事的齊嶽山和利川醫院。現場的兩輛客車，一輛用於接傷員回家，一輛轉運其他人繼續南下打工。幾位年輕人被車禍嚇怕，覺得出師不利，不是好兆頭，不敢再前行，決定打道回府，回去老老實實紮根包產地。待王副書記他們趕到醫院時，武裝部長鄭明也已經離世。王副書記做了簡單工作交代，派民政幹事送務工人員繼續南下。他坐在返程的車上，車上坐著的十七八個人，有受傷的，有打退堂鼓的，還有鄭明、周春春兩個再也不能擺龍門陣的好朋友，直直的，一前一後躺在客車的過道中間，默默無聲地回老家。
一路上，除了汽車的馬達聲和偶爾出現低咽的喇叭聲，沒有一點其他聲息。
一路上，夢學也沒有說一句話。開始，王書記征求夢學意見，問他是不是跟大隊伍繼續南下，好完成單位交給的采訪任務，好向領導交差。經過激烈而短暫的考慮，他決定同王書記返回，畢竟人命關天，應該得到社會的關注。他在思考，民工們成批進進出出，一方麵是大量的民工從前線遣返，另一方麵是千軍萬馬還在源源不斷地開往前線，用什麽辦法才能真正緩解這潮進潮出？而且，夢學還暗暗地想，鄭明和周春春這是一對典型的幹部、農民，他們在同一起事故中喪生，存不存在同命不同價的問題？王書記不時關注一下周圍的人和夢學，但誰也不說話。
淩晨三點多鍾，車就開回到了響水公社，但他們沒有把兩位死者直接送回家，怕黑燈瞎火地送回家會引起混亂。一直等到天明，王書記要求返回的八位未受傷的民工，幫忙把兩位送上山、安埋後再回家。有人在私下說，沒想到我們出門打工的第一次工作，就是辦喪事。但說歸說，事還得照樣幹，因為他們知道公社書記是有權威的，還覺得大家都是苦命人，何況還在車上共同度過了兩天——俗話說：“同船過渡就是前世的修煉。”八位民工被兩名公社幹部分兩撥帶到附近社員家中，去收購了兩副棺材，簡單整理一下，分別送到兩家。
清晨大早，兩副棺材同時抬進了一個生產隊，自然引起關注。鄭父眼見一副棺材朝著他這獨家獨戶小院走來，心裏全然明白結果。鄭明的老婆、母親、父親一起向棺材方向奔來，喊天哭地，聲嘶力竭。老婆不斷用手在棺材上撲打，“鄭明、鄭明、鄭明”的哭喊聲叫人心碎，母親幾聲“兒啦、兒啦、兒啦”就一時緩不過氣來，癱在地上，扶都扶不起來。父親已經哭不出來，兩手不停地捶打胸口，悲痛欲絕！
全家人都明白，這個改變了家庭命運的兒子，一下子沒有了，這對今後意味著什麽。
當年同意他出去當兵，父母並沒有期望他將來有多大出息，隻想他出門看看世界。但窮人的孩子既勤勞又懂事。當士兵時每月八元的津貼，他要按月按時寄五元回家。父親叫他隻寄三元就行，可他說他吃穿都是國家開支，自己隻需要買些牙膏牙刷，其他不用花錢。對文化程度不高的鄭明，父母壓根就沒想到他會提幹，但他還居然從班長當上了排長、副連長，穿上了四個兜的幹部服。有了工資後，他又是逐月按時寄二十元回家。二十元不是大數目，可對貧困的農戶來講無異於是極大的幫助——不管刮風下雨，天幹地澇，油鹽零花錢不再愁了。在鄰裏社員的眼裏，鄭家有一小股不斷流的“銀水”，長年累月往家裏流，讓人羨慕讓人饞。而今，不但兒子沒了，親情不在了，終身的國家俸祿必然切斷，家人的生活無疑又從“米籮跳回到糠籮”，還原到過去的境地了。
與鄭家悲痛欲絕的情景比較起來，周春春家的反應似乎不合常理。死了丈夫，死了兒子，自然很悲痛，但是周家人顯得較為平靜，似乎還為死者有種解脫感。
待周父稍微平靜下來，夢學向他了解一些情況。
周春春生來就身材高大，勞動力很好。但“力大不養家，力氣不值錢”，過去連飯都吃不飽。責任製後，肚子填飽了，但又缺錢花。他羨慕那些外出打工“空手出門，抱財歸家”的人。第一次他揣著身份證就出去打工，在深圳一個建築工地挖基坑，用工單位高興來了個好勞力。但沒過幾天，上麵派人來查驗證件，發現周春春沒有計劃生育證，必須回家。
周春春同他們申辯：“男人也要計劃生育證嗎？”
“難道沒有男人，女人就能生孩子嗎？”
“我的女人又沒來！”
“女人沒來，難道你不可以偷偷溜回家！”
“我有那個閑錢丟在路上，何必出來打工？”
“計劃生育是國家的政策，深圳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全國都是一盤棋，我們沒時間同你閑扯。沒有證明，就必須回家，我們這裏不能收留計劃生育的逃兵！”
就這樣，他第一次出門打工就被遣送回來。但春春不甘心，還想出去掙錢，就同老婆商量，讓老婆采取了節育措施。
他拿著公社和醫院開具的節育證明和身份證，第二次到了珠海，結果因沒有外出務工許可卡，再次被遣送回家。家裏人都勸他，就在家裏搞好包產地，再種些蔬菜換油鹽，他也勉強同意了。誰知道這次公社有組織地搞勞務輸出，他特別高興地說，這次不會有問題了。還說，我生了這麽一副身板骨架，就不信憑力氣掙不到錢。
春春父親歎了一口氣，然後有氣無力地說，沒想到一心想出門掙錢，出去了三次，不但沒掙到錢，反而把命都搭上了。這怪誰，誰都怪不上。隻能怪自己的命，怪自己命苦，命裏該絕。人，早晚都是要死的，我們也是賴一天算一天，實在賴不走了，還不是一死了之。春春這樣也好，一死百了，再也不會擔心被遣返了，對他也是一種解脫。“早死早投胎”，但願他來生投胎，不要再投到我們這樣的家。
夢學聽了春春父親的講述，忍不住打了兩個寒戰。心想：與其說是周父的開通，不如說是一個父親的無奈；與其說是家人對春春的離去沒表現出過度的悲痛，不如說是悲到深處，已無悲可悲的麻木！
當天下午，周父請來兩個挖井坑的人，將他原來為自己選好的墓地，讓給了兒子。這個墓地，是他在二十多歲時，他的父親請陰陽先生給他選好的。陰陽先生說，前看風水走向，後看山勢龍脈，隻要埋準了，至少三代人興旺，四代富貴有餘。想起陰陽先生的話，父親似乎有點覺得自己活得長了一點——“如果我自己早點去占據了這個龍脈，春春哪會走得這麽早。不過，春春去了可蔭及他的兒子，反正也是我們周家的後代！”
過一會兒，公社幹部領著肇事貨車單位和客車單位的代表來到周家，經過簡短商量和按照當時的有關政策，達成了三項協議：貨車肇事方賠償三百元的安葬費和一千元的撫恤金，客車方有連帶責任，付五百元的安撫費。實際上，客運公司這五百元是“同情費”，大家心照不宣都明白。響水公社負組織責任，承擔一百五十元的棺材款和三十元的嗩呐鑼鼓班的工錢費。簽字畫押，付款了結。
周春春這條命，就這樣以不到兩千元錢做了了結。誰都知道，錢買不來命。可一旦無可避免時，錢也可以作為對生命的一種補償和安慰。近兩千元的補償，在當時的農村已經算最高的了。
春春父親拿出二十元作為鼓手們的紅包，希望他們熱熱鬧鬧送兒子最後一程。鄉土樂隊特別賣力，嗩呐、鑼鼓交替登場。山那邊鄭明家的鑼鼓隊，以為這邊要同他們打擂，毫不示弱地競賽起來，嗩呐聲、鑼鼓聲，此起彼伏，震得地皮發抖，整整鬧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人們發現周家的新墳已從墓地長出，紙標紙旗，已在有氣無力地飄。按照春春父親的想法，人死了不能複生，再怎麽鬧也鬧不活，應該是盡快入土為安。讓死人安，讓親人安，讓鄰居安，免得討人嫌。再說，死了一個農民有什麽不得了，這個世界上來了一個周春春不嫌多，走了一個周春春不會少，鬧得出個什麽名堂？用不著搞得那麽複雜。
安埋好周春春，父親想到要去看看鄭明的父母。周父同鄭明父親是老庚，兩人關係也比較好。他既為自己失去兒子悲痛，更為失去有出息兒子的父親感到可惜。他要去看望他，安慰他。
處理一個國家幹部的喪事，肯定不像處理一個農民的喪事那麽簡單，埋了就完事。鄭明是國家幹部，一切要依政策條款和程序辦事。鄭明是幹部，又是黨員，組織要給他的死下結論，起碼要定個因公殉職。他是剛轉業的部隊幹部，意外身亡還要向縣複退軍人安置辦備案。他是在任的公社武裝部長，還得向縣武裝部報告和聽候指示。因此，鄭明喪事的各項補貼及撫恤金額，比較複雜，需要專門解決和計算。
直到當天中午，縣人事勞動部門、民政部門，兩家車隊的人都到齊了，各自翻閱文件條款，累計應付鄭明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元。數字一出來，讓在場的人一片震驚——農村人什麽時候見到過這麽多錢的？
鄭明的父親仍然無比悲痛，但他知道周春春的死亡，隻拿到近兩千元的安撫金，也覺得自己應該知足了。他反過來又同情起周春春一家來。
感到一絲安慰的周父，見到眼前的這一切，突然覺得不公起來。兒子春春與鄭明同年生，同在農村長，就因為後來人家有了出息，當了幹部，而今一起遇車禍喪命，賠償差距竟然這麽大。過去就知道農民的命賤，農民的命不值錢，現在才知道，七條農民的命，都頂不上一個幹部的命值錢！
向來謹慎的夢學，自然是一言不發。但他心想，過去隻知道城鄉人“同命不同價”，萬萬沒想到差別是如此大，難怪那麽多的農民要拚死拚活當幹部，當工人，當城裏人啊！
向夢學親眼見證了這起意外事故處理的全部過程，心裏有許多感慨，但他要抓緊去完成領導安排的主要采訪任務，盡快趕到南方。他沒有再選擇乘客車出行，倒不是因為被車禍嚇怕了，而是想要沿水路走一遭，感受一下水路上的民工潮。再說，改革開放後，不少文章、報道都在說“走出夔門天地寬”。夢學的家在開州縣，離三峽夔門不遠，但就是沒去過。這次，他要去感受一下鎖住四川盆地的夔門，是怎樣的險峻和神秘，體驗一下走出夔門後的心境和天地。夢學買了一張“渝州”小客輪船票，這種小客輪是絕大多數民工們乘坐的，便於接觸更多的采訪對象。到了武漢，夢學改乘火車南下。在這列普通列車上，人山人海。可以說，坐汽車，遇到最多的是民工；走水路坐船，最多的是民工；坐火車，最多的依然是民工。稱之為“民工潮”，一點也不誇張。
一到廣州，夢學在廣州火車站停留了一下，他看見，車站候車大廳裏外那黑壓壓的人群，亂哄哄的秩序，人們喊的喊，吼的吼。細心觀察，這裏聚集著兩股主要的人流：一股是“三無”人員或“三證”不全的人員，是要被當作盲流遣送回鄉的。還有一批人，“三證”齊全，各種手續都無漏洞可挑。但他們要麽暫時沒有找到工作，要麽不是自己喜歡或者能勝任的工作。因此，他們來到火車站等公共場所，這些地方人多相對安全，既能遮風避雨，晚上還能免費落腳，省去住宿錢。
看到這場景，夢學感到似曾相識——十八年前的“**”大串聯，他在重慶、西安就曾見過。隻不過眼前隊伍裏的人，不再是年輕的紅衛兵。
夢學到了深圳，發現這裏的公共場所也是人山人海，同廣州大同小異。
隨後，夢學一頭紮進用工單位，傾聽他們的需求，征詢他們對民工的有序流動的意見和建議，探討解決眼下這叢生亂象的辦法。夢學還到施工現場，同民工一起蹲在攪拌機旁吃午飯，他還同民工一起，鑽進路邊錄像放映室，花一兩元錢買張票，同民工一起看香港片《霍元甲》《陳真傳》《李小龍》。還同民工一起摸撲克牌，打百分，成為民工的朋友。尤其是他同家鄉川主公社和響水公社的川軍民工，混得爛熟。響水公社的民工稱讚夢學不愧是農民出身的記者，不嫌棄農民工，所有的農民工都能成為他的朋友。民工還風趣地說，除了女廁所、女宿舍，隻要有農民工的地方，夢學都去過。
夢學沒日沒夜地采訪了十來天，都比較順。輪到爬格子、寫稿子時，內心卻有些翻江倒海，難以平靜，難以理出個頭緒。他心裏始終覺得，這麽一場偉大的曆史變革，不是他這一個毛頭小夥子能夠講清楚，講準確的。最後，他反複考慮，認為他的報道既要寫出民工潮的現狀、貢獻和遇到的問題，也要有個人的思考。這個思考，也可能正確，也可能片麵，但能夠引起人們重視就算達到了一些目的。他決定寫出一組“民工潮”的現狀與思考的係列報道，共五篇，反映這一曆史大變革。
於是夢學整理好思路，寫出《民工潮的現狀與思考》深度係列報道：
之一：
《開放改革逐浪高不見頭尾民工潮》
之二：
《農門難鎖富餘工走出夔門天地寬》
之三：
《城門何須拒農門工農攜手利城鄉》
之四：
《抽刀斷水水更流有序流動社會安》
之五：
《流動大潮關不住城鄉聯姻萬事興》
寫完稿子，他總算鬆了一口氣。然後又花了一天多的時間，把報道抄寫在電報稿紙上，在深圳郵局通過電報把稿子傳回去。回到旅館，夢學又寫下南下采訪日記。
沒想到當記者不久，就攤上了采訪民工潮這樣重要的任務。
這場民工潮，來得洶湧澎湃，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難以見到潮起潮落。
包產到戶的農村土地責任製的起火點、發源地，全國公認始於安徽小崗村和四川廣漢向陽人民公社。然而，以農村責任製後的剩餘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民工潮，卻很難找到發源地、著火點，但它卻很快形成燎原之勢，擋不住，撲不滅。
是什麽力量這樣巨大？
民工們說得質樸：責任製後農民有了自主權，積極性和效率都提高了，空閑時間多得很，一年是“三個月種田，七個月休閑，兩個月過年”，不如把休閑時間用來掙錢。有了大量的剩餘時間，加上開放政策允許流動，就像打開的水閘，**，再也關不住。
農門鎖不住剩餘勞動力，走出夔門天地寬。走出四川盆地的農民工，不但憑著勞力“空手出門，抱財歸家”，掙了票子，還能見到外麵的精彩世界，豐富自己的思想。
農門鎖不住，城門關不住。民工潮席卷全國，公路、鐵路、空中路、水上路，條條道路擁堵，四方八麵告急，驚動各級，乃至國務院。一時間，輸入地堵，輸出地堵，四麵八方設關卡，上上下下忙於遣返盲流。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大江東流不複返。
城門何須拒農門，工農攜手利城鄉。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入城市，不僅支援了城市建設，也為城市居民提供了全麵服務，城市已經離不開農民工。農民在為城市提供服務中實現了自身價值，也為自己獲得了應有的報酬。在民工潮的流動中，農村、城市，各得其所，誰也離不開誰，實現了雙贏。靠堵，是無法堵得住的。
開弓沒有回頭箭，抽刀斷水水更流。合理疏導，有序流動，才是上策。就像萬縣響水公社的周春春一樣，不少人是被堵、被遣返過的，然而依然要往城裏走。後來，當地領導提出響亮的口號：“盲流不可取，流動大有益”，采取有組織、有秩序的分期分批流動，得到了輸入地歡迎，也有效地克服了流動的盲目性。響水公社、川主公社的有益經驗，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學習，所以整個民工流動大潮正在平穩回落，而不是大起大落，也有利於城鄉的發展。
在采訪中發現，有的農民外出務工的目的和目標在慢慢改變，一些人由開初的“掙票子，飽肚子，然後回家蓋房子，辦廠子”，漸漸地變為想在城裏租鋪子，做生意，賺票子，買房子，爭取當個城裏人……
從整個民工潮的流動聲中，我似乎聽到了城市化的腳步聲，但我說不準，能不能變成現實。但願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