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看見兩條紅蛇交織在一起。在熱水縣公園的花壇裏。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恐懼中生出惡意，用磚頭砸死了它們。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為啥要打那兩條蛇，也不知道為啥那兩條蛇那麽不經打，一磚頭下去，兩個腦袋就碎了。”
陳阿姨知道這事，已是半年以後。據她說，半年來，這兩條蛇每分每秒都活在他心裏。他走著，站著，睡著，醒著，都在想這兩條蛇，卻不跟任何人說。他之所以恐懼，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兩條專門為他顯現的蛇。
“辛老師在生活上對我很好，但不交心。”陳阿姨說。
“他就是這樣的人。”我隻能這樣回答。
突然，有個穿白大褂的男人從核磁共振室裏驚慌跑出，朝我們喊：病人家屬，在哪裏？快來！我們衝進去，看見我父親跪在地上，朝那台冰冷的機器叩頭。我去拉他，但他像生了根一樣，無法撼動。我說，爸，你在幹啥？他說，你快跑，他們要來抓你了。我說，我是誰？他說，你是蛇。核磁共振室的門口擠滿了看稀奇的人，醫生在一旁無奈地搖頭，讓我們拖他出去，別耽誤了其他人的檢查。又過了一會兒，醫生來到過道上。
“像他這樣的情況，我建議你們還是送去三院吧。”
三院，就是精神病院。人們談起它，臉色和談殯儀館一樣。它在縣城北郊，是幾棟隱藏在樹林中的白色建築。我走到醫院外麵，給我妹妹打電話。她說，情況這麽嚴重？我說，醫生是這麽建議的。她說，那就聽醫生的唄。我給朱麗打電話，她沒有接聽。我給她發了一條微信：爸的情況不好。她沒回。我想，我們之間的事情，她已經想清楚了。我們最近在鬧離婚。是我提出來的。沒別的原因，我就是覺得不愛了，突然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也許一個人的愛就像燭光，燃著燃著就熄滅了。被風吹滅，或油盡燈枯，結果都一樣，隻是時間問題。
我父親坐在過道裏的椅子上，頭枕著陳阿姨的肩。他又抱住了那個奶嘴杯，但沒喝，水快沒了。他閉著眼，嘴唇翕動。陳阿姨看著我，我朝她點了點頭。
“我們走吧，”她站起身，伸手去拉我父親，“醫生說你沒事了，回去休息一下就好。”
我們一人抓一隻手，搭在肩上，架著父親下了樓。他的頭歪向我的肩。我伸出另一隻手去攬他的腰，瘦骨嶙峋。他輕聲問我，朱麗呢？我以更輕的聲音告訴他，朱麗在上班，還要照顧孩子。他說，你們要好好的。我的額頭滲出冷汗。
出租車來了。陳阿姨先坐進去，伸手來拉我父親。我護住他的腦袋，以防撞到車門。他突然驚恐地看著我，問，你們要帶我去哪裏？陳阿姨說，我們回家，你的八哥還沒喂食呢。我父親說，八哥的肉不能吃。司機扭過頭來，不耐煩地問，走不走？我們隻好連推帶拉把他弄上了車，並且一人抓住了一隻手。
從一院門口穿城而過就到了三院。我們在門口下了車，扶著父親朝裏走。在我們的頭頂上方，二樓和三樓的窗戶後麵，是一雙雙呆滯的眼睛。我看見有人張嘴吼叫，但沒有聲音。這裏的診室和一院不同。我父親被醫生帶進去後，鐵柵欄門隔開了我們。我和陳阿姨抓住鐵欄，像兩個犯人。
姓名？辛遠山。年齡？嗯。出生年月？我屬羊。今天是幾月幾日？不知道。你哪裏不舒服？我害怕。怕啥？那些聲音。啥聲音？鍾聲、鑼鼓聲、木魚聲、念經聲。這些聲音怎麽會害怕呢？他們要來害我。誰要來害你？他們用斧頭砍我腦袋，用鐮刀割我脖子。
醫生站起身，送他出來。經曆了這一場拷問，他渾身顫抖。然後，醫生讓我進去。他建議我們先住院觀察。我問醫生是否確定我父親的精神出了問題。
“是的。”醫生說，“他會狂躁，還有可能會傷人，或者傷自己。所以，他需要住進來。”
我必須得接受這個事實。我父親瘋了。我小時候和妹妹吵架，最惡毒的話是，信不信我送你去三院？結果某天，我卻要把父親送到這裏來。
“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問醫生，“家屬能陪著嗎？”
“不能陪，也不需要陪，”醫生說，“這裏的病人都這樣。”
我的眼前浮現出父親穿著病號服，目光呆滯的樣子。他那麽老了，在一堆身強力壯的精神病人中間，會像一隻蒼老的鵝。
“我們可以在家裏治療嗎？”我又問，“天天陪著他，按時服藥。”
“這個，你們自己選擇，”醫生說，“我隻負責建議。”
沒跟任何人商量，我做了決定：帶我父親回家。醫生開的藥是：氨磺必利片、氯淡平片、艾司西酞普蘭片。我知道，吃了這些藥，我的父親就會成為一個靠藥物來鎮定的人。沒有藥物能驅散人內心的恐懼，隻能讓意識麻木。他會在藥物的作用下變得安靜，其實就是呆滯。可是除了服藥，我們沒有別的辦法。
我們坐車回家，一路沉默。他坐在我身邊，頭靠在我肩上，眼皮艱難地眨動，像兩隻瀕死的飛蛾。
表麵上看，熱水這些年經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但真正了解它的人，也知道有些東西一直都在。比如教師宿舍院外的那株三角梅，依然蓬勃地開著。我曾經騎著失控的自行車鑽進它的枝蔓之間。花開的時候，我妹妹每天摘一朵放在書裏。小區的鐵門，也還是以前的樣子，生了鏽，搖搖晃晃。
回到院裏，我父親強打起精神，要獨自上樓。幾個退了休的老同事過來問病情，他甚至擠出了一絲笑容。陳阿姨走在前麵，像個女主人似的帶路，熟練地掏鑰匙。八哥聽到開門聲叫了起來：阿尼卡，阿尼卡。我父親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嘴裏發出一聲含混不清的“哞”聲，渾身發抖。我和陳阿姨一人拽一隻手，拖他不起。
“跪下，”他說，“你給我跪下，求菩薩保佑。他們要害你。”
我沒動。他揪住了我的褲腿，目露凶光，仿佛要害我的人是他。陳阿姨關了門窗，拉著我父親的手，哀求道：“你起來吧。孩子在場呢。”可我父親雙手抱頭，嘴裏發出的長嘯足以穿透門窗。我隻能依了他，陪他跪在冰冷的客廳裏。如此，他果然安靜了下來，乖乖服下陳阿姨送來的藥。又過了一會兒，他說他們原諒我們了，讓我起來。
藥物開始起效，陳阿姨讓他去臥室裏睡覺。客廳裏隻剩下我們倆。她給我泡了一杯茶，然後開始給八哥喂食。我問她為啥八哥會叫阿尼卡，她說，因為自從我父親看見那兩條蛇以後，幾乎每天都在念叨阿尼卡。她係著我母親曾經用過的圍裙，在客廳和廚房之間穿梭。我母親的遺照還掛在牆壁上。家裏還是我上次見到的樣子，隻是多了一個陳阿姨。她並沒有像一些女人那樣，要把這裏打造成她的地方，除了衛生間裏的牙刷，我沒有看到更多她的東西。她不時來到我身邊，斷斷續續地講起我父親半年來的情況。
“有一段時間，我發現他老盯著一個地方，半天回不過神。”
“他一直是這樣的，”我說，“神思恍惚，幾乎沒有過笑容。”
陳阿姨說她在我父親走神的時候仔細觀察過他的表情，感覺像是有針在紮他的臉。他痛得抽搐，像是魂被什麽東西給牽走了，往往需要她去幫忙拽回來。她問他怎麽了，他說沒事。她說既然沒事，那你好好的，我要走了。她真的開始動手收拾衣服，她傷心極了，她不想跟一個心裏裝著事的人一起生活。於是，我父親被逼講了看見蛇的事。陳阿姨說，誰沒見過蛇呢？我父親說，它們不是兩條普通的蛇，它們在很多年前就被我打死了。他講完這些，終於崩潰了，說他害怕。我父親夜不能寐，一天天憔悴下去，卻不讓陳阿姨告訴我們。
“前兩天，他吃飯的時候，突然瞪直眼睛，把一碗飯一口氣扒進嘴裏，然後開始啃碗，嚼筷子。我想，我必須得告訴你們了，否則，我擔不起這責。”
“阿姨，”我叫了她一聲，“你會因此離開我爸嗎？”
“不會，”她說，“我跟辛老師在一起，圖的是他心好。”
這是我第一次聽人說我父親心好。這個僅僅和我父親生活過幾年的女人，她在晚年遇見我的父親，就像一個人走進一片森林遇見一棵樹。卻不知它經曆過什麽樣的風雨，為什麽會長成今天這個樣子。當然，我也不知道。她轉身進了廚房。我又開始給妹妹打電話，她沒接。我發了信息，讓她無論如何得回來一趟。至於朱麗，我想，先不打擾她了。我向單位請了年假，回去補假條。既然誰的父親都會生病，那我隻能麵對，雖然我現在還沒有想好具體要怎麽辦。
我父親醒來時，天已黑盡。他足足睡了四個小時。在這期間，我回到曾經屬於我的臥室裏，關上門，抽了半包香煙。發黃的老牆上，還貼著同樣已經發黃的明星貼畫。他們是“四大天王”和小虎隊，以及關之琳和溫碧霞。還有那些我無聊時寫在牆上的小詩，如今看來是多麽可笑。那時，我母親和妹妹住大臥室，我父親睡在沙發上。那時，我做夢都想離開這裏，離開熱水。最後如願以償。那時，我想如果有天結婚了，一定要找個我愛的女人，幸福地生活。最後事與願違。
陳阿姨照顧我父親洗臉，給他擠牙膏。她像是他的另一半大腦，總比他先想一步。我又想起朱麗。如果我們堅持走下去，再過幾十年，會怎樣？當然，我隻是這麽一想，對於我們的未來，我已不再期待。我們經曆過漫長的談判。關於婚姻，關於愛，關於未來。我不知道人為什麽要結婚。人們口口聲聲說的愛，是合適，是好感，還是至死方休？
晚飯時我父親提議我們喝點酒。我們吃驚，但又無法反對。從醫院回來，我們的世界就變成了玻璃的。地板、牆壁、手機、鍋碗瓢盆、嘴巴、眼睛……都需要輕拿輕放，小心翼翼。
我們舉起杯，象征性地碰了一下。陳阿姨為我們夾菜。我們輕聲說話，咀嚼，甚至看向彼此的目光也是輕的。但是，我們又擔心過分的安靜，是否會激起不良反應。
我說：“爸，我已經請假了。我陪你一段時間。你的問題不嚴重，慢慢就會好起來。”
“我的情況自己明白，你不用安慰我。”他說，“如果你真有這份孝心，明天陪我回阿尼卡。”
我和陳阿姨相互看看，誰也沒說話。
“如果你們不想陪，那我就自己去。”
說完這話，他將杯裏的酒一飲而盡，閉上了嘴。又過了一會兒，他蜷縮到沙發上，閉上了眼睛。電視機開著，靜音，變化的光影照在他臉上。我和陳阿姨不時對看，都在等對方開口。
“好吧，”我說，“明天我陪你回阿尼卡。”
“我也陪著去。”陳阿姨說。
他並沒有我們預想中的欣喜，但也並非置若罔聞——他的眼裏，滲出了淚水。我們都看見了，但沒有幫他擦拭。也許，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從那一瞬間開始，我們誰也不想再說什麽。我父親默默起身，套上棉拖，進了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