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喜歡陳春舟這個名字。外婆過世後的15年中，每次我默念這個名字，就有一幅淡淡的水墨畫，從水鄉的石橋和漁寮中，慢慢浮現出來。一葉扁舟，從遠遠的天邊駛來。春水碧藍，木槳咿咿呀呀地搖過湖灣，桑樹的倒影下，漾起一圈一圈的漣漪……
即將結束她少女時代的外婆笑吟吟地坐在船頭，一條灰藍色的大魚，從她身後撲哧一聲跳起來。魚尾甩下一粒粒金色的魚子在清澈的水波裏沉沉浮浮地**開去……
外婆十八歲那年春天，由一條帶篷的大木船，載著她一船的嫁妝，從湖州來到洛舍。她娘家與未來的夫家，祖籍同是丹陽。父親是個秀才，在湖州城裏也開麵店謀生。家境還算優裕，從小便送她在一所教會小學念書。所以外婆不但識字，還會念幾句英語。可惜生不逢時，解放後當了反革命家屬，那點文化隻留給她自己讀書消遣，從此沒有派上用場。
知書識禮的外婆很是賢惠。據媽媽說，太婆還活著的時候，全家人每天吃飯，外婆總是站在一旁伺候，等到公婆與丈夫用膳完畢，她才可動筷。有一次，不知外婆犯了什麽過失，媽媽親見太婆抓著外婆的頭發，往牆上撞，外婆隻是一聲不吭聽其發落，待太婆氣消放手，又默默走開去做事。
年輕時健康壯實的外婆，卻是命中無子。生下一男一女，都得了七日臍風死去。太婆做主，從橋頭抱來一個棄嬰，也就是我的媽媽，外婆得知真情後，卻視如己出。後來又領養了我七個月的舅舅，從此再沒有生養。我心目中的外婆，是世界上除了媽媽以外，最親近最疼愛我的人。我長到十幾歲，奶奶有一天對我說，你外婆不是嫡親外婆，我反倒對奶奶心生了幾分反感。
外婆在洛舍鎮上很有人緣，人都說我外婆生性開通，爽直豁達。但外公好像從來也沒有真正喜歡過她。他和她雖然名字裏都同有一個“春”字——春穀和春舟，事實上兩人卻無緣恩愛。媽媽說也許是因為外婆不夠漂亮，外婆的身材粗壯，臉上有幾粒淡淡的麻點。所以年輕時的外婆，永遠都在跟蹤和盯梢我尋花問柳的外公，當外公的風流韻事又一次敗露時，賢淑的外婆會變得像一頭瘋狂的獅子，衝到那女人家去大吵大鬧。她似乎不能容忍妻妾製，這也是她接受了部分新思想的代價。外公的不忠是外婆心裏永遠的隱痛，外婆成為一個獨立自強的女人，必須等到外公五十三歲時死去以後。
外公活著的時候，外婆豐厚的陪嫁曾是她唯一的輝煌和驕傲。那隻木船從娘家運來的全套紅木家具，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揮之不去。鑲有精致雕花的梳妝台、麵湯台（洗臉架）、衣櫃、寫字台……在後來我媽媽一無所有的年月中一件件運往杭州，殘缺不全地支撐了我們的居舍。那整整兩籮筐的鑲金餐具，每隻碗底上都蓋有“陳”家的紅印，最後也被一隻隻打得七零八落。想起外婆的時候，我總是聽見那些精致的瓷器一件件摔在地上的啪嚓響聲，而外婆的麵容卻在金邊的碎片中一點點複原為一個整體。我最喜歡的是一對鍍著銀邊的菱形座鍾，鍾麵上鑲著黑色的羅馬數字，鍾擺的兩邊各有一隻寒暑表，白色的水銀柱在鍾錘金光爍爍的擺動中，上升又下降，溫度便與時間同在。每到夜晚，小鎮的街上靜寂無聲，從外婆空曠的房裏傳來座鍾嗒嗒的響聲，像一記記輕捷的腳步從屋頂走過，準確地度量著人生……
我還記得那隻紫紅色帶蓋的米粉桶。扁扁圓圓的，桶上有一柄弧形的把手，把手兩端刻有雲霧狀的木雕，龍飛鳳舞的。蓋子與桶之間幾乎看不出縫隙，蓋子卻能隨意**。如果把桶翻過來，桶底上還有“陳”家黑色的印章，和一個大大的“義”字。那是一隻神奇的木桶，在後來的許多年裏，外婆每次來杭州看望我們，總是用它盛滿了各種好吃的東西。我們把它一搶而空，下一次它重新又變得滿滿……
印象中的外婆永遠穿著深藍或湖藍色的衣褂，府綢麵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纏繞而成，一個個依次排列，像即將結繭的臥蠶。她喜歡把頭發往後梳攏，抹上頭油，一根根紋絲不亂，然後紮成長長的一把，再在後腦上細心挽成一個發髻，扣上絲線發網，烏黑油亮。我至今保存著一張照片，是她和我媽媽在上海外灘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著一件開襟的絨衣，迎風而立；側麵的發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飾物，慈祥的外婆風度而又風光。
舅舅卻說不是。他說你沒見過年輕時的外婆。那時她的頭上，總披蓋著一塊藍色的印花布，有點像帽子；身上圍一條竹裙。竹裙是用藍粗布做的，齊膝，腰上打著無數密密麻麻的褶，像折疊的扇子也像古代一片片用線穿成的竹簽，所以叫竹裙。走起路來一擺一擺的，露出下麵寬口的褲腳。那時的洛舍女人都是這種裝束，幹活很方便。
我說，外婆好歹也算是個鎮長夫人了，她還要幹活麽？
舅舅說，當然要幹活啦。你外婆一輩子都在幹活。不幹活她幹什麽呢？鎮長夫人也是要幹活的。外婆從湖州剛剛嫁到朱家來時，你外公家還開著“朱萬興”那爿麵店。船上運來了麵粉，她也去幫忙卸貨，兩袋一百斤，她扛起就走，輕飄飄的，風一樣。她去河邊淘麥籮，洗淨端上曬幹，全是一個人做。人家都喚她大腳婆，大塊頭，她年輕時，真是什麽活計都會做呐！
我對於外婆的疑惑，便由此而生。
從我記事時起，外婆就是一個反革命鎮長太太，一個剝削階級的殘渣餘孽。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外公去世以後，“朱萬興”也在公私合營中被收歸國有，但外婆依然拿著一部分鎮上房產的定息。從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外婆逝世，即使在我們家庭最困難的時期，外婆仍然保留了她以往的種種生活方式——外婆的每一頓飯，是菜是湯是粥是麵，都由她自己精心製作，從不對付，決不含糊；媽媽每個月貼補給她的生活費，總是不到月底就已告罄；但即便外婆的身上已不名一文，她的衣衫依舊整潔、頭發依舊光亮，每日晚上，她依舊早早地上床，蓋上輕柔細軟的絲綿被，倚在床頭，守著半導體收音機，津津有味地聽著越劇戲文，悠悠入睡……
絲綿被也是外婆引以為榮的陪嫁之一。
所以外婆蓋的絲綿被是每年都必須重新翻做的。去掉被磨損墊硬了的那一層，再添上一層潔白如玉柔軟似雲的新絲綿，抖開如一陣風，泡沫般地充滿彈性，蓋上以後也是若有若無，輕飄飄滑溜溜的，這才是一種起碼可以挨著身子的東西。外婆若是沒有絲綿被，睡覺便如同苦役般地不可想象。於是每一年秋天，隆重而大張旗鼓地翻新絲綿被，是外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儀式。在她後半生拮據的日子裏，無論怎樣節儉，每年增添新絲綿卻是絕對不可節省的一項開支。絲綿被是一種對逝去了的歲月的懷念，是外婆對自己人生價值的認定，也是她生命的象征。在外婆日漸衰老、日漸潦倒的生活中，絲綿被是她最後的一個安慰。
於是，那個大腳大塊頭的外婆，和另一個慵懶於絲綿被下的外婆；那個勤勞能幹、吃苦耐勞，卻又固執地保留著奢侈習氣的外婆，在我的生活和心靈中，自始至終是以一種極其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麵目出現的。在很多年裏使我無所適從。
絲綿被是一個引子，一個魚餌。將為我們引發出以下的故事。但洛舍水鄉的蠶在一口口吐著銀絲時，卻不會想到，它竟然無意中編織了一個仇恨的繭子。
那是一個連桑葉都片片發出紅光的年代裏，才會有的恩怨。
奶奶二十二歲那年，被嫁到了廣東新會一個叫做長橋的村子。
奶奶有一個日月皆為之失色的美麗名字：黃嫦娥。據說她年輕時體態略胖，人稱肥娥。
據爸爸說，他的外祖父從十六歲就雙目失明，是個瞎子；但家境還算小康，娶了一個丫頭出身的女子為妻，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母。廣東沿海一帶民風開化，爸爸的外祖母不纏小腳，於是後來我的奶奶自然也就不纏小腳。奶奶的娘家不種田，卻不知為什麽把她嫁給了種田的張家。張家有六個子女，我的爺爺張老明是最小的一個。張老明的兄弟們，像廣東當時大多數男人們一樣，成年後，便離鄉背井，去南洋謀生。我爸爸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婚後孤身一人去了緬甸打天下。二伯母生下我的一位堂兄，生下來就沒有奶吃，靠自家養的一頭奶牛給他喂奶，故自幼被人喚做牛奶。牛奶哥長大又結婚生子，卻沒見過他的父親。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叔公，才兩手空空從緬甸回來，貧困潦倒，幾年後在故鄉終老，落葉歸根。我爸爸的三個姑夫，婚後都去了馬來亞，但從此杳無音訊。他的大姑媽靠著一根扁擔，從杜阮挑到江門，給人擔貨為生，據說後來去了馬來亞，尋找她的丈夫，也是黃鶴一去再未回頭，生死難測。
奶奶嫁給了張老明，一過門便分了家。僅分得兩間泥牆屋，結婚時又欠下不少婚債，得由兩口子自己償還。幸好黃家有個叔叔在上海做水果行的老板，爸爸的大舅舅便將他的妹夫，也就是我爺爺，帶去上海做事。那是一九二四年，我爸爸剛剛出世。
於是我的奶奶獨自一人撫養著我的父親，留在新會鄉下。留在那個遍地蒲葵、蔗田、荔枝、香蕉碩果累累，卻依然貧瘠窮困的廣東老家。她用一根寬寬的粗布背帶，將我幼小的爸爸兜在她的後背，在南國的炎炎烈日下，光著腳板踩入滾燙的淤泥，一個人耕種著家裏的三畝水田，另種番葛和煙葉，每年還養一頭大肥豬。我爸爸說他是在母親的脊背上長大的，整日裏他都浸泡在母親的汗味之中。那根粗布的背帶每天濕了又幹、幹了又濕，奶奶的脊背永遠呈現著一種紫紅紫黑的顏色。背帶又長又寬，在身後托住孩子，然後繞到前胸，在胸口上打上一個交錯的大叉，又穩又牢，小孩覺得舒服，大人也不累。這是廣東一帶的勞動婦女，世世代代沿用的一種特製的“搖籃”，專為“育崽”之用。十幾年後我奶奶從新會去了上海，也沒有放棄這根背帶，並最後將它帶來杭州。每年夏天，奶奶都要鄭重其事地將它拿出來在太陽下晾曬一番。記得爸爸曾經企圖利用它，來對我和妹妹進行階級教育，媽媽發現後很覺新奇，從此每年帶學生下鄉勞動，她便用這根背帶來背行李鋪蓋，據說效果極佳。
外婆的絲綿被和奶奶的背帶，是兩個不共戴天的極端。
勤勞而智慧的廣東人，若是不殺向南洋，在貧窮的大陸，廣東人謀生的目標便是繁華的大上海。三十年代上海經濟的迅速發展，曾得力於浙江寧波、江蘇蘇北等地，大量商務人才和勞動力的湧入，而擅長經商的廣東幫，正是這支外來勞動大軍的主力之一。我的爺爺在上海虹口區吳淞路（又叫廣東街），一家我奶奶的叔叔開的水果行裏，經手幹鮮果品貨物的批發進出和采購，過了十一年，才算積攢了一點錢，終於將我奶奶和念小學的爸爸，接到上海定居。奶奶臨走時將老家托付於爸爸的二伯母，也就是牛奶哥的奶奶。一九三五年，我的奶奶多年的等待到了頭，似乎是苦盡甜來，總算可做一個靠丈夫奉養的城裏人了。
然而好景不長，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上海“八一三”淞滬一戰後，海運中斷，在上海的廣東人，生意難以為繼。爺爺隻好帶著全家，重新回到廣東老家種田。到了冬天，地主的田開始招標，確定來年的地租。爺爺投標種煙葉，好在有三舅從上海寄報紙來，張老明每天閑來讀報，日子過得還算溫飽。到了1939年，日本人打到廣州，江門淪陷，公路上望得見日本人的裝甲車隆隆開過，隨時都會有小股的日軍騷擾鄉民。爺爺聽說上海的生意已經恢複，便又帶領全家，重返上海。
我奶奶這一次離開新會老家，是一次悲壯的訣別。那年她三十九歲。直到她九十歲在杭州逝世，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過。
晚年時的奶奶，經常一個人獨坐於窗前廊下，閉目養神，口中念念有詞。那聲音若有若無，像一群蜜蜂嗡嗡飛來又飛去。沒有人能聽懂她在說些什麽。她居住了將近四十年的杭州，於她依然陌生；那個匆匆而過的上海城，在她的記憶中也許早已不複存在；唯有遙遠的廣東老家，長喬村口那株四季常綠常青的大榕樹，在她腦海裏永遠蒼翠明豔。但她卻注定了終生客居異鄉。在如此孤獨與漫長的日子裏，誰能知道她的心中，存有怎樣一個難解的情結嗬……
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爺爺微薄的工資收入，顯然無力讓家人住進租界，隻好搬入日軍占領的虹口武昌路一帶。後來連爸爸外祖叔的“恒源行”也被迫關門，爺爺失業，隻得設法做些小本經營的買賣糊口。一日經虹口乍浦路橋，遇見守橋的日本兵，隻因鞠躬慢了點，被日本人用槍托敲、皮鞋踢，打得遍體鱗傷。一次去蘇北販油，得了傷寒，回家後大病一場。奶奶無奈，為了一家生計，便用那背帶背著我兩歲的姑姑去走單幫，步行到蘇州、昆山、安亭鄉下去販米，過鐵絲網時，日本人的一條大狼狗奔來狂吠，嚇得她魂飛魄散。然而那三十多斤的米精疲力竭地背到上海，賣給人家，卻所賺無幾。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我爸爸回到上海，奶奶還在武昌路擺小菜攤。那些年日子的艱辛，可想而知。
年輕時的奶奶，含辛茹苦，任勞任怨，具有傳統婦女的全部美德。她既然嫁了張老明，便嫁雞隨雞、心甘情願地跟著張老明漂泊異鄉、四海為家。爸爸和叔叔們記憶中和敘述中的母親，顯示了廣東鄉下勞動婦女盡善盡美的本色。但他們展現給我的過去年代那個奶奶的影像，卻與我出生後所熟識所共處的奶奶，實在有很大的差別。我真想說，我所見到的奶奶不是這樣的啊；我還想說，後來的奶奶肯定不是你們所說的那個樣子，你們有沒有搞錯啊？
記敘一個真實的故事並不容易。尤其是當著真實不那麽美好，甚至令人難堪的時候。
不過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事情本來究竟是什麽樣子，已經不會讓我發生特別的興趣了。我關心的是為什麽，後來為什麽會是這樣的呢？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麽事？還是其實原本就是如此？
我隻得對奶奶的在天之靈，先說一聲對不起了。
我願意相信，杭州是奶奶的一道門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生沉默寡言的爺爺在上海病逝。年僅五十一歲。失去了依傍的奶奶，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不得不遷居杭州，投靠她的大兒子。新中國建國初期，我父母均為革命幹部，又時有稿費補貼家用，撫養奶奶一家人的生活自然不成問題。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奶奶搬到杭州不久，“鎮反”運動一開始，爸爸媽媽便相繼被隔離審查，緊接著爸爸又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送去勞改。全家人的生活重擔，一下子全部壓在了我媽媽的肩上。我媽媽瘦小的身軀，將要負擔奶奶一家人、連我在內總共七八口人的生活。
盡管媽媽對奶奶好言勸慰，說有我在就有全家人的活路。奶奶的心裏，仍是忽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她自從嫁到張家，在上海時，實際依靠的還是她娘家的關係；如今丈夫撒手人寰，唯一可依賴的大兒子又翻船落水，不僅兒子要依靠媳婦支撐，就連她和幾個孩子，從此也隻能靠兒媳救濟了。
天性倔強的奶奶無法接受眼前的事實。倔強是張黃兩家不謀而合的遺傳基因，甚至頑強而固執地遺傳到我，也許還將繼續遺傳下去。
然而窘迫的現實，卻使得這種倔強完全沒有發揮的可能。她沒有任何一點生存的能力，她唯一能做的，是到城隍山上去撿些燒火的樹枝。
她不想依靠，而又不得不依靠。這種無奈的依靠又使她終日惶惑、令她滿腹委屈與憤懣。她的思路堵塞，終於是沒有了發泄的出口。
她不可能公開藐視她的兒媳。這畢竟與情理有悖。
她整天蝸居在家，她的生活中幾乎沒有一個外人可以提供她藐視的機會。
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杭州，是奶奶後半生的擱淺之地。陌生的杭州城，小街小巷幾乎聽不見一聲廣東鄉音。她走出上海廣東街的同鄉之圈，邁入了杭州這道門檻，猶如走進了一座封閉的牢籠。
於是當我的外婆出現之時，這個操著一口她完全不能聽懂的洛舍方言，這個基本無法與她進行語言交流的女人，便莫名其妙而又順理成章地，成了她對眼前的處境表示極度不滿的當然對象。
時隔多年，奶奶和外婆均已作古。沒有人記得她們之間這場持續了幾十年之久的紛爭，導致她們最初失和的起因了。
叔叔說大概是為了你淘氣的舅舅；可舅舅說還不是因為那該死的廣東話呀；但媽媽說不，媽媽說，是由於絲綿被。
是的，是因為那條絲綿被引起的。
那年冬天奇冷，爸爸已被送去喬司勞改。奶奶一家人蜷縮在西公廨破舊的小樓上，牆壁四麵透風，寒氣襲人，奶奶和叔叔們，五個人隻有兩條薄薄的棉被。媽媽看不過去，就把結婚時，外婆給她做的一條絲綿被，拿出來給奶奶用。大紅色的緞子被麵，裏外三新。奶奶推辭了一番，還是蓋上了。那個星期天，恰好在技校讀書的我的舅舅，到奶奶家來找媽媽，舅舅一眼就看見了**的那條絲綿被。
七歲的舅舅隨口說了一句：咦，這不是我姐姐的那條被子麽？
奶奶有些尷尬。她覺得我舅舅這句話的意思，不明明是說，她的家，窮得連一條被子都要靠人施舍麽？而眼前屋裏的情形，又使她無法否認這一點。既然無法否認，臉麵上就很有些掛不住，而掛不住，一時又沒有辦法解脫自己，心裏頓時就有了幾分氣惱。
奶奶一向是很愛麵子也就是自尊心很強的人。她窮在廣東窮在上海，畢竟是自己窮自己的，輪不到別人來說三道四。如今卻是在杭州這個舉目無親的鬼地方，兒子一去不回，靠著兒媳婦過活，原本就滿心的不自在。麵前卻又蹦出來個半大的小夥，一臉的神氣，好像是她占了他家的什麽便宜，她心頭的火氣，便旺旺地躥了上來。
啥個稀奇呢？你姐姐的被子？她用廣東話說。
嫁了我兒，連你姐都是我家的人哩。她又說。
這是我奶奶一貫的語言方式。她必須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她雖窮但人窮誌不窮。她剛剛敏感到了她和親家之間的差別，她全部的神經便被緊急調動起來，決心要捍衛自己貧窮的尊嚴。在以後的幾十年裏，她一直用這種口氣對周圍所有的人說話。她時刻高度警惕著，隨時準備還擊敢於冒犯她的人。
舅舅愣在那裏。他聽不懂她剛才說了些什麽。他隻是從她戰栗的眉眼和漲紅的臉上斷定，她那些奇怪的話語分明不甚友好。
我姐姐到哪裏去了？他隻好先將話題岔開。
叫你姐姐來也嘸用哦。她回答。她誤認為他想叫姐姐來核實關於絲綿被的事了。他想讓他的姐姐來給他撐腰了。他還要挑撥她們婆媳的關係哩。於是，緊接著她又說了一句：沒有這條被子我也凍不死噢！你以為稀奇？
最後這句話，恰恰被舅舅聽懂了。在洛舍素有“小鋼炮”之稱的舅舅，當即火冒三丈。他已容忍了她剛才那一連串令他摸不著頭腦的話，而那些話毫無疑問都是在指桑罵槐。他覺得自己的忍耐已到了極限。既然是凍不死、既然是不稀奇，難道還有硬要塞給你的道理？於是舅舅一怒之下，三下五除二，卷起了**的那條絲綿被，夾在腋下，氣衝衝奪門而去，將樓梯踩得咚咚直響。又回頭大喊一聲：你這個老太婆，不講道理！
偏巧我外婆幾天後來杭州看病，在我媽媽教書的學校宿舍小住了幾日。媽媽不想讓外婆看見她婆家的窘境，加上語言不通，自然就沒有安排親家之間的互訪，卻又在無意中對奶奶說起母親來杭州的事，奶奶便認定了那天舅舅所為，必是受我外婆挑唆。她將絲綿被的風波遷怒於我外婆，而外婆等於舅舅、舅舅等於外婆，他們商量好了合夥來欺負她這孤兒寡母，自然是為了離間她的兒媳，使我的媽媽疏遠她厭煩她從而不再孝順她這個婆婆，以便有借口不再與婆家人同甘共苦……
這實在是一樁心造的冤情。糟在沒有審判的法官。
奶奶從來都是一個製造理由的能手。在她長達九十年的漫長生涯中，她始終表現出抽象思維的天才。那條絲綿被給了她充分想象的餘地，使她有機會編織起一個合乎自己需要的邏輯之網，將我的媽媽、外婆和舅舅，從此一網打盡。
那條無端生事的絲綿被，後來被媽媽重又送還給奶奶。媽媽責備了弟弟，還得向婆婆婉言解釋。奶奶十分勉強地接受了媽媽的道歉，然後驕傲地把那條絲綿被作為褥子墊在**，執意將那輕柔的絲綿，在她的身下一日日壓成一塊堅硬的棉餅。
奶奶似乎是贏了。贏得有點惡毒。
外婆默默無言。但外婆不能原諒。
吐絲的蠶，織被的繭，卻不防從中飛出了一隻惹是生非的蛾子。
似乎就是從絲綿被的風波開始，奶奶和外婆這兩個外鄉人之間的關係，逐漸變得十分微妙。語言的障礙突然降為次要，另一種富人與窮人的心理落差，循序上升。絲綿被便是她們之間不平等的明證；在外婆一方，因此而有了輕視的權利；在奶奶那一方，因此而有了嫉妒與否定；貧富之怨成為一股回旋的衝擊波，空穴來風，構成了我們家庭內部，幾十年中一場隱形的“階級鬥爭”。
有階級就會有鬥爭。千萬不要忘記。
外婆和奶奶這兩個本不相幹的老女人，並非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而是因著兒女的一根情絲，就此狹路相逢，走到一起來了。天地很小，小得隻有一間陋室，然困獸猶鬥，窩裏猶鬥，其樂無窮。她們並不因對方都是喪偶的寡婦而同病相憐，也不肯為外界的險惡景象、為兒女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相濡以沫。她們將自己的種種厄運和日積月累的心理傷痛，暗中歸咎於對方；在相互的憎恨中，獲得小小的滿足。