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六六年夏天到來的時候，連天空的飛鳥都格外焦躁。那幾天，一燕子總是在教室外麵的屋簷下，沒頭沒腦地胡撞亂竄。有一隻灰燕闖進了我們的教室，它驚慌失措地撲騰著翅膀，圍著天花板的四角來回轉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卻暈頭轉向地再也飛不出去。日光燈也被它撞得猛烈搖晃。
“破四舊”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開始的：那天中午，我們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圍剿那隻燕子。他們關閉了所有的門窗，然後揮動著書包和笤帚，企圖活捉那隻燕子。燕子淒厲地叫著，從我們頭頂驚恐地飛過，一次次鑽過他們的胳膊和腋窩，機靈地逃脫。所以他們直到最後也沒捉住那隻燕子。後來有人喊道：燕子呢那隻燕子怎麽不見了？教室裏突然安靜下來。
——那隻燕子不知什麽時候已經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們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腦袋已經折斷，琥珀的眼珠子彈在玻璃上，哀傷地望著我們。雪白的牆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跡，像一把剪刀。
男生們大口地喘著粗氣，麵麵相覷。他們本來隻是想抓住那隻燕子的，燕子卻寧死不屈。那隻可憐的燕子死於一場混戰，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失手打死了它。
那天下午放學，我們灰溜溜地走過學校操場。西斜的陽光下，操場上跪著許多老頭兒和老太太。他們從清晨就開始跪在那兒了，不知他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滿地都是。從老太太跪著的身後，露出兩隻粽子般尖尖的小腳，老頭的頭發都已被剃得光光，頭頂上結著一塊塊血痂，幾隻綠頭蒼蠅嗡嗡飛來飛去。他們的臉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綠綠的顏料打上了一個個大叉叉。他們跪在地上，哭天搶地苦苦求饒。圍在四周的人，不停往他們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個戴著紅袖章的矮個兒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上的皮帶，突然往他們頭上抽過去，一邊大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圍觀的人驚叫著四散開去，鮮血從那個老頭的腦袋上噴泉一樣冒出來，順著肮髒的衣領一直往下淌。我覺得一陣惡心，快快走開了。有人在我旁邊悄悄說，這些人都是從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紅衛兵把他們從火車上攔截下來批鬥，不徹底批倒批臭，決不讓他們上火車……
太陽忽然暗了下去，操場上空灰蒙蒙黃沌沌一片飛沙走石。一年多來，始終在我耳際鳴響的那種風雨雷電的呼嘯聲、終於步步逼近。我覺得像是要發生什麽事了。到底會發生什麽事情呢？其實我心裏明白，我早就盼望著發生些什麽了。我巴不得發生一點兒什麽事情才好。隻是不要像那隻小燕子……
那天我回家對媽媽說，你寫封信給外婆吧，讓她千萬千萬別出門啊。
第二天我去學校，操場上的那些人已經不見了。同學說，昨天晚上死了好幾個人，火葬場的車剛剛把他們拉走。
到處都在破四舊。我們家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理，牆上桌上凡有四舊嫌疑的東西統統被去掉，換上了偉大領袖的畫像和語錄。爸爸媽媽每天晚上反反複複地看著報紙，然後兩個人竊竊低語。又過了幾天，家裏書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紀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來，爸爸把它們一堆堆打成捆，放到一隻大木箱裏去。又在箱蓋上貼了兩張交叉的封條，然後用毛筆在封條上寫了一句話：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去。那天他們幾乎忙了半夜，還把另一些筆記本和剪報資料什麽的，裝在了一隻舊旅行袋中。第二天夜裏，舅舅突然冒雨而來，連一口水都沒喝，便帶走了那隻旅行袋。媽媽的那本《幼小的靈魂》，也在那個悶熱的雨夜，隨舅舅一同遠避塵囂而去。
做完了這些，媽媽才對我說：“**”開始了。我們家的文化，就是這些書。現在，即使有人來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
媽媽憂慮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兩個字，卻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震**和興奮。真的要發生什麽事情了麽？——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繼續革命”中生活了十幾年，可是還從來沒有親自革過命哩。
“破四舊”的風暴，似一支強勁的序曲，拉開了“文革”的大幕。緊接著，“**”史無前例的宏偉戰歌，如黃鍾大呂，聲聲威震神州。
學校已經停課。報紙上正式公布了廢除高考的消息。我們這些初三的學生，再也不用神經兮兮地準備考高中了。學校禮堂和走廊的牆上，前幾個月貼上去的那些標語，那些寫著“一顆紅心，多種準備”“把青春獻給黨獻給人民”一類口號的紙片，從牆上紛紛飄落。早在“文革”開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數，被哪怕一所普通高中錄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樣，到廣闊天地去當一代新農民。我給自己選擇的目標是新疆建設兵團。還決定到了那兒一定要養一條狗。
所以停課一點兒也不使我感到沮喪，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
爸爸媽媽擔心的抄家的人始終沒來。我們班的一個女生，她父親是個資本家，從她家裏被抄走的古董和藏書，裝了整整一大卡車。
我整天在校園裏逛來逛去。眼巴巴望著那些幹部子女們臂上的紅衛兵袖章，在穿梭的自行車上光芒奪目。參加紅衛兵當然沒我的份，我唯一可做的，就是去閱讀禮堂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幾乎每個鍾頭都會有墨跡未幹的新大字報，覆蓋在其實還沒變舊的大字報上。那些大字報都是同學批判老師的，揭發老師如何走白專道路、如何散布封資修思想等等。我們班的幾個同學，也寫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們初一年級的班主任柳老師，曾讓我們討論“男的偉大還是女的偉大”——分明是反對男女平等。過了幾天，老師批判老師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有個高三年級的語文老師，被學生拖到禮堂的台上批鬥，“打倒”他自己的兩個字還沒喊出來就昏了過去；教導主任是個女的，也被剃了陰陽頭；十月十號那天淩晨，有個女教師跳樓自殺，當時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園裏的桂花，散發出一種鹹腥的香味。我一聞就想嘔吐。樹上的枯葉一片片落地，傳來一種瓦片碎裂般的響聲，掉在頭頂上，令人一驚一乍。有一天我悄悄跑到媽媽的學校去，在教學樓和禮堂四周轉了幾圈，直到確實看清牆上的大字報裏，沒有一張批判媽媽的，我才溜回家去。
那天媽媽興致勃勃地問我：你去大串聯的事，手續辦好了沒有啊？
我說哎呀媽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我們學校是不會給我開證明的。大串聯怎麽會輪到我呢？
媽媽說：那你為什麽不能去步行串聯？步行總可以吧？你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應該爭取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裏，無論爸爸還是媽媽，都沒有估計到即將來臨的災禍。他們以為自己早已遠離政治，隻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幸免於難。也許，“文革”之初的大混亂，那種群眾風起雲湧反對官僚主義的**，還給我媽媽帶來了一線希望。她每天都說服我去參加步行串聯，她說她像我這麽大的時候，正走在去天目山讀書的公路上……
無論是她要的“文化”，還是我向往而又懼怕的“革命”——我們偏偏都沒有弄明白，“**”其實隻不過是無數次“運動”以後的又一次“運動”，不同之處，在於這次“運動”，“大”得空前絕後、“革命”革得史無前例。
當我終於帶著在大串聯途中抄錄的一本本大字報底稿，帶著衣服裏藏匿的一身虱子，風塵仆仆回到家裏的那天，我爸爸已經成了“牛鬼蛇神”，正彎腰站在街道俱樂部的台上；為街道的“走資派”們陪鬥。
紅色的汪洋大海。紅旗紅星紅袖章紅寶書紅五類……鋪天蓋地，無邊無際。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隻要你睜開眼，萬物都沐浴著浸潤著紅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裏麵，刷上了一層紅顏色。
天空也是會燃燒的麽？好像有人放了一把火。
每天太陽西沉的時候，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種詭譎而刺眼的紅光之下。天空像是燒紅的、湖水像是染紅的，就連門前的樹葉，也如塗了一層紅漆。從我家的窗戶那兒，能望見遠遠的保椒塔尖頂。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縈繞著妖豔的深紫和玫瑰紅，餘光灼灼逼人。
我和樓上的清清，站在大門口的凳子上，把宿舍外牆新砌的兩塊水泥方塊刷上紅油漆。油漆弄得我們滿手通紅，看上去鮮血淋漓的，像個劊子手。但我們幹得很起勁而且一絲不苟。一個下午時間，我們就把大門兩邊對稱的水泥牆，塗成了兩塊大紅色。走遠了看，很像兩隻鮮紅的兔子眼睛。
我和清清說好了，等明天一早油漆幹了，我們就在紅牆上描方格，再請人用鉛筆寫上空心的美術字，我們負責在那些字裏填上白油漆——兩塊嶄新而鮮明的語錄牌，就算矗立在我們宿舍的大門口了。
天色暗下來了。往日的這個時間，媽媽早該回家了。
西邊的殘陽經久不散。利劍似的塔頂，猶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威鎮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緩緩移動，與我們剛剛刷好的紅牆遙相呼應。又漸漸模糊為一片黑紅色，隱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種突然襲來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媽媽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每天她回來的時候，老遠老遠，我們就能聽見她踢踏踢踏的腳步聲。
我帶著妹妹到巷口的路燈下去等媽媽。望得眼睛都酸了，還是沒有媽媽的人影。妹妹說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聽聽！過了一會爸爸也來找我們了。爸爸輕聲對我說，你們先回去吃飯吧。吃了飯，我到媽媽學校去看看。
吃完了飯，我對爸爸說：還是讓我去吧！
爸爸在一九六五年從果園回到杭州後，仍然沒人來解決他的“問題”。他隻好在街道的修建隊當臨時工。如果他到媽媽單位去問，說不定人家還要盤問他呢。爸爸想了想，點點頭說，那也好。你可小心啊，問清楚了趕緊回來。
我穿過長長的小巷。那條路我很熟，上小學時，我跟著媽媽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來了，是半個，毛茸茸地發紅，像隻凍僵的耳朵。
離那所中學還挺遠，我就看見一股黑煙，如一條大蟒蛇，從學校的圍牆上躥起來。火光一閃一閃，像是蟒蛇的舌頭一吐一伸。我從側門那兒溜了進去，聽見有嘻嘻哈哈的笑聲，從操場那個方向傳過來，還有什麽東西被砸碎的乒乓聲。
有一個男孩惡狠狠地喊道：×××，你給老子出來！又喊：×××，你到樓上去，把老子的紅寶書拿來！
×××、×××都是老師的名字。他們不再稱呼老師，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樹後麵。我看見許多人圍著操場上那堆火光，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著漂亮的衣服。輕飄飄的絲綢在火光中飛起來，閃爍著孔雀羽毛一般絢麗的色彩。有聲音喊：這件絲綿襖不要燒了。留給老子自家穿，老子還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資產階級的絲棉襖哩！又是一聲巨響，一隻半人高的青瓷花瓶從樓上扔下來，在操場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腳邊。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嚎啕大哭，含混不清的哭聲好像在訴說著這隻花瓶的來曆。我從哭聲的方向看到沙坑那兒跪著一個老頭，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的木板，用一根細細的鐵絲吊著，鐵絲都嵌進他的肉裏去了。我認識這個老頭，他名叫杜約瑟，媽媽說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原來是這所學校的前身——天主教會辦的馮氏女中的校長，解放後，學校改了名，他就留在這個學校裏當英文教師。據說他會講好幾種外語呢。
他吃力地抬起下巴，朝樓上哭喊道：你們不要摔了，這些古董，都是文物啊，你們要是喜歡，就拿回家去好了，千萬不要摔碎呀……
一個人走過去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腳。他垂下頭去。那人又踢了他一腳，尖聲尖氣地喊：起來！起來！統統都到健身房去，去把乒乓桌給老子搬到操場上來，老子要在月光底下打乒乓球了……
他們走開去了。我穿過漆黑的走廊，繞到健身房那兒，躲在一塊語錄牌後麵等著。整個教學樓的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媽媽到底在哪裏呢？
胸口掛著木牌的人走過來了。我飛快地跑到杜伯伯麵前，急忙問他，你看見我媽媽了嗎？她是不是也被關起來了？杜伯伯摘下眼鏡把我看了一會，他說你的媽媽是朱小玲吧？嗯，那不叫關起來，叫做隔離審查，嗯，隔離就是實行革命群眾專政……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問：那我媽媽隔離在什麽地方呀？
你快走開，讓革命小將看見了，大家都要吃苦頭了。他拚命搖頭。
……假如你看見我媽媽……我還想對他說什麽，突然一記重重的拳頭落在我肩膀上。一個尖細的嗓音吼道：你是什麽人？你來幹什麽？想同牛鬼蛇神搞特務活動啊？還不快滾出去！
月光下，麵前這個頭發黃黃的男孩子，臉上還有一層淡淡的茸毛。兩隻清澈的大眼睛卻氣勢洶洶地暴凸著，像大人那樣皺著眉頭。他的腰裏係了一根皮帶，手裏拎了一根皮帶，那皮帶好像隨時都會朝我抽過來。
我是來找我媽媽的……我緊緊咬住嘴唇，不讓眼淚掉下來。
你媽媽？嗬，老實告訴你，階級敵人朱小玲，從今天開始被我們革命小將專政了。你那臭媽媽，是一個大叛徒！如果她不徹底坦白交待，隻有死路一條！快滾！
剛邁出校門，我一把抱住電線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我一邊跑一邊哭，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天上地下一片混沌。路燈慘淡，往日熟識的小巷變得陌生而漫長。
我跌跌撞撞地跑著，看見自己的影子一會兒長一會兒短，像是圍牆上那條黑色的大蟒蛇，在身後緊緊地追著我。月亮也呼哧呼哧地跑著，那黑蛇追著它，一會纏成個黑球，一會又繞成個黑圈。月亮用力掙脫出來，卻好像被蛇牙啃過，光滑的表麵被啃得坑坑窪窪，凹凸不平的邊緣像在滴血，蒙著一層烏黑的血痕……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滅亡！”
她走過貼滿了標語的走廊，被幾個學生推進了禮堂側麵的化妝室。門重重地關上了，身後傳來鐵鎖的哢噠聲。她在黑暗中閉了一會眼睛，才勉強看清小屋裏空空****，連一把椅子都沒有。
整整一夜，媽媽坐在化妝室冰涼的台階上，一分鍾也沒有合眼。
四麵是冰冷的牆壁。沒有天空也沒有窗戶。死一般的靜寂中，隻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個遙遠的回聲，在雲霧中飄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塵土蓬鬆而厚實，像一隻墊子。
有什麽東西輕輕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個黏糊糊的小蟲子。接著她聞到了一股異味，奇臭無比。
……牆壁、灰塵、臭蟲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覺得這個地方似曾相識，她能聞出來——失去自由的牢籠，連室內的氣味都是一樣的。
她這一生中，已在這種地方，待過許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國民黨監獄，為了她填過表申請加入共產黨；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園，為了審查她蹲過國民黨監獄的曆史。第一次死了賈起；第二次，死了直屬班裏她認識和不認識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釋說：死人的事總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理想的代價？
但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組織更非司法部門，而是一種聞所未聞的“革命群眾專政”，迅雷不及掩耳，氣勢洶洶、野蠻而瘋狂。在她周圍的人中，已有一個又一個的人投水服毒，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那麽這一次，是否該輪到她了？
那一夜，我的媽媽久久地獨坐於陰濕的水泥地，一動不動，幾近麻木。那個關於死的念頭在她腦中一次次閃現。她想著解脫自己一生苦難的時刻終於來臨，甚至感到了一陣輕鬆和快意。曙色已透過門縫，瀉在她的腳邊。地上的灰塵漸漸變得蒼白，在朦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積雪的屋頂，當太陽出來時，它們就將一滴滴化為烏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裏的燈下，一夜未眠，一言不發。淩晨時我被一陣劇烈的頭痛攪醒，我喊著媽媽驚坐而起，那個瞬間我腦中閃過學校裏那個跳樓的女教師。我肯定那個時刻媽媽一定也曾有了這樣的念頭，我在**縮成一團，心裏充滿了恐慌。
——就在那個時候，媽媽看見了從腳邊爬過的一隻螞蟻。
那是一隻黑色的小螞蟻。它從灰塵裏拱出來時，很像是大海的波濤中翻滾的一條小船。它小心地踩著浪尖，也就是塵埃顆粒的浮麵，固執地往門縫那兒爬去；時而被浪穀淹沒，蹤影全無，時而卻又重新出現在她的視線裏。它似乎爬了很久，才爬了很短的一段距離；從台階到門，對它來說還有遙遠的旅程。後來門縫底部的亮色漸漸變得金黃，清晨的第一線陽光，映在它極細的雙腿和極小的眼睛上，迷蒙的鬥室內，便有了一個閃光的亮點，像夜空中的螢火蟲，忽明忽暗。它幾乎是馱著陽光、朝著陽光在走，一刻也沒有停止。在它前行的路上，時間已經凝固，唯有不斷被搜尋和開拓的空間，在塵埃中延續……
它終於消失在門縫的那一頭，消失在門外的陽光下。
淚水從我媽媽臉上不斷地滾落下來。在積滿灰塵的地板上，濺起一個一個小孔。她是多麽感謝這隻不知來自何方的小螞蟻啊。
我的突如其來的頭痛，就在那個時候戛然而止。天亮時我沉沉睡去——我夢見了那條小人魚，從海的波濤裏冉冉升起，將我的媽媽送上岸邊的沙灘。那隻螞蟻就是小人魚變的，它在波濤中引領著她，將她帶出了死亡之穀。似乎，每當她走投無路之時，她那柔韌而童稚的心靈中，總有一種自我解救的秘方，能使她絕處逢生。她曾為我編織的那些美麗的故事、那些殘留於她腦中永不肯丟棄的種種幻覺，在後來幾乎長達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精神食糧，成為她的防身武器，成為她抵禦那場浩劫的最後一個藏身之地。
我看見我的媽媽從冰涼的台階上站起來，微笑著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第二天，媽媽被紅衛兵們，從化妝室移到樓梯底下堆放雜物的一間小黑屋裏。隻有吃飯時，才允許出來“放風”。十幾個被關押的老師，排成一行，集體押去食堂。規定不許買一毛錢以上的菜，也不許端回屋裏去吃，而是在食堂門口站成一排，像是做吃飯表演。中午我去給媽媽送被褥和替換的衣物時，遠遠地看見那些“牛鬼蛇神”們，正排列在食堂外麵，高聲朗誦著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我朝媽媽走去，但“小將”們一把將我手裏的東西搶去了，卻不讓我見媽媽。
這樣關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寫材料和“提審”，那個頭發黃黃的，外號名叫“黃頭毛”的紅衛兵，命令這些老師們開始勞動改造。有一次粉刷禮堂的牆壁，牆很高，要站在一張桌子上、再站在一張凳子上，才能夠得著。媽媽很費力地爬上去，沒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連凳子一起摔下來，跌得鼻青臉腫，申請到校醫務室去上點紅藥水，也被紅衛兵斷然拒絕。一連許多天，媽媽踮著腳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鑽心，大汗淋漓，頭發都濕透了。
要是變成一隻壁虎就好了。在牆上爬來爬去，就把石灰刷在牆上了。她自嘲。自己也覺得這個想法好笑，忍不住就笑起來。
過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橋去拉煤拉磚拉石頭。一個人拉一車，天不亮就出發，拉著空車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精疲力竭地把滿滿一車石頭拉回來。媽媽最怕過那座大關橋，橋身又高又陡，拚了命把車拉上橋，已是頭暈眼花；到了下橋時，一車重載，板車往橋下死命地衝下去，她八十多斤的體重，根本就壓不住車身。有一次，車子下滑時，車頭卻翹了起來，她被吊在車把上，整個人都已懸空，眼看就要翻車，她驚叫，腦中已是一片空白。幸虧有幾個老工人聞聲衝過來，用力按住車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麵無血色地癱在地上，想說句謝謝，喉嚨裏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再走，發現鞋子已經撕開了一個大口，隻好拉著，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過還是不要什麽王子了吧，隻要穿上了那雙水晶鞋，變成個旋轉一天都不覺累的人，就好了。她想著，腳上竟慢慢有了力氣。
到校外幹活畢竟能有陽光和新鮮空氣。她總是安慰著自己。有時，趁著押隊的紅衛兵不注意，杜約瑟就溜到熟食攤上去買兩毛錢的豬頭肉，說好了到吃飯時分給大家吃。但他實在饞得受不了，就從那紙包裏掏出一塊，自言自語說先吃一塊吧就這一塊。他的車走在最後頭，到了學校，他那油膩膩的紙包早就空空如也了。
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又是沒完沒了地寫材料。寫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沒人理睬。她發現其實紅衛兵對他們寫的材料並無多大的興趣，他們最熱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後輪流出去“外調”，十天半個月不見人影。媽媽一個人單獨關在樓梯下那個小黑屋裏，小屋子原來是有一扇窗戶的，但窗戶外麵貼滿了大字報，把窗縫糊得密不透風。門一關，屋子裏黑得像座墓穴。一個十五瓦的電燈泡，便是她生活中唯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發奇想，用一根頭發上的發卡，插到窗縫裏，把窗縫外麵的大字報一點一點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條縫隙。大字報一層壓一層，糊得又厚又硬，她覺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條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開這條隻有一根發卡那麽細、筷子那麽長的縫隙，花費了她整整好幾個晚上。
……拇指姑娘就是這樣從田鼠的地洞裏逃跑的呐。她自言自語。這些日子她經常這樣自己同自己說話，否則她就要悶死了……這是我的一線天，現在我可以望見燕子什麽時候從我頭頂飛過、望見柳樹遠遠地搖著、望見薔薇花一朵朵從圍牆上伸過來了……
一線微弱的陽光，帶著一股報紙和糨糊的氣息，從那窄窄的縫隙裏，突然湧進來，使她猛地覺得一種刺眼的疼痛。她撲在那亮光處，大口大口拚命地呼吸著外麵其實並不新鮮的空氣，心裏一陣狂喜。隻有每天的中午時分，陽光才能路過這葉小窗，在此短暫停留。但這於她已經足夠。一絲微風、一線亮光，遊絲般在她的小**移動，撫弄著她細瘦的手掌。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的心，依然自由。
世界上有些人偷錢偷物，而我，卻是在“偷”空氣“偷”陽光。她想。不由幾分自得。可是，陽光和空氣本來就是人生而擁有的——“偷”從何來？緣何去“偷”呢？她又一想，便覺很深的悲哀。
果然陽光和空氣，也如這世上所有的一切，已不屬她所有。沒過幾天，具有高度革命警惕的專案組成員，就發現了媽媽窗戶上的“漏洞”——大叛徒朱小玲企圖翻案罪該萬死！把朱小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他們把媽媽拉到操場上去批鬥了幾次，那窗戶從此被釘上了鐵皮，封得嚴嚴實實。
媽媽感到自己的“案子”在不斷升級，專案組的人外調回來，開始了新一輪的提審。有人每餐把飯送來，連食堂也不讓她去了。媽媽意識到了自己“問題”的嚴重，她真正開始擔憂了。
那是一個雨天的傍晚，妹妹按規定，去媽媽的學校送換季的衣服，還有每個月的肥皂牙膏等雜物。她濕淋淋回到家裏，手裏拎著一雙媽媽的舊鞋子。她哭哭啼啼地對我和爸爸說，她見到媽媽了，媽媽很瘦，媽媽把這雙鞋子交給她，說讓爸爸修一修，再送回去給她勞動穿。媽媽說，一定要爸爸親自修才能修好的。
媽媽和你說話時，旁邊有人嗎？爸爸問妹妹。
天下著雨，在大門口，紅衛兵都去躲雨了，媽媽才把鞋子脫下來交給我的……
等妹妹睡了，爸爸把那雙鞋子拿到燈下。他撕開了鞋幫，在鞋底的夾層裏，露出一張折疊得很小的紙條。打開紙條，那上麵寫著：
我一切好勿念。隻是最近外調的結果，又出來了一個關於紅手帕的事件。專案組說我隻有一個選擇：如果我不承認自己是叛徒，那麽肯定就是假黨員。看來要打持久戰了。你們多多保重。
爸爸劃了一根火柴，把那張紙條點燃了。那天夜裏他一直趴在燈下寫著什麽。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看見那雙鞋子已被修補得結結實實。爸爸對我說，今天你去吧，一定要把這雙鞋子親手交給媽媽。
爸爸的眼裏布滿血絲，他換上工作服，匆匆出門去上班。
一九六八年歲末的最後幾天，下了一場大雨。媽媽的隔離審查依然遙遙無期，看不出一點兒鬆動的跡象。那個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傳揚著一個震撼世界的聲音。收音機裏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和爸爸麵對麵坐在桌旁，聽完了最新指示，誰也沒有說話。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學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我對爸爸說：反正，上山下鄉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麽？爸爸的眼睛盯住我問。臉上的肌肉**了一下。
我想……我想報名到黑龍江去……同學說，有黑龍江建設兵團和農場的名額，是發工資的……
我知道說出這個決定需要勇氣。我不是要去浙江農村，而是去中國地圖上最頂端的北大荒。我說得結結巴巴很吃力，因為我的眼前不僅坐著爸爸，還有爸爸所代表的媽媽。媽媽尚被關在牛棚，“黑龍江”這三個字對於媽媽來說，意味著一次生死未卜的長久分離。
不行！在你媽媽回來之前，你哪兒也不能去！爸爸斬釘截鐵地答複我，扔下碗就走了開去。
自從一九六七年媽媽被隔離審查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終於去了北大荒，在這一年多媽媽不在家的時間裏，這個家，暫時是由我主持的。
學校裏停課鬧革命，後又複課鬧革命。但革命其實沒我們什麽事。一月風暴刮過了、革委會成立了、牛鬼蛇神都專政了、工宣隊也進駐了。我們這些“早晨七八點鍾的太陽”，在學校裏議論的，都是上山下鄉這個話題。
除了隔三差五去趟學校，我每天買菜做飯洗衣，剩下的時間，就從爸爸那隻“供批判用”的大木箱裏，找出一本本托爾斯泰或是屠格涅夫的書來看。那時爸爸為了多掙些錢，在艮山門的貨運站當裝卸工，有時跑煤車、有時去煤場挑煤，早出晚歸，很少在家，還經常要應付各地來外調的專案組，為他做地下工作時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寫交待材料。爸爸把他的工資都交給我保管。那時外婆已經老了，由媽媽贍養她的生活。我每月到郵局去一次，給外婆寄去二十塊錢。叔叔們都已參加了工作，可以負擔一部分奶奶的生活費了，我們還是每月再給奶奶十塊錢。餘下的錢，我便精心計算我們全家人一個月的夥食費。我就是在那時學會了買菜如何討價還價的。爸爸常常誇獎我說，你可比你媽媽能幹多了，你媽媽總是什麽都搞不清楚。
我和妹妹還養了四隻雞。嚴格說是妹妹一個人養的。我把養雞的事情交給她管，並且許諾說，如果雞下了蛋，先給她吃。可見那時我就懂得承包製的運用。妹妹果然積極性很高，每天早上把雞放到院子裏去，還把菜葉剁碎了拌上米糠喂給雞吃。過了幾個月，那隻蘆花雞真的下了蛋，以後每隔一天，妹妹都能撿到起碼一個雞蛋。我用紅藍鉛筆在雞蛋上注明它的出生日期，然後把它們放在一隻陶罐裏，按照它們的出生日期來決定食用的先後。每一個雞蛋都極其寶貴。嬰音每次總是蹲在旁邊看著我寫那個數字，等我寫好了，她就提醒我說：這個雞蛋是給我吃的嗎？我說，到第十一個，才能輪到你哩。這十個雞蛋，我們煮熟了，你給媽媽送去。這不能算我背信棄義吧。
我每次去給媽媽送東西，“黃頭毛”他們對我總是很警惕。大概是我那副自以為是的樣子使他們惱火。但他們對十一歲的嬰音卻未加防備。那雙爸爸連夜修好的鞋子，最後還是妹妹送進去的——機靈的妹妹居然在學校的圍牆邊上，發現了一個破洞，她小小的身子剛好能從洞裏鑽過去。那以後妹妹經常背著她讀書用的一隻草綠色的帆布書包，裏麵裝著我們給媽媽送的食物，從那個洞裏溜進學校去看望媽媽。妹妹背著書包走過那條小巷時，常常會有些同她年齡相仿的孩子，在她身後扔石頭，叫罵說：她媽媽是個大叛徒，打死這個狗崽子！妹妹一邊跑一邊哭，等到鑽過了牆洞，還得偷偷把眼淚擦幹，怕媽媽看了傷心。有一次下大雪，妹妹去給媽媽送菜，雪地本來就又黏又滑，那幾個孩子在雪地裏打雪仗，看見她來了就追。妹妹慌慌張張地跑，腳下一滑，摔了個大跟頭，書包甩得老遠。她撲過去撿起書包，緊緊抱著，一口氣奔出去老遠。等到渾身濕溻溻地見到媽媽，把那罐蛋燒肉從書包裏掏出來時，菜已撒了一大半……
妹妹直到上高中，還一直背著那隻書包。草綠色的書包上，留著一攤永遠洗不去的油漬。是雪地上那罐蛋燒肉的紀念。
十一歲的妹妹在這條秘密通道中來來去去，把爸爸寫的小紙條帶進去給媽媽，告訴她外麵形勢的變化和應該采取的對策。妹妹每次從媽媽那兒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媽媽交給她的東西——一個毛線團、一雙襪子什麽的，從她已攥得出汗的手心裏，小心翼翼地交給爸爸，從來也沒丟失過。聰明的妹妹竟然已經學會了從容不迫地對付那些專案組的大人，還會對他們作出假模假式的天真笑臉。可謂是“文革”時期的“地下工作者”了。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麽辦呢？
我走向那麽遙遠的北方，我什麽時候才能再見到媽媽呢？
我在校園的小樹林裏長久佇立，緊緊咬著嘴唇，望著遠處人聲鼎沸的北大荒農場的報名站。
北大荒——一個多麽遙遠的地方。然而，“遙遠”卻是一個擺脫眼前壓抑的唯一通道；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希望和期待；草綠色的棉大衣和綁腿，更是一個無法抗拒的**。當那個月夜我在小巷裏奔跑的時候，也許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媽媽自己的十九歲一樣。十九歲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齡。十九年中媽媽的臍帶始終如同救生圈繞著我的脖頸，輸送給我天邊的海市蜃樓和岸邊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跡象其實早就隱隱昭示，“文革”隻不過是使我終於下定決心，去咬斷自己同臍帶最後的那個連接點，義無反顧。
更何況，用媽媽自己的話說，她的審查是一場“持久戰”啊。我等待這“戰爭”的結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決，銳不可當。在我和爸爸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執之後，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攔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會設法告訴媽媽的，因為那隻會讓媽媽痛苦。於是我銷戶口、辦手續、收拾行李，一切準備工作進行得神秘而又果斷，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街上從早到晚傳來一陣陣歡天喜地的鑼鼓聲，一輛輛卡車載著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著紅花的知青，奔向廣闊天地。高音喇叭裏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聾……同這一切熱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媽媽顯得多麽渺小多麽懦弱多麽不重要嗬。媽媽像一片秋天的落葉，從我心上無聲地飄逝。
我決定瞞著媽媽走。一直瞞到我上了火車。我還決定不去同她告別。我怕看見了媽媽，心裏一難受，萬一就動搖了呢？
臨走的前一天，我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匆匆寫道：
親愛的媽媽，偉大領袖教導我們，一個有出息的文學家應該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你也曾一直這樣對我說。現在我就要到真正廣闊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多多保重。
我轉過身，“凶神惡煞”地對妹妹命令說：等我走了，你再把這張紙條交給媽媽。叫她不要哭，我會來信的。
吃過晚飯我就離開了家。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學的家裏。
那是一個初夏的清晨，陽光燦爛，紅旗飄飄。火車站人頭攢動，人山人海。我意氣風發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堅定無畏的臉上沒有一滴眼淚。車輪緩緩離開月台的時候，我的眼前突然閃過一張悲愴而憂傷的麵孔，她從千千萬萬的陌生人中掙脫出來，撲向車廂，溫柔地低聲呼喚著我的名字。那個時刻忽然一陣劇烈的頭痛襲來，疼痛撕裂著我的五髒六腑，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揉揉眼睛，麵前卻隻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綠色的軍裝晃動。我轉過臉去，城市裏破舊的房屋和街道漸漸退出了視線，迎麵吹來了遙遠的北方強勁的春風……
然而我相信感應。我明白頭痛是一種征兆。不久後我接到一個同學的來信，證實了我的猜測——就在我快走的那幾天裏，爸爸終究覺得這樣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讓媽媽知道，他還是叫妹妹設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訴了媽媽。爸爸希望媽媽能向工宣隊請假，允許她回來同女兒見上一麵。但工宣隊拒絕了媽媽的請求。那天後半夜，媽媽終於不顧一切地弄開了隔離室門上的鎖，手裏拿了一把掃帚，偷偷推開了學校虛掩的大門，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掃帚放在大門邊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趕回來，萬一讓紅衛兵發現，也可說是掃地，有個借口。可等她到家時，我早已離去，媽媽呆呆地望著我空了的床鋪，頓時傻了一樣。欲哭無淚，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趕回學校去。天已微明。卻偏偏就在校門口被專案組的出來上廁所的人撞上。為此，全校又召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批判會，批判她畏罪潛逃，妄圖翻案，對抗運動。媽媽在台上彎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個小時。批判會結束時，她已不會走路，腰椎間盤突出，大病一場。那年她四十五歲。
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對不起媽媽的一段往事。十九年來我同她相依為命，但我卻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不辭而別。當時，媽媽曆盡磨難的生命，已如遊絲奄奄係於千鈞。我的遠行，在她不堪重負的勞累和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中，猶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於我下決心去邊疆，而在於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時離她而去。要是沒有爸爸和妹妹，她怎麽還有勇氣活下去？這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解脫的愧疚和自責——當我離家北上時，我怎麽竟然會如此絕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費力地就把媽媽十九年裏一口一口喂給我的溫情、道義和童心，完全徹底地摧毀殆盡。我已不是媽媽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年以後，媽媽平靜地同我談起1969年的那次“叛逆”。出乎我們大家的意料，她卻有與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說我十九歲那年選擇了北大荒是一個生命的必然——既然遙遠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輕的媽媽夢中的呼喚；當我尚在媽媽腹中時，她已將向往飛雪與冰淩的基因植入了我的體內。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種幻想的結果呢？或許我那次毅然決然的行動，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種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精神的延續？在她女兒身上亦無法改變。
至此，媽媽在她對世事萬物的寬宥中，完成了她對自己的闡釋。
關於那塊節外生枝的紅手帕，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糾纏著我。
在北大荒最初的日子，我經常出現一種原因不明的陣發性頭痛。農場衛生所的大夫當然是毫無辦法。但我明白那是怎麽回事。我的心裏焦躁不安。我深信民間流傳的那種親人互相感應的說法，即使相隔千裏萬裏，親人的信息也能通過他們血脈相連的身體，傳遞、接收。
每當我頭痛發作時，我閉上眼睛就能看見媽媽蒼白的麵容，憔悴憂鬱，沒有一絲血色。她伏在木板床沿上，不停地寫著材料。或是跪在禮堂的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著同一個問題。她暈過去了、她在發冷發燒、她氣得渾身直打哆嗦、她咳出了一口鮮血……終於，她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憤怒地大聲喊起來……
我頭痛欲裂，心揪得緊緊。我死死按住了太陽穴，拚命睜大了眼睛。我的目光越過千山萬水，回到我故鄉的城市。我想那兒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事情，我甚至聞到了從學校操場上散發出來的血腥味。
辦公室裏，工宣隊對媽媽的審問正在進行。
——朱小玲，今天你要老實交代！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的問題已經審查了兩年，老問題不但沒有搞清楚，反而又發現了新的線索。你對抗**，是絕沒有好下場的，聽懂了嗎？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麽？
——好，我問你，你當年從天目山回到洛舍以後，有沒有用過一塊紅手帕？
——紅手帕？
——不許抵賴！據我們調查，那塊紅手帕是用紅絲絨剪的，手工縫的邊。有沒有哇？
——可能是有的。我認為紅色象征著革命，我做過紅手帕，還經常把它別在旗袍的衣襟上……
——那就對了嘛。那麽你老實坦白，你親手縫製紅手帕到底是什麽意思？是不是足以證明你在被捕出獄以後，還想千方百計打入黨組織內部啊？
——如果是這樣，你們就不應該懷疑我是叛徒了。
——不！恰恰相反！這恰恰證明了你企圖重新混入黨內，以便從事特務活動……
——你講話要有證據。
——不要心虛嘛，啊？我問你，抗戰時你在洛舍，有沒有逃過警報呀？
——當然逃過。警報一響，所有的人都懂得趕緊躲避日本鬼子的掃**。
——好，我再問你，洛舍有沒有桑樹地啊？
——當然有。河邊到處都是。
——好。那你在逃警報的時候，有沒有在桑樹地裏宣過誓呀？
——什麽宣誓？宣什麽誓？
——你的第二次入黨宣誓嘛，裝什麽糊塗？
——沒有！我既沒有在桑樹地宣誓，也從沒有第二次入黨。
——你還想狡辯！我問你，你認不認識一個名叫楊誌偉的人？
——楊誌偉？認識的。他是我們洛舍同鄉。當年他被捕時，還是我父親把他保出來。解放後，我聽說過他在仙居縣當農業局長……
——你既然認識這個人，這個問題你就等於承認了一半。人家交代得很清楚，你想要隱瞞事實，完全是癡心妄想。如果你繼續執迷不悟，就是罪上加罪。我們工宣隊決不會心慈手軟的！
幾天幾夜反複無常的拉鋸式盤問和審訊，媽媽總算弄明白，那個叫做楊誌偉的人，在外調中炮製出了一個關於紅手帕的故事，如此這般地莫名其妙：
……在洛舍時，有一次楊誌偉和她一起逃警報。先跑到洛舍小學的一間教室裏，他拿出一份入黨申請書讓她填寫，寫好以後，他和她坐著一條小船進了蘆葦**。四下無人，他們在一塊桑樹地上了岸，他在地上鋪了那塊紅手帕代替黨旗，讓她宣誓。宣誓以後，她就是洛舍黨支部的中共黨員了。那以後，他還同她一起到白龍潭去藏秘密文件，追來了三個國民黨兵，他拉了她一把，兩個人一起撲倒在水稻田裏……
媽媽隱隱記起這個楊誌偉。他原在埭溪開茶葉店，逃難時來到洛舍，就住在她家隔壁。此人不愛講話，一天總低著個頭，下巴尖尖的。右下頜有一顆很大的黑痣，痣上長著三根黃軟的長毛。她看他很苦悶很寂寞的樣子，有時就去找他談天，從他的談吐中，發現他的思想還算進步。她於是就告訴了他一些自己的事情，包括在於潛被捕的經過。他聽了，激動得下巴上的三根毛都抖動起來，稱讚她是女中英傑。又過了些天，她發現自己的日記本不見了，曾懷疑是他偷偷拿去，他卻死不認賬，也隻好作罷。過了幾個月，有人來告訴她，說楊誌偉不知為何被捕了，還是她求父親以鎮長的名義去把他保出來的。後來她就到皖南屯溪念書去了。不久新四軍北撤之後，他拿了一把雨傘就離開了洛舍，有人說他投奔了新四軍，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裏。解放初，一個解放軍的軍官曾到報社找過她，一見，竟然就是這個楊誌偉。這時他已是一個營教導員了。從那以後，兩人再未謀麵。
怎麽會忽然飄來這麽一塊子虛烏有的紅手帕呢？
楊誌偉編造了這個紅手帕的故事，究竟是為了什麽呢？媽媽倚在潮濕的牆壁上，絞盡腦汁苦苦思索。一時天花板上紅手帕漫天飛舞；水泥地上紅手帕逐浪翻滾。她的眼前深一片紅淺一片紅，紅得白一陣又黑一陣。刹那間她記起當年父親保他出獄回來，曾對她悄悄說過，這個楊誌偉，怕也不是好人，他們說他統統都招供了，說不定是個叛徒……
也許隻有一種可能：那次他被捕後，一直隱瞞了自己叛變的事實。而“文革”群眾運動的“地毯式轟炸”，使他難以蒙混過關，為了證明自己出獄後還在繼續為黨工作，就必須編造一套革命的行動，比如發展別人入黨等等。而他曾偷看過她的日記，對她當時的處境了解得一清二楚。是的，他必須造成一個繼續革命的假象，他隻有革命，才不會被革命所消滅。隻有陷害別人，才不會被別人所陷害。幾十年的“革命”曆史，教會了他“革命”的手段。他隻是東施效顰罷了。
媽媽在萬般無奈中，恰好收到了爸爸讓妹妹送來的紙條。爸爸也作出了同樣的判斷。他告訴媽媽，如今最有力揭穿楊誌偉誣陷的辦法，就是請求工宣隊，讓她和楊誌偉當麵對質。
……
我的頭痛時好時犯。每次頭痛都使我對七千裏之隔的江南老家，誠惶誠恐、提心吊膽。我和媽媽本為一體，互不可分；我曾說過，無論我走到哪裏，我都能聽見她的心跳，辨析她的每一聲歡笑和哀歎。即便遠在天涯海角，我依然無法坦然獨處。每一天，媽媽都與我同在。
頭痛最後一次發作時，我已是精疲力竭。但我似乎感覺到那將是最後一次了。“文革”的滔天巨浪正在漸漸平息。正如《依利亞特》那個故事所寫，天神們需要休戰時，地上便有了暫時的太平……
工宣隊終於決定把楊誌偉從仙居帶到杭州，同我媽媽當麵對質。在一片“打倒大叛徒朱小玲、楊誌偉！”“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中，媽媽悄悄看了那人一眼。隻見他瘦如刀削的臉頰側麵，劇烈地抖動著三根長毛，那毛色灰白，像老貓的胡須。那瞬間，她心裏倒覺得此人有幾分可憐……
——楊誌偉，你說你曾發展朱小玲入黨，為什麽我們在外調時，當年洛舍黨支部現在還活著的人，不知道這件事？
——按黨組織的紀律原則，當時我同朱小玲是單線聯係的。
——朱小玲，你為什麽要隱瞞你第二次入黨？
——如果1944年黨組織重新發展我入黨，說明黨對我很信任，說明我出獄後的表現很好，我有什麽必要隱瞞我入黨的光榮呢？
——你還要狡辯。楊誌偉的供詞鐵證如山，你再不老實，隻有死路一條！
辦公室的桌子上，一台老式的錄音機對準了他們。轉動的錄音帶，發出老鼠的吱吱叫。
——楊誌偉分明是捏造事實。隻要稍稍有一點黨的組織常識的人，都會發現其中的破綻：那時把我作為發展對象的，是天目山的黨組織；而楊誌偉的關係是在德清縣，我同他根本不相幹，黨組織根本不可能讓他來發展我。
——楊誌偉，朱小玲說的是不是事實？
——浙西特委徐珍同誌親口對我說過，朱小玲一直是黨的發展對象，她出獄後回到洛舍，讓我們繼續考察她……
——你撒謊！徐珍曾經要想發展我，還是我告訴你的。那是我被捕以前的事了，簡直牛頭不對馬嘴。
——那你當時特別喜歡一首詩，是一個叫蕭軍的作家寫的一本《八月的鄉村》裏頭的，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詩是這樣寫的：我要戀愛，也要自由，但是奴隸沒有自由……這，總是事實吧？
媽媽的嘴邊，露出一絲冷笑。——你都扯到哪裏去了呢？這大概還是你從我的日記裏抄下來的吧？這能說明什麽呢？你這樣煞費苦心地誣陷我，到底想要達到什麽目的？你到底想幹什麽？
……
從早上到天黑，對來對去，越對越糊塗。楊誌偉一口咬定那紅手帕，說得有鼻子有眼。有一陣子，連媽媽自己也懷疑起來，是否真有一段記憶，從她腦子裏無緣無故地抹去了？一塊塊血紅血紅的紅手帕在她麵前飄拂著，像一條流動的血河，澆灌著窗外枯焦幹涸的大地。她死死地抓住桌子角，隻要一鬆手，她也許就會倒下去。假如不是什麽紅手帕，而是小紅帽就好了。她在心裏對自己說。盡管在很久很久以前，她曾是多麽希望在這樣一塊象征著黨旗的紅手帕前宣誓啊……
周圍的人都開始打哈欠，工宣隊很不耐煩地敲著桌子。楊誌偉終於垂下頭去。昏暗的燈光下，她隻看見他慘白的鼻尖。
其實從他走進這個房間開始，他就始終沒敢正視過她。
有人把一疊厚厚的記錄紙遞給她簽字。密密麻麻的小字爬滿了橫格紙，但她的眼前卻是一片空白……
她就是在那會兒突然聽到那個聲音的。那個她曾經熟讀，卻在後來的許多年裏，被她忽略了的童話——
“可是他什麽衣服也沒有穿呀！”一個小孩子最後叫出聲來。
“上帝喲，你聽這個天真的聲音！”爸爸說。於是大家把這個孩子講的話私自傳播開來。
“他實在是沒有穿什麽衣服呀！”最後所有的老百姓都說。皇帝有點兒發抖，因為他似乎覺得老百姓們所講的話是對的。不過他自己心裏卻這樣想：“我必須把這遊行大典舉行完畢。”因此他擺出一副更驕傲的神氣，他的內臣們跟在他後麵走，手裏托著一個並不存在的後裾。
紅手帕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以後的日子，她寫了一疊又一疊的申訴材料。又過了幾個月，突然有一天，工宣隊把她叫去，對她宣布說：你的審查到此結束了，維持一九五六年的審幹結論。從今天開始，你可以回家了。
紅手帕無中生有從天而降，又莫名其妙隨風而去。
媽媽恢複自由以後許多年中，無論看什麽東西，眼前總是好像蒙著一層血紅的雲翳。
有一陣，聽說媽媽很想到仙居去一趟，去找那個楊誌偉問問，何苦要這樣害人？但她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那些自稱裁縫的騙子固然可惡，但如果沒有那個愚蠢的皇帝，是不會有皇帝的新衣的。她甚至自嘲地想，假如不是因為涉及“叛徒”這樣人命關天的“問題”，她就讓楊誌偉“發展”一回算了。一個杜撰的桑樹地裏紅手帕的故事，離奇曲折，聽起來還真挺讓人神往的呐！
又過了些時日，她聽洛舍來的親戚談起，說楊誌偉回家以後不久，就生肝癌死了。臨終前，他曾囑咐家人去買一塊紅手帕，與他同葬。
媽媽後來被確定為離休待遇，是幾年以後的事了。
媽媽說她像一塊收割後的田野，沒有果實，留下的隻是一片坦然，默默麵對藍天。
然而裴嫣注定了將要在最後一幕中再次出場。雖然她已經幾乎被我們所遺忘，但她卻無法忘記我的媽媽。晚年的裴嫣走出了她一生的坎坷，她將開始尋找和重溫青春最珍貴的那一段記憶。
裴嫣頗具戲劇性的出現，使我們的故事變得越發耐人尋味。
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個春天。媽媽忽然收到了一封寄自喬司農場的信。三十多年來音訊全無的裴嫣，就這樣從信上驚人地蹦了出來。那封信僅寥寥數語，隻說她已到了杭州郊區的喬司農場，希望媽媽能去看她。務必務必！一定一定！一切都等見麵詳談。
信紙上滿篇都是驚歎號。
裴嫣怎麽會到了喬司農場呢？爸爸和媽媽很費了一番猜測。
據爸爸分析，裴嫣的丈夫薑弘任，在一九四三年任武康縣長職務期間，因手下的人濫殺赤色群眾，並以他縣長的名義執行，他負有重大責任。鎮反時地方群眾要求公審他。一九五一年爸爸受審，就是因在上海搞地下活動時，曾經利用過薑弘任複雜的社會關係，因而鎮反一開始便受他的牽連爆發的。爸爸自己尚且如此，這麽多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像薑弘任這種身份的人，恐怕早就被鎮壓了。即使沒被鎮壓，必定也是活不過“文革”的。媽媽記得偶爾聽人說起，解放後，裴嫣在上海一家地區醫院當幹部，現在怎麽會突然到了喬司，會不會是她改嫁了一個當農場場長的丈夫呢？
爸爸說，算了算了，不去看她也罷。免得又節外生枝。
媽媽的眼睛一下子就紅了。她說：我如不去，她會瘋的呢。我知道她的脾氣。她若是要找我，就是非找不可的時候到了。
那是一個春日的上午，媽媽到了喬司農場。二十多年前的一個冬日，她曾帶著我去過那個地方。那次是去看她的丈夫，而這次，是去看曾把神聖的入黨申請書交到她手裏的裴嫣。幾十年間，是這兩個人，在迷惘中將她引領上進步的道路，先後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然而，這兩個人，卻先後到達了喬司這個勞改農場。革命——勞改農場。是一個無意的巧合麽？她悵然。
媽媽在農場場部到處打聽有沒有一個從上海調來的場長，都說沒有，隻有一個從上海來探望她丈夫的女人。媽媽按人的指點去敲門，門開了，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此人身材高大、紅光滿麵，笑吟吟望著她，隻是不語。媽媽有些發愣，麵前的人似曾相識……然而那怎麽可能？難道真的會是他麽？媽媽終於喊出聲來——薑弘任，是你！
裴嫣前來探望的丈夫，仍然是當年的薑弘任。一個在我爸爸媽媽心中早已死去多年的人。
幾十年一言難盡的遭遇，在這裏卻濃縮成幾分鍾時間便打發完畢——解放後，薑弘任任上海市工商局的秘書科長。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也受到隔離審查，案卷送交市委，一位主要領導人的批示是八個大字：此案已閱，容後再議；這樣他便被保了下來。一九五五年肅反時，市人民檢察院給他作了“免予起訴”的結論。但到反右以後，浙江德清縣人民法院，堅持向上海要回薑弘任，並判處二十年徒刑，送去勞改，一九七五年被特赦。薑弘任獲釋後，因上海報不進戶口，暫時就地安置在喬司農場。裴嫣一直在上海一家醫院工作，幾十年來曆經審查，確定為脫黨，但否定了她被捕後有叛變或出賣行為，所以還保留了一般幹部身份。至此，裴嫣已可謂是死裏逃生的老運動員了。薑弘任到了喬司以後，裴嫣每個月都專程從上海來這兒看望丈夫。他們的三個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一個在新疆，一個在江西，隻有一個留在上海，一家人東西南北分散四處，唯一的安慰總算是身體都還健康。
裴嫣的頭發花白，眼角的魚尾紋如波浪起伏。幹澀的麵孔和佝僂的身影上，媽媽已難尋覓裴嫣當年的美麗。
三雙眼睛默默地互相注視，欲哭無淚，欲說還休。
一隻喜鵲從窗外飛過，喳喳叫著；一隻烏鴉落在房簷上，呱呱叫著。喜鵲與烏鴉永遠都在同奏著一支悲與喜的交響樂。
他們那次見麵以後不久，全國開始清理曆史遺留的冤假錯案。我爸爸向省公安廳和報社重新提出了申訴後，要薑弘任也抓緊時間向原判法院提出申訴。但薑弘任竟笑眯眯地搖著頭，連連說，不不我不想申訴了，隨它去吧。過去那麽多年，我給毛主席、陳毅、鄧小平都寫過信，沒有用！一點用都沒有！如今的情況難道還會有什麽不同？我爸爸說他糊塗，爸爸說即便沒有用，他也要堅持申訴，哪怕一直到死。經我爸爸這麽開導，薑弘任總算答應試一試，將信將疑地給德清人民法院遞送了申訴狀。結果不久後，就在我爸爸平反的同時，他也被正式撤銷了原判。恰逢一九四八年前後曾在上海領導過地下工作，曾負責與薑弘任聯係的那位領導同誌，從北京調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他過問了薑弘任一案，念及薑弘任在大上海解放時曾有立功行為，他的戶口遷移問題隨即順利解決，曆時三十餘年的離散後，全家人終於團聚，得享天倫之樂。
遠離媽媽的日子裏不斷折磨我的間歇性頭痛，在那個新的時代來臨後，終於奇跡般地悄然而止，不治而愈。
那一年春天，在他們眼中，呈現出從未有過的嬌豔與嫵媚。柳絲青青，桃花灼灼。春雨迷蒙的三月，爸爸媽媽、裴嫣薑弘任夫婦，四人結伴，重遊天目山。
他們似乎注定了要在暮年時重回一次天目山。天目山因此是一個起點也是一個終點。
山坳深處的巨石“仙人跳”依舊兀立。沿石怒放的杜鵑如一排滴血的腳掌，走過了崎嶇漫長的曆史，在此稍事歇息。四周林木森森、草葉葳蕤、山岩陡峭、空穀傳聲。“仙人跳”像一個夜夢中的天使，又像一個白日裏的魔鬼，從遙遠的往事中浮現。媽媽和裴嫣曾從這裏“起跳”——然而裴嫣沒有跳過她至高無上的愛情，跌落在自己心設的陷阱；媽媽也沒有跳過她至尊至愛的平等自由之夢，最終回歸於她童心的幻境。“仙人跳”是一個永遠的謎語。也許根本就沒有人能跳過“仙人跳”？除非是仙人。
——其實，當年我讓你填了那份申請表格以後，你就算是中共地下黨員了。應該算是。但解放後，我不便再堅持這個說法，因為你後來被捕過，如果是黨員，你的麻煩就更大了。不過現在，也許你應該去要求改正一九五六年的審幹結論，交涉恢複你的黨籍，我能幫你證明的……
裴嫣蒼老的聲音，模模糊糊從媽媽耳邊傳來。
不，這並不重要。對於我來說，那些本來就是無所謂的……媽苦笑著，搖了搖頭。她好似還有什麽話想說，卻沒有再說下去。
山巒霧氣中，“仙人跳”下浮漾起當年的歌聲和笑聲，像一個逝去的夢，若隱若現。水鄉是一個夢。“方小”是一個夢。四壁堅冷的囚籠更是一個夢。好夢壞夢美夢噩夢，絢麗的夢繽紛的夢血腥的夢赤紫的夢——也曾輝煌也曾淒涼，終是脫不去那殷紅的底色。
但人生仍然不能沒有夢。沒有夢的人生，白天太蒼白，黑夜太漫長。正是因著噩夢終究會醒，而好夢總也不能成真，人類才周而複始地循環著，循環著人類實現理想的那個痛苦的軌跡。
媽媽和她那個時代許許多多人一樣，親手炮製了那個美麗的夢。她的一生始終被夢魘所糾纏，她的希望湮滅在自己的夢裏。
她是那個夢的結果。但她恰恰也是那個夢的原因。
遺憾的是，我卻始終沒有見過裴嫣……
當那些夏日和秋季的**臨近尾聲之時，另一種冬天的景象緩緩鋪展開來。一個故事結束了，還有新的故事即將開始。由於我和她們都已無法退出這一場二十世紀震驚天下的紅色風暴，就使得我在後麵的敘述，都仍將被置於那一層似紅非紅、似黑非黑的底色之中。
我始終沒有弄清楚，那究竟是因為什麽。
在我的記憶中，奶奶和外婆一直彼此敵視、相互憎恨。很多年裏，她們作為兒女親家，卻老死不相往來；即便有時暫且不得不同住於一頂屋簷之下，也形同路人，從不說一句話。她們偶爾擦肩而過，便向對方投去厭惡的目光，或是小聲地嘀咕著各自家鄉的方言，多半是一些怨恨的咒語。反正，她們誰也無法聽懂。
這兩個女人，恰恰都是在她們的兒女結緣後不久，丈夫便先後死去，於是她們形單影孤，隻得依靠我的父母生存。她們出身於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兩個人又恰恰都生就一雙未纏的大腳。
外婆生於湖州，嫁於洛舍；奶奶來自南國的廣東新會，又從上海輾轉杭州；——幾乎從一開始，她們就認定了對方為異鄉和異己，因而難以相容相處。自我出生以後，麵對這個不幸的家庭中不斷襲來的厄運，越發加劇了彼此間的責難，互相越發心存芥蒂。於是，她們後半生的歲月，就在這樣默默的怨懟與惱恨中，消耗殆盡而去。
這場“冷戰”持續了幾十年。直到外婆和奶奶相繼離世，她們仍然沒有互相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